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演到重场戏越哭不出了——走进“微笑抑郁症”

“微笑抑郁”听上去是如此的矛盾，事实上它却是潜伏在我们身边的隐秘杀手。在大多数人的认知中，抑郁症患者应该是孤僻、敏感、情绪低落甚至思维迟缓的，而在临床精神科医生的抑郁症诊断标准——《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中，抑郁症的诊断标准也包括了心境低落，对身边的事物和活动失去兴趣和愉悦感，活动明显减少，几乎每天都感到疲劳或精力不足、失眠或睡眠过多，很难集中注意力，不断自责、内疚，觉得自己毫无价值，可能会有自杀倾向等等。然而事实终有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喜剧大师、演艺明星、开朗少年等等总是在人群中扮演逗比角色的人，因不堪抑郁症的折磨猝然离我们而去，留给我们的是无限的震惊与叹息。

在医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我们都在强调“个体差异”这个名词，心理学也不例外。即使同为抑郁症患者，有的人表现出情绪低落、行动迟缓、思维减慢等典型的症状，也有一些人一边在强大的“假我”的面具下苦苦支撑着脸上的微笑，一边心中暗暗承受着抑郁症状的折磨。最近的一些心理学学术讨论中对后者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即“微笑抑郁”（smiling depression）。微笑抑郁并不是抑郁症的一种亚类型——它是一类抑郁症患者对自己病情的反应模式。“微笑抑郁症”患者同样有很多抑郁症的症状，如焦虑、疲惫与绝望，严重的可能导致失眠，丧失兴趣与性欲，甚至有自杀倾向。心理学家Rita Labeaune说，“和典型抑郁症不同的是，‘微笑抑郁’的患者并不是每天缩在床上，丧失与人交往的能力，而是拥有比较好的社会功能，甚至令人误以为社交能力比普通人更好。因此，很多家属在他们出现异常行为或者自杀时，都感受到震惊或者难以相信。”

之所以说 “微笑抑郁症”是隐秘杀手原因就在于，患者总是习惯性地隐藏起自己的真是心理状态，他们的抑郁不但很难被身边的人所感知到，有时候就连本人也难以发觉自己得了抑郁症。当他们感知到负面的情绪如洪水一般汹涌而来时，便会马上找到借口将其堵住，长此以往不良情绪越积越多，直到最后一根稻草将其压垮。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微笑抑郁症”患者的微笑并不是一种情绪的表达方式，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他人怀疑和掩饰内心的悲伤与羞耻感的防御机制。虽说防御机制是个人在精神受干扰时用以避开干扰，保持心理平衡的心理机制，但当这种防御机制被过度的或不当的使用时，我们也将深受其害。

从情绪管理的角度来看，这种通过微笑来隐藏自身真实感受的防御属于一种“表达抑制”的情绪管理策略，它是非常有害的。

斯坦福大学的James J. Gross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大学的Oliver P. John教授分析了两种常用的情绪管理策略——“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的区别以及它们在我们的情绪认知过程中的影响。

首先“认知重评”是一种“预先关注”的策略，它发生作用比较早，可能在我们做出接受情绪的反应之前，就改变了我们对于这些负面事件的看法。中国古代著名的《塞翁失马》的故事中，塞翁采用的就是这样一种认知重评的情绪管理策略。因此，“认知重评”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正面的情绪管理策略，是个人通过重新整理和理解情绪反应，来调节自己对于事件的看法。比如，每一个人在遭遇了一次重大的失败时，起初情绪都非常失落，采用“认知重评”的人会主动承认自己的“坏心情”，然后重新接收自己的情绪，将接收到的信息以更积极的方式来解释，一方面分析造成此次失败的各种原因，另一方面把这次失败看做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并且督促自己下次做的更好。

与之相反，“表达抑制”是一种“反应关注”策略，它在情绪发生时，并不是第一时间接受它而是注重抑制自己当下的反应。它在我们情绪认知的过程中作用得较晚，并且主要着眼于改变当时的情绪表达行为，而不是针对情绪本身进行处理。“表达抑制”，这种情绪管理策略则相对负面，是当情绪出现时，抑制将要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情绪表达行为，把自己的真实情感隐藏了起来。“微笑抑郁”的人就是如此。

James J. Gross的运用一个有趣的实验证明了，采用“表达抑制”策略的人更易遭受不良情绪的影响。在实验中，被试被要求观看一部可以激发负面情绪的电影，一半的被试者被要求在看电影时要隐藏起自己的情绪，并使观察者无法接收到他们的情感变化，即采用“表达抑制”；而另一组被试者则被要求在看电影的时候一直回想、思考自己接受到的信息，以保证他们不会以一种较为情绪化的方式来回应这部电影，即采用“认知重评”。

结果显示，那些“表达抑制”的被试者虽然表现出了更少的情绪表达行为，他们接收到的负面情绪却并没有减少；与之相反的是，以“认知重评”的方式看这部电影的被试者们普遍反映他们感受到了更少的负面情绪。随后，他们结合大脑核磁共振扫描结果、面部表情录像、志愿者给自己情绪的评分，得出结论：表达抑制减少了消极的面部表情，但反而增加了消极的情绪；认知重评则降低了不良情绪的强度。James J. Gross等人进一步研究了不同情绪调节策略的长期影响。他们发现，如果长期采用“表达抑制”作为策略，人们可能会感受到更多的焦虑，表现出更多的抑郁症状，而且往往更难对积极的信息和事件作出行为和情绪上的回应。此外，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会有类似“自己是不真实的”，“我的外在和内在是不一致的”，“别人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我”的感受。

在我们传统的文化中，或多或少的体现出对“表达抑制”的推崇，例如相传魏晋时期的名门望族谢家又一次夜晚时分突发大火，而谢安的儿子依旧从容不迫的穿好衣服，缓缓走出屋外，丝毫没有惊慌。这个故事要宣扬的是大家族玉树临风的气质，可当中却明明白白的体现出了主人公对自身情绪的抑制，无论是谁遇到突发意外，尤其是危及自己生命的灾难，怎能不惊慌、不害怕，适当的表达并无可非议，为何要如此极端的抑制呢？

大概是由于受传统文化中“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等淡定教育的影响，我自小就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孩子。小学时，每当考试成绩即将公布时，心里拼命的期望自己名列前茅，嘴里还要反复念叨“考得不好”。到了大学，身边的人、事、物一下子丰富起来，各种比赛、考试和竞选无论成绩如何，都要强迫自己表现得从容不迫，永远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久而久之，“表达抑制”成为我的一种习惯，在同学、老师、家人面前甚至是独处的时候，我都不能轻易的表达自己的喜悦、悲伤。在经历了一次对我来说极为创伤的情绪破裂之后，悲痛的心情溢满了我的胸口，但我却发现自己无法向任何人倾诉自己的感受，心头的憋闷似乎一点点在吞噬着我。每一次在我习惯性地微笑并且想要假装“一切都好”的时候，我的内心深处便会越发感受到与现实的脱离，感受到真正的自己是丑陋的、无法被他人所理解的。铺天盖地的怀疑埋没了曾经的意气风发，尽管在别人眼中我依旧是有能力、有想法、有自信的好青年，但在自己心里却认定自己一无是处。内心感受与外界评价的严重脱节更进一步加剧了我的孤独感，不被理解、不被接纳我似乎成了这个世界的旁观者，一切都那么虚假，都让人难以接受。为了寻求真实的感觉，我第一次尝试伤害自己，当小臂内侧被划出一道道渗血的印记，当疼痛沿着胳膊传到大脑时，我终于有了活着的感觉。但是任何一种感觉都是可以被适应的，疼痛也不例外，时间久了之后，即使划伤自己也只能感到麻木了，而为了维护在人前的光鲜形象，我不能再制造出更明显的伤口，这一度使我非常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