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影1-《唐山大地震》和《Extremely Loud，Incredibly Close》

《唐山大地震》，中国，2010

《特别响，非常近》，美国，2012

人生无常，旦夕祸福，天灾人祸瞬间发生。在旁观者眼中，灾祸可能激起强烈的情感，可能引发冷静的思考，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成一个简略的名称或代号，比如“5·12”，比如“9·11”，逐渐地，被时间淡忘。但是，那些被无辜卷入其中的人们，他们所遭受的重创，能否在时间中、在多长的时间中平复，恐怕也只有交由时间来回答。

电影《唐山大地震》（中国，2010）和《特别响，非常近（Extremely Loud，Incredibly Close）》（美国，2012）都把镜头推向灾难发生后的一个普通家庭。《唐山大地震》说的是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母亲元妮只能选择救双胞胎姐弟之一，最终她选择了“救弟弟”。震后，元妮独自抚养失去了一个胳膊的儿子方达，守着旧宅；姐姐方登奇迹生还，后被解放军收养；一家人互无音讯。直到32年后的汶川大地震，他们的生命轨迹重新走到一起。《特别响，非常近》说的是，9岁男孩奥斯卡的父亲死于“9·11”世贸中心的倒塌。一年后的某一天，奥斯卡无意间在爸爸房间发现了一封写着“BLACK”的信封和一把钥匙，故事就由这一把钥匙展开，通过一个孩子的寻找，串联起不同的家庭在“9·11”之后的生活际遇，奥斯卡也在一年多的寻找中走出自己的心路。

看得见的城市和楼宇可以重建，看不见的崩塌的内心更需要重建。内心的重建没有固定的图纸可循，也没有固定的时间表。两部影片，两小时左右时长，两个差不多大的孩子，心理危机如何化解，心理创伤如何疗愈，一个是32年的时间跨度，一个是472个“BLACK”名单。

想永远忘记的一个声音：“救弟弟”；

永远不想失去的一个声音：“你在吗”

地震发生时，方登7岁，23秒的强震中，她和双胞胎弟弟方达被同一块楼板压在两边。神志清醒的她清楚地听到，妈妈在救援人员的再三追问下说：“救弟弟。”在生死关头，母亲选择放弃同龄的姐姐，“救弟弟”这三个字让方登幼小的心再受强震，地震停歇了，内心的余震持续了32年。

“9·11”那年，奥斯卡9岁。那天，学校提前放学了，家里人都不在家。他打开电话留言，里面传来爸爸的6条留言，从第一条“我没事，不要担心我”，到“你在吗？你在吗？”再到最后一条只有环境噪声而没有爸爸的声音。奥斯卡打开电视机，画面呈现的是正在冒烟的世贸大楼。晚上，奥斯卡冲出去，在超市买回新的电话机，换下了这个留有爸爸最后声音的电话机，把它藏在衣柜里。

对于7岁的方登来说，妈妈的声音是遗弃，是绝望，是诀别，是不愿再去触碰的回忆。而奥斯卡面对爸爸的突然丧生，因为难以承受而拒绝接受。葬礼上他拒绝那个空空的棺材，他自己不知多少次回放爸爸的留言录音，他记得每次留言的准确时间，推算回忆自己在那个时段在做些什么事情。“太阳毁灭，8分钟后地球才会知道”（影片中奥斯卡的独白），爸爸离世一年，奥斯卡才开始尝试接受这一事实。

一个，不断地逃避；

一个，不停地寻找

方登幸运地获救并被解放军夫妇收养。之后的32年，忘却与逃离成为她一次又一次的生活选择。她平静地将养父找来的她亲哥哥的名片丢弃；她宁愿与男友分手成为单身母亲也不愿意遗弃腹中的胎儿；她与养父不辞而别，远嫁加拿大。直到在电视上看到汶川地震的报道，直到她回国参加志愿救援，在救灾现场看到另一位妈妈面临的艰难抉择。她不再逃避，决定和汶川偶然相遇的弟弟方达回家，看妈妈。

奥斯卡在一年后才敢进入爸爸的房间，不小心碰碎一个大花瓶。花瓶破碎，出现一个写有“BLACK”字样的信封，里面装着一把钥匙，这把钥匙成为他和爸爸新的关联。奥斯卡查到所有472个有“BLACK”名字的住址，开始了每个周末的“寻找Black”，他跟所有的人说他的爸爸，希望能够揭开钥匙之谜。有的人倾听，有的人拒绝，有的人说出自己的故事——恰恰是“9·11”之后众生相的缩影。钥匙没有给他带来关于爸爸的“答案”，却让他看到许多人如何生活，如何面对伤痛。最重要的，是让他看到了一直被他忽略的妈妈的爱。

逃避也好，寻找也好，处于灾难中的人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生存下来。生活给他们带来不幸，苦痛煎熬中，也有不期而遇的领悟。

一声道歉“对不起”；

一句独白“原来我可以”

在汶川灾区，方登参与救护的一个女孩被压在楼板下，救援人员告知女孩的母亲，只有进行截肢，女儿才能救出。这位妈妈面临两难选择，最终面无表情地决定“锯腿”。方登眼看着这位妈妈像当年自己母亲一样做出残酷的抉择。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在目睹截肢的女儿从废墟里被抬出的时候，这位妈妈撕心裂肺地痛哭和喊叫——在那一刻，方登紧紧抱住这位崩溃的妈妈，也刻骨铭心地理解了自己妈妈当年的割舍与苦痛。

方登跟弟弟方达回家，知道了妈妈一直守着旧家，一直不肯接纳新的情感，“我要是过得花红柳绿的，怎么对得起你们父女啊！”在爸爸的坟前，方登跪着抱住妈妈说：“对不起妈，是我折磨了您32年。。。”地震23秒之后的32年，到此时，母女俩内心的余震终于得以平息。

奥斯卡“寻找行动”的结果跟他预想的不同，找到的是钥匙的真正主人。这把钥匙提供不了更多跟爸爸的关联，甚至跟爸爸没有关联，奥斯卡再一次“失去”爸爸。

当他又撕又砸所有的物件时，很少在镜头出现的妈妈克制地拉住他，不间断地、平静地重复：“过去了，都过去了，爸爸去世了。。。”接下来，妈妈告诉儿子，她了解儿子的所有“寻找”。原来，当她知道儿子计划寻找“BLACK”时，就开始暗自先行造访孩子的寻找之人，告知自己孩子的相关情况，希望他们能够帮助儿子。每当儿子出门时，妈妈总是按捺住自己内心的担忧，无声地注视，默默地等待。

奥斯卡在妈妈的讲述中渐渐安静下来，他枕在妈妈的腿上，母子俩共同回忆起爸爸的点点滴滴以及寻找中的共同经历。这个怕听嘈杂声音、怕坐地铁公交、怕乘电梯、需要随身带一个铃鼓，用摇铃声驱赶恐惧的奥斯卡，终于能够在爸爸荡过的秋千上，自己越荡越高，“我以为没有他我活不下去，现在知道，原来我可以，爸爸会因此为我骄傲的。”奥斯卡给每一位造访过的“BLACK”写感谢信，他们共同走过，共同治愈。

正如两部影片结尾声明的那样，“影片人物都是虚构”，情节发展也充满戏剧性。然而，真实的生活永远比任何戏剧电影所能够展现的多出更多。谁也不想经历天灾人祸，但是，大大小小的生活变故谁也不能“例外”出去，内心的风暴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降临。这两部影片带给我们的，恰恰是说，生活，总要继续，也总能继续。爱与守望是自我最终的救赎。

2020-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