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出现以来，用过的管理模式多种多样，在同一宇宙，同为人类的基础上，所有的管理，有没有相同点呢？
秦朝时，中国进入又一轮统一，君主权力又一步趋集中，这些都是在每一次生产力大提升基础上发生的。
集权，似乎就是皇帝最大，但情况并非如此。君权为了保持存在和运行，其是需要伙伴的，这就是拱卫集团。
开国君主能耐都超级大，本事再强，其只是一股力量，如果有多股拱卫力量为其服务，君权则更稳固。
远古，有血缘关系的宗亲是第二股拱卫力量。
地盘扩展后，降伏的异族部落是第三股拱卫力量，也是潜力无限，一直被开发的力量源泉。
如商朝，其拱卫力量有彭、蜀、羌、庸、微等部落。
每一股力量，本质上都是具有异向，异志，离心力的，聚合管理，非易事也。
历史长河中，中外各种势力的聚合离别有无规律可循？其规律是否通用？
卢梭巜社会契约论》第一章，人，生来自由，但处处都是在枷锁中，想做别人的主子，却比别人更奴隶。
宇宙内的物际关系、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力量间的主次关系、君主与拱卫势力的关系，莫不遵循此原理。
貌似绝对强大、绝对权力、绝对自由的君主，自有天定规律枷锁来约束，这就是君主与拱卫势力合作的基础。
这种合作模式，借用卢梭的社会契约之义，暂且称之为，民主契约机制，中国人称之为道。
驱动此机制运行的内容物，称作民主契约精神，中国人称为德。
民主契约机制及其精神，不仅展示了君主与拱卫集团合作运行的规律，更全程揭示了双方聚合离别下权力之走向。
不同时代，不同的环境，明君会实行相对应的民主契约精神，在此催化下，民主契约机制下的权力会倾向于明主。
当然了，民主契约精神实行不合时代脉搏，不合拱卫集团的胃口，民主契约机制下的权力将会倾斜于拱卫集团。
民主契约精神及其机制，是管理的总框架总规律。
刘邦这个人，用技术性眼光评价，一无是处，其手下技术超强者众多，如何与这些拱卫者处好，多让利，让多利，是其一贯风格，也正因此，战胜了眼高心窄、贵族气息的项羽。
让利，就是民主契约精神的本质核心，就是撬动民主契约机制趋好于刘邦的催化剂。
汉朝建立后，仍是承接秦之局势，各国势力心存不服，如果实行集权此等尖锐对立的政策，必生变，愦于让利的高祖，自然会实行无为之策。
汉初的无为政策，是抓一放全，军权不掉，并非无原则退让，与美囯抓金融资本，放任一切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
汉初丞相权限之大，是任何一个朝代无法比拟的，丞相下辖有十三个部，皇帝却只有十个部，这是让利于拱卫集团的具体表现。
汉高祖的大让利，换来得是，拱卫力量的聚集，政治权和军事权上的主动，民主契约精神的协同，民主契约机制趋利于君主，在此基础上，铲除英布韩信等拱卫力量才会游刃有余。
民主契约精神，不但是大家公认的精神文化，还是执政能力的体现，本质上更是利益协同度的体现。
东汉末及魏晋两朝，权臣之所以串位成功，根源就是君主的民主契约精神不符合拱卫集团的需求，即精神文化认同度崩溃，执政能力不行，生存空间利益萎缩。
因此，民主契约机制启动，权力的重心倾向于拱卫集团，王与马，共天下局面出现。
民主契约精神如此重要，其却非管理的目标，效益，才是管理的最高目标追求，直接管理就是最出效益的，当然这是需一定铺垫的。
人类有时或迷恋于民主契约精神，或迷恋于管理方法，却模糊了管理的真正目标，习惯性的把二者当作管理终极目标。
由此就造成，或对某一个时代契约精神的固态崇拜，或对管理方法的非宏观痴迷，从而对一些管理方法产生误解和非议，误解最大的就是直接管理之集权，认为其是最不科学的。
当代吹嘘最科学民主的美国，却是最集权的国家。不同的只是集权的切λ角度，即从资本类切入。当这个切入角度优势渐失时，其集权的本质就越发暴露。
在封闭空间，在非开拓期，集权障碍之一就是拱卫集团过分强大。
不同时代，环境不同，集权的应用对策也不同。刘邦是有底线的大幅度妥协，刘彻是坚决打击，两种手法虽截然相反，却都在双方共识的民主契约精神范畴内。
后来者王莽，片面化机械化崇信契约精神之中的儒家精神，以为大势利于己，在契约精神的实际利益上，彻底与多数拱卫势力翻脸，再者自已手段平平，集权不成，尾大不掉的拱卫力量反而将其甩上了天。
刘秀，东汉建立者，一位有力度的明君，看其如何把控民主契约机制走向，形成利于自已的集权。
所谓明君，就是民主契约精神的迎合者引导者改造者，而非作对者。针对半游离于君权之外的拱卫力量，拉其子弟进入官僚制度体系、进入儒家精神体系是刘秀的主要对策。
民主契约精神及其机制，是人类管理的总框架大规律，适用于古今中外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