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知音难觅，这是个千古不易的道理，而所谓的知音，当然是精神层面的高层思想交流中所获得的心灵愉悦。于是想到了伯牙与子期，想到了蔡锷与小风仙，想到了《红楼梦》里的宝玉黛玉，想到了他们思想层面的高层交流，想到了这些得知音之后的痛快与失知音摔琴时的悲伤，想到小凤仙帮助蔡锷逃出北京分离时的无奈（因为爱你所以要送走你），想到了林黛玉《葬花吟》里知音难觅，红颜易老的伤怀……于是进而想到了诗中的句子“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想到了穿越时空的假设里痛到心底的悲伤，与这句诗相仿佛的唐诗句子也有一句，是高适的《人日寄杜二拾遗》里的“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
（伯牙与子期知音的故事）
显然，这是一首写给杜甫的诗，我们前面的文章里说“杜甫一生忠爱李白，他是李白的天字第一号粉丝，经常写诗怀念李白，但是李白却极少写诗记起杜甫，原因是李白心里有自己的偶像，他心里再也装不下其他人了。这个偶像，就是孟浩然，其实孟浩然心底也有个偶像，就是王维，但王维更多的情谊，则给了裴迪……”其实，对于杜甫来说，他还是有个可以平等对话的知音的，真正的“你知我，我知你”，这个人就是高适。
高适在开元末年与杜甫相识，大概在744年又再度在河南与杜甫相遇，那时候与杜甫结伴同游的还有李白，三个大诗人在这一年的秋天一起过了一段欢快的生活，“他们有时在城里的酒楼畅谈痛饮；有时登上古吹台，南望芒砀山上的浮云；有时在黄昏时走上单父的琴台，北望没有边际的寒芜，好像能一直望到渤海的海滨”（冯至《杜甫传》）那一年，杜甫33岁，李白44岁，高适43岁。 三人各有大志，理想相同。畅游甚欢，评文论诗，纵谈天下大势，都为国家的隐患而担忧。这时的李、高、杜都值壮年，三人由此结下深厚的友谊。只是，这个类似“桃园三人”的友谊格局被李白的跳脱给打破了（李白是仙人般的性格，再加上李白和高适，后来分属不同的阵营，好像友谊也只能破灭了），只余下了高适和杜甫。
（李白、高适与杜甫古吹台欢饮像）
接下来是“安史之乱”，在家国动荡之中，高适在玄宗、肃宗朝局中都被委以实职重任，而杜甫一直到758年（肃宗立朝第一年），才终于在凤翔见到肃宗，当时拜见的情形对于杜甫来说是狼狈的，他衣袖残破，两肘露在外边，穿着两只麻鞋。肃宗给了杜甫一个官职，就是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上”的官职，这其实是一个重要的职务，任务就是看见皇帝的命令有不便于时，不合于理的，就提出意见，同时还有发现民间贤良的责任，但毕竟品秩太低了，既没有实权，俸禄也少得可怜，对于朝局完全没有任何影响，他没有机会参与重要决策，这跟高适差远了。高适在皇帝那里是被赏识的，曾任淮南节度史，平定永王璘的叛乱，就算最终由于脾气直，“负气敢言”，最终得罪了内臣李辅国等，被解除了兵权，仍有影响力在，到乾元二年，就是759年时，高适还是被任命为彭州刺史，虽然是被挤出了朝局中心，但还是实权在握的地方官。
也就是在这一年年底，杜甫因为俸禄根本没办法养活家人，于是流离转徙到达成都。高适听到消息后，立即寄诗问讯，并且馈赠了粮食（如果不是这些粮食，杜甫估计就饿死了）。到760年，高适又改任蜀州刺史（治所在现在的四川崇庆），这次离杜甫近，杜甫从成都赶去探望，此时，杜甫年将半百，高适已年近花甲，他乡遇故知，天涯相见，更觉情亲，短暂的相会，更加深了别后的相思，第二年“人日”这天，高适想起杜甫，写了这首诗，寄到了成都草堂。全诗的诗名就叫《人日寄杜二拾遗》，全诗如下：
（诗意图）
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身在远藩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
题中的人日，指的是农历正月初七，又称人节、人庆节、人口日、人七日等，是古老的中国传统节日。传说女娲创世，在造出了鸡狗猪羊牛马等动物后，于第七天造出了人，所以这一天是人类的生日，汉朝之后开始有人日节俗，到了魏晋后已开始重视人日，唐代更加重视人日；“杜二”是因为杜甫在家中排行老二，而“拾遗”是杜甫的官职。
起句单刀直入点题：“人日题诗寄草堂”，原因是“遥怜故人思故乡”。重点在于一个“怜”，为什么要怜呢，因为杜甫的生活极端贫困，常常饭食无继，而造成这样情形的原因是他们共同的故乡中原，正在战火中满目疮痍，想家又回不去，杜甫可怜，其实，高适自己也是可怜的。思念故乡的情绪导致初春的柳色都不忍心看，满枝的梅花也只不过是招人断肠罢了，越是美妙的景色，越让远方的游子怀念家乡，对于不管何时的人是一样的，“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
“身在远藩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高适是参预过国家政事的，但现在却远在蜀地，根本没办法参预朝政，而国家正在多难之时，干戈不息，这样的时代，正是高适这样的文武兼备的人大展雄图建功立业的时候，偏偏自己远离京城，身在南蕃。但心怀国家的高适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开怀抱，这多难的国这让他“百忧千虑”，不以自已。这时的中原在安史之乱之中，蜀地也并不太平，此诗寄出后的3个月左右，附近的梓州就发生了段子璋叛乱，可见，高适的百忧千虑是正常的。而这些忧虑的视角，是国家视角，是大格局的视角，跟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格局相似。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意图）
此后，高诗把视角放到了个人视角。“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生逢乱世，身在他乡，好友远在他乡，今年的人日已经是相思却不得相见，明年呢，在如此动乱的大环境里，人又在何在呢？这是时空转换的假设，更透出深深的哀痛，杜甫收到此诗后，读到此处，“泪酒行间，读终篇末”，提笔回复高适“叹我凄凄求友篇，感君郁郁匡时略”（《追酬高蜀州人日见寄并序》）。杜甫太了解高适了，他知道好友的郁郁不得志，正跟自己的报国无门同出一绪。
未来已无法把握，只能回头过往，发现很多事早已注定，“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高适曾隐居过一段时间，生活虽然困顿，但是闲散自适，哪知今天竟然辜负了随身的书剑，让它们跟自己一样老于宦途风尘呢？我已经很老了（60岁对于那个时代，的确是个不小的年纪）却只能居于这样的无足轻重的官位上，对于多难的国家无所作为，这使我愧对到处飘泊的友人。“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高适这里的“愧”，内涵丰富，既愧对国家而无计可着，愧对自己的一身才华，又愧对好友的漂零无依，甚至还愧对老友的艰难生活，杜甫的生活艰难是到了极端的，大概一年前，他还写诗向高适求助：“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试问，如果不是贫困无着，如果不是两人友情深厚，杜甫会伸着手向高适要吃要穿吗？高适这里的愧，也更见两人的交情深厚，杜甫的苦难生活，高适觉得自己是有责任的，这个国家里所有漂零的人，高适都觉得有责任，因此他“愧”。
（高适行旅图）
当然，后来两人的友谊还有继续，写这首诗之后的不久，高适曾经暂代过成都尹一段时间，两人空间距离拉近了，于是高适经常带着酒到草堂来访，实际是贴补杜甫的生活，杜甫自愧没有鲑菜招待高适，只劝高适多多喝酒，他向他取笑说：“白头恐风寒”，因为高适比杜甫年长，已经是满头白发了。在杜甫来说，除了李白，除了严武，高适算是他真正的友人，带着浓厚人间烟火气的实打实的友人，对于杜甫来说，高适这样的友人，要比李白那样的友人，靠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