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宝木笑
2012年12月14日，美国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发生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8人丧生，其中20人是儿童，6人为成人，还有1人为枪手的母亲，那是美国历史上死伤最惨重的校园枪击案之一。近六年的时间过去了，除了时不时在我们的新闻上看到彼岸再次发生枪击案的消息，或者类似《美国“独狼式”枪击案频发 枪支管制悬而未决》的评论之外，对于当年那些事，特别是那些遭遇灾难的家庭，我们只是感到一种遥远和模糊。当莉安侬•纳文以此案为背景创作的小说《剩下来的孩子》在欧美引起巨大震动,继而在大陆出版，我们看到了灾难的后续故事，看到了不幸中更深的悲伤，彼岸那些家庭承受的巨大伤痛变得不再模糊，太平洋隔开了我们所站的位置，却不能割裂人类共同的感伤。
《剩下来的孩子》并未将过多笔墨诉诸枪击案发生的现场，莉安侬•纳文将主要篇幅放置在灾难后一个家庭的疗伤过程。6岁男童扎克生在一个标准的美国中产之家，他有着相爱的父母和一个非常出色的哥哥安迪，生活对于扎克来说刚刚展开，一切都温馨而惬意。然而，枪击案在扎克和哥哥所在的学校发生了，大家没有想到一直以来和所有人特别和善的学校保安查理的儿子成为了悲剧的制造者，15名儿童遇难，扎克的哥哥安迪不幸就在其中。用“一切都在瞬间崩塌”来形容扎克家庭当时的状况并不为过，在得到噩耗的瞬间，扎克的妈妈“双膝坠地，发出了一阵‘嗷——’的声响，不太像人发出的，好像动物发出的，就好像看见月亮的狼人……躺在地上，闭着眼睛，全身蜷成一个球，胳膊抱着膝盖，哭啊，哭啊”，小扎克觉得“天就真的塌下来了”。
这确实是一个“天就真的塌下来”的噩耗，小扎克的家庭如果一定要用心理学角度进行解读，应该算是“急性应激障碍”了。如果说《剩下来的孩子》的明线是小扎克，那么暗线则是小扎克妈妈的心路历程。小扎克的妈妈完全崩溃了，从最初的震惊、不相信、到极度的悲伤愤怒、再到深深的憎恨，也许有的读者会对她对凶手夫妻的做法表示质疑，认为她在大庭广众之下数次激烈攻击凶手母亲的做法有些过分，然而从小扎克的视角我们明白他的妈妈原本是一个很温和可亲的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她迷失了自我。而小扎克的爸爸虽然表现得非常合格，非常男人，但我们发现其实这个男人的内心承受着同样沉重的心理创伤，甚至更让人难以平复，因为他无法像妻子一样宣泄。至于小扎克，我们看到灾难对于孩子的伤害其实是最大的，小扎克就在枪击案的现场，灾难让他处于极大的恐惧当中，以至于原本不尿床的他开始尿床，反复做枪击案有关的噩梦。
莉安侬•纳文正是用这样一个文本环境，展开了自己对于灾难后续创伤的双重解读。一方面如前所述，是整个家庭承受的应激创伤，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更多的伤害却来自最亲近之人的深深悲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剩下来的孩子》让“整个美国伤心落泪”，人们既因为小扎克哥哥的遇难和其父母的悲痛落泪，更有一重是源自小扎克自身。小扎克这个形象无疑是塑造得非常成功的，这是一个很乖内心很柔软的小男孩儿，哥哥安迪是在智商测试上大出风头并且在学校很受欢迎的“风云人物”，即使是在家里也得到了父母很多的关注。而小扎克就是那个乖乖呆在旁边，想要加入哥哥的行列却总被拒绝，但仍然安静地给人善意的小男孩儿，这种人物的设定往往最容易激发读者内心深处的爱怜。莉安侬•纳文将这种爱怜向纵深方向进一步予以展开：小扎克的妈妈因为巨大的伤痛变得性情大变，忙着接受采访攻击凶手的家庭，还在联络其他家庭准备追究其法律责任，而在家里则完全失去了情绪的控制能力，常常会与丈夫争吵，小扎克自然而然被忽视了。
而将这种爱怜推向巅峰的，是《剩下来的孩子》独特的叙事视角——儿童视角。整部小说是以小扎克的见闻和内心所感为视角的，作为母亲的莉安侬•纳文不但将小扎克母亲的心理描写得入木三分，更是较为成功地将一个六岁孩子眼中的世界揣摩得十分贴合。小扎克的年龄正是一个懵懂的阶段，他一面能够认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另一方面又无法理解成年人更多的行为和心理，因此当父母巨大的伤痛和悲哀波及到他时，他是手足无措的。妈妈和外婆喋喋不休地议论凶手那孩子心理如何扭曲，即使外婆示意妈妈小扎克在场，得到的回应却是冷冷的“反正他总要听到的”。小朋友的观察总是最细腻的，当小扎克很抱歉地说自己尿床了，他能够感受到母亲的敷衍，“她抱了抱我，但只用一只手，因为另一只手拿着PAD”。父母不停地争吵让小扎克惶惶不可终日，他最终在房间的小衣柜里为自己搭建了一个“藏身处”，手里拿着最喜欢的书《神奇树屋》，甚至后来问过爸爸一个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妈妈希望死的人是我”，六岁孩子口中说出的这一句话，确实让人潸然泪下。
如果我们硬起心肠从文学理论角度分析《剩下来的孩子》，这种儿童视角其实是不陌生的。儿童视角叙事是文本创作者选择用儿童的眼光，即儿童的视角来观察世界，这其实是一种叙述策略。比如我们熟悉的莫言的作品就有着不少这样的实践，莫言的作品从《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开始，特别是后期的长篇《丰乳肥臀》、《檀香刑》等，儿童视角一直是其非常关注的叙事策略。以至于莫言在《四十一炮》的“后记”中这样写道：“罗小通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从年龄上看已经不是孩子了，但实际上他还是一个孩子。他是我诸多‘儿童视角’小说中的儿童的一个首领，他用语言的浊流冲决了儿童和成人间的堤坝，也使我的所有类型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之后，彼此贯通，成为一个整体。”儿童视角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本主题延展的内在需要，老辈人常说：“小孩儿的眼睛最净”，抛开一些迷信的成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儿童看待世界的眼光没有受到世俗习见、理性思维的影响和支配，具有一种无功利性或者说是纯粹性，当文本主题遇到跨越现实凝障的困难时，儿童视角的这种透视性和超越感就显得非常重要而可贵。
由此看来，莉安侬•纳文应该在《剩下来的孩子》的创作中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前面我们提到小扎克的父母，尤其是母亲陷入了崩溃之中，当时间流逝，这种巨大的震惊和伤痛转化为一种深深的愤怒和仇恨。特别是凶手的父母是这个家庭的熟人，而且小扎克妈妈以前就在儿子的麦金利学校上学，还是“查理最喜欢的学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这相当于是“亲人”一般的关系和相杀，这更增加了一种“回头”的难度。因此，我们看到当查理夫妇为了儿子行凶而来道歉的时候，小扎克妈妈完全是一种癫狂：“你们家那个神经病儿子杀了我的安迪，我的宝贝，你们还想来这儿，跟我们说对不起？……所有人都知道查尔斯就是个变态——你们看着点儿他就行了！你们为什么没有阻止他呢？为什么就不能阻止他呢？”如果莉安侬•纳文用成人视角，她将如何处理这个家庭的自我治愈，特别是选择宽恕的内容呢？情节和人物设定已经僵硬在这个拐点，强行扭转不但不合逻辑，而且将成为小说的硬伤。
正因此，儿童视角叙事是莉安侬•纳文作为文本作者的必然选择，更重要的是，《剩下来的孩子》的主题呼唤着一种孩子般的“透视”。《剩下来的孩子》的立意在“孩子”身上，通过枪击灾难中剩下的孩子小扎克，让人们开始关注那些悲伤的家庭，特别是受到极大创伤的孩子和父母：他们如何面对以后的生活，如何安放自己未来的人生。更远的主旨还在于解析他们如何化解内心的仇恨和不甘，如何在这个既不公平又充满反逻辑悲剧的世界行走下去。而现实生活中，各种复杂的因素已经支配和模糊了成人的头脑和眼睛，人们可以运筹帷幄却无法安排好自己的作息，人们可以用厚黑学纵横捭阖却找不到一个可以一起开怀大笑的挚友。面对仇恨更是如此，宽恕早已被戴上“犬儒”的高帽游街示众，数不清的职场文在教育一茬茬年轻人如何给惹过自己的人漂亮一击，《剩下来的孩子》应该引起我们在更广阔意义层面上的思索。
书中有一个细节值得我们深思，就是前面我们提过的小扎克的母亲对查理夫妇几乎癫狂的咆哮的同时，小扎克又是如何看、如何想的呢？小扎克在细细地观察大人的表情，“孩子的眼睛最净”，他们的眼睛就像是一个滤镜，将成人世界的很多东西都给滤去了，那是一种几乎原始的单纯感，反而直刺人心。小扎克在看着查理的脸——“我记得妈妈说那些很凶的话时，查理看妈妈的眼神，他苍老而骨头分明的脸上，眼睛瞪得大大的，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悲伤的一张脸”。继而，小扎克更看到了人的心——“爸爸说查理没受伤，我想，爸爸是说错了，查理受了伤的。他儿子也死了，所以他也很伤心，就好像安迪死了我们很伤心一样，但是查理比我们更伤心，因为他儿子杀了他的小天使，这比只是死了儿子还要惨”。
我们很熟悉的那句话叫：“一念天堂，一年地狱”，然而在小扎克的家里，实现这“一念”确实是件非常艰难的事情，那种痛楚并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化解的，那种仇恨也并非是几个道理就能消弭的，这完全是可以得到所有读者理解的。最终，是小扎克拯救了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小扎克的母亲和父亲之前已经因为枪击案引发的蝴蝶效应而分居，小扎克的母亲复仇的心几乎疯狂——小扎克定下“冒险任务”，去墓地看望每晚去和死去的儿子道晚安的老查理，让老查理和所有人都热泪纵横。悲伤虽在，但仇恨却不再扼住成年人的喉咙，因为大人们终于被小扎克感化：他们忙着舔舐自己伤口时，忙着争吵时，忙着仇恨时，那个经常被他们忽视，处处受着委屈，时时忍着悲伤的小扎克，却心心念念想让所有人活的好过些……
世人说“一念天堂”，佛家说“慈悲为怀”。虽然佛经中的慈悲含带着生缘、法缘、无缘等“三慈之释”，但从我们世俗的最初理解看仍然是慈爱众生并与乐为慈，同感其苦而拔苦为悲。慈悲，往往成为世人认定的“天堂一念”，但真的渐悟或顿悟这“一念”又谈何容易，明知“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最后却往往都成了“蜗牛角上较雌雄，石火光中争长短”。在这个意义上，小扎克带给我们感动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感慨，手腕上盘得油光的念珠反而不如小扎克说的那句话醍醐灌顶：“我觉得我应该画一张画纸来表示‘感同身受’”，这恰恰就是我们早已忘却的儿时的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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