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病人”成为第二例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说“治愈”还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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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3月5日,据CNN最新报道,一名被称为“伦敦病人”的艾滋病患者在接受干细胞移植治疗3年后,病情得到了控制。该报道称,针对“伦敦病人”的病例研究报告将于本周发表在权威医学期刊《自然》杂志上。“伦敦病人”也很有可能成为全世界第二个通过该方法“治愈”的艾滋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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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几个值得注意的关键点:


1/这位“伦敦病人”被治愈了吗?

还不确定,但已停药,病情已持续18个月得到好转。

2/这种疗法能被大规模应用于艾滋病患者吗?

不能,这种疗法具有很大的风险,目前艾滋病人只要每天按时按量吃药,就能维持患者的长期健康。(艾滋病不是绝症,是慢性病。)

3/这是基因编辑疗法吗?

患者接受了干细胞移植,干细胞的捐献者是携带罕见基因突变CCR5-delta32的人,这种人对HIV具有与生俱来的抗性。

4/意义是什么?

这种治疗方法不适合所有患者,但为艾滋病的治疗策略提供了希望

5/很贵

因为骨髓移植与干细胞治疗高昂的价格,以及潜在的副作用,这种治疗方法其实本身也不具有可大规模推广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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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媒体报道中在用“治愈”这个词,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究竟什么叫"治愈"?


治愈是在无抗艾药物帮助下血液中无法检测到HIV病毒?还是全身无法检测到艾滋病病毒?


现阶段应该很难对艾滋病的“治愈”做一个明确的定义。


要知道,艾滋病作为逆转录病毒,除了血液外,还能侵入身体多个组织细胞的基因组。


进入细胞基因组后可以进入潜伏期,数年不产生HIV病毒。而这些潜伏的HIV病毒库(HIV latent reservoirs)可能在数年后卷土重来。


这次伦敦病人的报道,目前只是证明在血液中没有检测到HIV病毒,而其他常见的HIV病毒库是否有HIV病毒并没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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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血液,由于被感染的免疫细胞可以进入身体各个组织,所以淋巴组织, 肠道系统, 神经系统,以及很多其他器官(如肺、皮肤、肝脏等)都可以成为潜伏的HIV病毒库[1]。


而这次的伦敦病人,目前已知只是在血液中没有检测到病毒


要知道第一例艾滋病治愈的柏林病人,可是自2007年后,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血液,大脑,淋巴组织,肠道,肝脏等常见HIV病毒库中,都没有检测到任何HIV病毒。


如果我们将“治愈”定义为全身都无法检测到艾滋病病毒,现在说他是第二例,有点为时过早。就算将“临床治愈”限定为血液,短短18个月也并不足够证明其效果。


一切都需要等确定其他HIV病毒库的存在HIV病毒与否才能给出答案。


从学界对该新闻的报道就看得出来。在一些大众媒体在标题中突出“cured” 或者“治愈”的字眼之时,科学媒体还是比较克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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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这篇Nature论文的作者Ravindra Gupta也只愿称“长期缓解(long-term remission)”, 而不愿使用“治愈 (Cured)”这个词。



因为骨髓移植与干细胞治疗高昂的价格,以及潜在的副作用,这种治疗方法其实本身也不具有可大规模推广的可能。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通过用CCR5突变的干细胞或者骨髓来取代病人原有的造血系统,与贺建奎的基因编辑疗法还是有根本的不同。


CCR5突变的干细胞只是在造血系统里去除CCR5的影响。由于CCR5在身体其他部分,比如神经元的移动以及连接的潜在作用,仅仅在艾滋病情有独钟的血液系统里去除CCR5肯定比全身去除CCR5的风险更小。


而贺建奎的基因编辑疗法是突变掉全身所有CCR5,其潜在的风险远高于在单一的血液系统移除CCR5。


但这不代表基因编辑疗法没有用武之地。


除了无脑一波全部拿掉的胚胎基因编辑,科学家已经开始探究特异性基因编辑的方法。


比如2月刚在Nature发文探讨用腺病毒载体搭载魔剪的AAV-CRISPR9系统在小鼠体内的应用,可以用于在特定器官进行基因编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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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该项研究中还是出现了脱靶,但也算为降低基因编辑的副作用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CCR5 的基因编辑疗法的意义是不小的,可当前的问题,是无法排除潜在的脱靶效应,以及无法避免在非造血系统敲除CCR5的副作用。


贺建奎在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之前一意孤行,其可能造成的后果不是CCR5所谓积极的意义可以弥补的。


如果有一天能在T细胞特异并精准移除CCR5的时候,我们也许才能真正开始谈通过编辑CCR5来治疗以及抵抗艾滋病。



Reference:

[1] Barton, K., A. Winckelmann, and S. Palmer, HIV-1 Reservoirs DuringSuppressive Therapy. Trends Microbiol, 2016. 24(5): p. 345-355.

[2] Nelson, C.E., et al., Long-term evaluation of AAV-CRISPR genomeediting for Duchenne muscular dystrophy. Nature Medicine, 2019.


本文摘于ViaX科研教育知乎机构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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