山川网：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称，2020年一季度，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2.7%，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下降3.0%，实际降幅小于全国农村居民1.7个百分点。
此前，国家统计局已经发布了一季度全国居民收入情况如下：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561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0.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3.9%。
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691元，名义增长0.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3.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41元，名义增长0.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4.7%。
一季度我国贫困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分别相当于同期全国居民整体人均收入水平的37.6%，27.5%和69.3%。
2020年一季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情况
一季度，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元。进一步平均到每一个月，差不多就是本文标题中介绍的人均月收入1073元。
具体到收入来源看，一季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192元，比上年同期增长0.3%；人均经营净收入1037元，增长0.1%；人均财产净收入44元，下降0.5%；人均转移净收入945元，增长9.2%。
而根据目前我国实行的对贫困地区的进一步分类，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44元（折合每月1048元），增长2.6%；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85元（折合每月1062元），增长2.0%。
关于上述特定贫困区域概念的问题，大家先不用太着急，下文中我们会有更为向西的介绍。这里，我们先来看看官方层面对于一季度中国贫困地区农民收入情况的相关解读——
一、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农村居民
一季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比全国农村居民高1.8个百分点，实际降幅小于全国农村居民1.7个百分点。
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情况看，一季度，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44元，增长2.6%，增速比全国农村居民高1.7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下降3.1%，实际降幅小于全国农村居民1.6个百分点。
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情况看，一季度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85元，增长2.0%，增速比全国农村居民高1.1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下降3.7%，实际降幅小于全国农村居民1.0个百分点。
二、工资性收入和转移净收入保持增长稳定了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
受疫情影响，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复工较往年延迟，2月获得的工资收入明显减少，但春节前务工收入较快增长及节后各地优先组织贫困劳动力返程返岗和外出务工，部分抵消了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一季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192元，增长0.3%，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10.6个百分点。疫情期间，各级政府通过及时足额发放养老金、扩大临时救助范围、提高救助水平等方式，加大社会保障和救助力度，一季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从政府获得的包括养老金、社会救济和补助、政策性生活补贴、报销医疗费等在内的转移性收入人均359元，增长10.7%。在这些措施作用下，一季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945元，增长9.2%。
三、一产经营净收入较快增长支撑了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略有增加
在疫情冲击下，一季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二三产经营净收入339元，下降10.4%。
其中，住宿餐饮、交通运输仓储等经营净收入受疫情影响下降较多，分别下降27.7%、21.2%。一季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一产经营净收入699元，增长6.0%，主要是受到生猪等畜牧产品价格同比大幅上涨的影响，人均牧业经营净收入298元，增长27.2%，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21.7个百分点。在一产经营净收入较快增长的带动下，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1037元，增长0.1%。
所谓的贫困地区，其标准是什么
贫困是相对概念，而非绝对概念。就像在一部分人眼里的贫困是食不果腹，另一部分人眼里的贫困是没房没车，还有一部分人眼里只要无法肆意挥霍都算是“贫困”。
对于个体如此，对于地区同样如此。想要确定一个地区是否属于贫困地区，那么首先就需要有一个对应的标准线，或者将之称为“贫困线”。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该标准也是动态变化的，需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调整。
那么，我国现行的贫困线标准是多少呢？2016年我国贫困线约为3000元，2015年为2800元。
中国目前贫困线以2011年2300元不变价为基准，此基准可能不定期调整。2011年确定的贫困线标准，农村（人均纯收入/年）贫困标准为2300元，这比2010的1274元贫困标准提高了80%。
按2011年提高后的贫困标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300元人民币/年），中国还有8200万的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13%，占全国总人口近十五分之一。
中国标准虽然与同期国际标准仍有一定差距，但是相较十年前的差距水平，应该说有了较为长足的进步。经过此次大幅上调，中国国家扶贫标准线与世界银行的名义国际贫困标准线的距离为史上最近。国际贫困标准（国际赤贫标准）为一人一天1.9美元（按照最新汇率，约合年收入4896元）。
此外，2008年以前中国政府设定两个扶贫标准，即绝对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1986年的绝对贫困标准为206元，2007年为785元；2000年的低收入标准为865元，2007年底为1067元。2008年，绝对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合一，统一使用1067元作为国家扶贫标准。
关于中国贫困线标准的设定，各方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多数人一般持相对偏低的意见。这背后的原因显然是多方面。首先是中国是个人口大国，总人口超过14亿人，贫困标准的任何细微调整，涉及到的相关人群总量都是非常大的一个规模，由此带来的相关扶贫任务的强弱也会大有不同。
其次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中国本身仍旧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论在经济总量上我们已经达到了世界上怎样的排名，但是在各项人均数据上我们都还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准，远无法和老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拼社会福利。所以在扶贫工作上，我们的方式同样是循序渐进、步步为营、量力而行的。
最后，就是关于贫困究竟能否通过“扶持”这种方式得以真正被改变，本身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多数长期以来均相对贫困的地区，存在本身即不适合发展经济的诸多先天缺陷。这也是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讨论的对象——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中国贫困县数量及其现状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即国家级贫困县。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国家曾将中西部地区扶贫开发任务重、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592个县（旗、自治县、市辖区）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2017年，国务院扶贫办相关负责人曾表示：1986年我国首批确定了331个贫困县，1994年、2001年和2011年共进行了三次调整，基本政策导向是让发展水平好的县退出，将更穷的县纳入扶持范围。进入了脱贫攻坚期，全国的贫困县包括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还有680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县，扣除这两个数字间的交叉数字后，全国贫困县总数是832个。
上述资料图是相对早期的一份国家贫困县全国分布图。大家可以清楚看到，除东部沿海省份外，国家贫困县在国内广泛分布。特别集中于华北、华中、西北、西南等地区。
其中有多个片区，其分布情况十分密集，呈现出带状、片状分布的情况。在下文中，我们会对此类区域再进行单独的介绍。这里，我们先来看看截至最新，国家级贫困县的数量及具体分布情况——
截至2020年4月29日，国家级贫困县分布于中国7个省级行政区内，共计95个。在所有省份中，贫困县最多的是云南省，共有38个；其次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为22个。
云南省（38个）：会泽县、施甸县、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镇雄县、彝良县、永胜县、宁蒗彝族自治县、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景东彝族自治县、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永德县、武定县、屏边苗族自治县、元阳县、红河县、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绿春县、文山市、麻栗坡县、马关县、丘北县、广南县、富宁县、弥渡县、云龙县、剑川县、梁河县、泸水市、福贡县、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广西壮族自治区（22个）：隆安县、马山县、上林县、融水苗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德保县、靖西市、那坡县、凌云县、乐业县、田林县、隆林各族自治县、昭平县、凤山县、东兰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巴马瑶族自治县、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化瑶族自治县、忻城县、天等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0个）：阿克陶县、英吉沙县、莎车县、叶城县、伽师县、墨玉县、皮山县、洛浦县、策勒县、于田县
贵州省（9个）：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晴隆县、望谟县、纳雍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赫章县、榕江县、从江县
甘肃省（8个）：镇原县、通渭县、岷县、宕昌县、西和县、礼县、临夏县、东乡族自治县
四川省（7个）：普格县、布拖县、金阳县、昭觉县、喜德县、越西县、美姑县
宁夏回族自治区（1个）：西吉县
多年来，国家级贫困县政策在帮扶落后地区发展方面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也隐藏着不少疑问：贫困县的标准是否应该重新界定？如何终结“争当贫困县”现象？贫困县进退机制是否该重新核定？国家级贫困县的政策是否该作调整或取消？
以上这些问题，显然都有待时间的进一步验证和给出答案。
中国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有几个？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2011年，根据地理上的连片性、致贫原因和资源条件类似性的原则，在全国划定了11个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加上享受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和新疆南疆三地州，共14个片区680个县。2016年起，新疆阿克苏地区享受片区政策。
相较于单个的贫困县，全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基本覆盖了全国绝大部分贫困地区和深度贫困群体，一般的经济增长无法有效带动这些地区的发展，常规的扶贫手段难以奏效，扶贫开发工作任务异常艰巨。
其中，11个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具体包括：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等区域。
想要了解以上地区为何出现连片状贫困区，我们需要对这些地区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解——
六盘山区
六盘山，是中国最年轻的山脉之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谈及六盘山区时一般指广义上的六盘山。
广义的六盘山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南部、甘肃省东部。南段称陇山，南延至陕西省西端宝鸡以北。横贯陕甘宁三省区，既是关中平原的天然屏障，又是北方重要的分水岭，黄河水系的泾河、清水河、葫芦河均发源于此。
秦巴山区
秦指秦岭山脉，巴指大巴山脉。秦巴山区就是指长江最大支流——汉水上游的秦岭大巴山及其毗邻地区，地跨甘肃、四川、陕西、重庆、河南、湖北六省市，其主体位于陕南地区。
武陵山区
武陵山区东临两湖，西通巴蜀，北连关中，南达两广，是中国各民族南来北往频繁之地。武陵山区幅员辽阔，因其地区大部分地处武陵山脉而得名。区内聚居着汉、土家、瑶、苗、侗等民族，汉语方言的西南官话使用量最大，少数民族的语言有苗语，侗语，土家语，瑶语，瓦乡话等。武陵山区大部分地带属于扶贫攻坚规划里的新概念武陵山片区。
乌蒙山区
乌蒙山区是指乌蒙山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行政区划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主战场之一。包括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毗邻地区的38个县（市、区）。其中四川省13个县、贵州省10个县（市、区）、云南15个县（市、区），是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远山区、贫困地区于一体，是贫困人口分布广、少数民族聚集多的连片特困地区；国土总面积为11万平方公里。
滇桂黔石漠化区
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涉及云南、广西、贵州三省（区）的15个地（市、州）、91个县（市、区），是全国14个片区中扶贫对象最多、少数民族人口最多、所辖县数最多、民族自治县最多的片区。国家林业局共承担了16个、水利部共承担了13个全国重点县的帮扶任务，帮扶县数在310个参加定点扶贫的中央单位中位居前两位。
滇西边境山区
滇西地区包括云南省保山、丽江、普洱、临沧、楚雄、红河、西双版纳、大理、德宏、怒江10市州，共56个县，其中4/5的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农民人均受教育年限仅5.2年，素质性贫困问题十分严重。滇西地区少数民族众多，56个民族中有26个生活于此，民族文化多彩纷呈，历史悠久，但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很多特有文化面临失传。滇西地区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国际区位优势明显，保证该地区经济社会稳定十分重要。因此，扶贫工作意义重大。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大兴安岭是兴安岭的西部组成部分，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黑龙江省西北部，是中国保存较完好、面积最大的原始森林，是内蒙古高原与松辽平原的分水岭。大兴安岭北起黑龙江畔，南至西拉木伦河上游谷地，东北-西南走向。大兴安岭南麓山区，覆盖了黑龙江、内蒙古、吉林三省（区）5个市（盟）19个县（旗）。
燕山－太行山区
燕山西起张家口万全和怀安境内的洋河，东至山海关，北接坝上高原，七老图山、努鲁儿虎山，西南以关沟与太行山相隔。广义燕山系指坝上高原以南，河北平原以北，白河谷地以东，山海关以西的山地，狭义则指上述范围内窄岭、波罗诺、中关、大仗子一线以南的山地。
太行山脉位于山西省与华北平原之间，纵跨北京、河北、山西、河南4省、市，山脉北起北京市西山，向南延伸至河南与山西交界地区的王屋山，西接山西高原，东临华北平原，呈东北—西南走向，绵延400余公里。它是中国地形第二阶梯的东缘，也是黄土高原的东部界线。
吕梁山区
吕梁山，广义上即整个山西西部山脉的总称，自北而南包括芦芽山、云中山、关帝山、紫荆山、龙门山等，向西南延伸入陕西境内。吕梁山为一自然地理分界。吕梁山以西为黄土连续分布的典型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山地以东黄土断续分布。也是重要的分水岭，山西为黄河晋陕界河段，山脉东麓为汾河谷地。
大别山区
西起湖北省应山县，东至商城、罗田、金寨、英山、霍邱、霍山诸县，蜿蜒于豫、鄂、皖3省边区间的一条北岭山脉。西从光山县入境，沿东南边界逶迤，呈东西走向。
罗霄山区
罗霄山脉是几个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形成的山系，位于湖南省和江西省的交界，是两省的自然界线，也是湘江和赣江的分水岭。北方是幕连九山脉，南方是南岭地带。
这些地区往往自然地理相连、气候环境相似、传统产业相同、文化习俗相通、致贫因素相近。但想要改变，却十分之困难。
结合上文我们分享的2011年国家划定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我们再来和下面的这份“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农村18片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进行下对比。
事实上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许多地区几十年过去了，依旧还是处于连片贫困地区的名单。只不过伴随着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收入水平也随之有相应的提高。但是，贫困标准也在不断提高，最终这些地区只能继续贫困下去。
对于以上大面积地因地理与历史原因而长期无法脱贫的地区，频繁投入资金人工帮扶只能起到治标作用。而如果想要治本，综合中国实际国情及操作的性比价，促使以上地区的更多（年轻）人走出大山，近乎是唯一可行的途径。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与大自然及诸般非人类生灵无限争夺生存空间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将一些原本即并不适宜大规模人口聚集居住生活的地区归还自然，于人类于自然，方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共生。
但目前的现状看，通过直接资金补贴的形式显然更容易操作。从某种维度讲，贫困更像是一种吸骨榨髓的疾病，既具有强烈的继承性，且对于个体乃至群体的身体及精神都会有极强烈的侵蚀作用。
“穷则思变”更像是一种愿望，而实际的情况是贫困会让贫困者长期深陷其中无力自拔，且不愿做出任何改变。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如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山里人”下山后入世生存技能，那么被动等待接济，就将在未来长期持续下去。
而只依靠接济，最多能够解决温饱，却永远真正摆脱贫困。
注：本文各章节首幅插图，均取自腾讯图片拍摄于四川大凉山的《三餐》，真实反映贫困山区儿童的一日三餐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