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暴雨，飞机迫降南昌，等候通知。到恩施的联接航班肯定赶不上，我连夜回家的愿望也只能落空了。
客舱内嘈杂和抱怨四起。但都与我无关，我平静而呆滞，脑中只剩来回放映着父亲过去的点滴和画面。
五月二日早晨，妹夫来电，告知了父亲病重，结肠癌晚期。消息如炸雷，撕裂和痛心瞬间弥漫。我决定立即回家。订到下午四点的航班，爱人便把我从舟山送到宁波机场。漫长的晚点后，傍晚六点多飞机才起飞，没想到却又被困南昌。这是我第一次经历飞机因恶劣天气迫降，就像我第一次经历父亲生重病一样，想要反抗，却无能为力。
几经折腾，到达武汉已近半夜十二点，只好换乘第二天一早的动车。我抵达利川比原计划晚了将近十二小时。在这十二小时里，我内心一直在遥望，遥望过去的父亲，遥望病中的父亲，遥望明天的父亲。望着望着，我竟觉着父亲的形象越来越模糊，他还是那个熟悉的父亲吗？我陡然惊醒，如此遥远的模糊仿佛远不似十二小时那么短暂……
想起来。上中学那时，为了强化学习，每三周回家一次。后来上大学了，因为太远，一年回家一次。再后来，工作更忙了，有时几年才回家一次。每次回家，感受到的都是亲情和团聚，其乐融融。父亲也一直鼓励我在外面要好好工作，不要惹事。那时，他一直是那个坚强可靠的父亲。偶尔也会发现他皱纹增多，但从未联想过他老了的样子。近几年，我尽量每年至少回家一次，有时是春节，有时是父母的生日。
原来我内心一直愿不承认自己是打工仔，但打工仔每年却有更多时间陪伴亲人。渐渐地我也明白，那只不过是为了可怜的尊严。我已经立志要多陪陪他们了。但事情来得太突然，防不胜防，让我措手不及。
我没直接去医院，母亲让我吃完午饭再去，而且我也需要冷静一下。打量着这个曾经熟悉的家，空空荡荡，我感到一丝凉气，少了些温暖。母亲在做饭，动作有些迟缓，我竟怀疑她还是那个我无比依赖和亲近的母亲吗？不禁又想到了医院里的父亲。
吃饭时，聊起父亲来，才得知他在近两个月里所经历的痛苦和煎熬。结果就是，最爱吃的肉不吃了，最爱抽的烟戒掉了，身体虚弱得有些厉害，声音听起来有气无力，脾气也变得莫名烦躁……我的天，那还是父亲吗？他应该是顶天立地，从不表现软弱的。我愤恨起自己来，家里的变化已如此巨大，只是我却从没认真感受过，即使感到异常，只要老人说没事，也未必放在心上。我终于明白，他们是在注视着我越走越远，想要留却又担心留不下，只好放松了捏在手里的风筝线，让我去遨游，但那手却被勒出了一道道血痕；我却依然对他们的痛苦不管不顾，反而加大力气想要奔脱束缚。
我身体回到了家，但心与家的距离却非常遥远，远得让我一时找不到方向，不知所措。
午饭后，跟着妹妹走进病房，看到父亲躺在病床上，他也立即注意到了我。片刻的对视充满复杂意味，他先开口问道：“你怎么回来了？”语气里有些虚弱，有些责备，又有无奈，或许还有期待。躲过他的眼神，望向窗外，我尽量控制住情绪，哽咽着回答：“你都这样了，我还能不回来吗？”父子之间的交流往往不需要太多言语。
这是他六十三年来第一次进医院。我靠近查看他的状态，发现他病得比想象的还要糟。他虚弱地躺着，一动不动，颧骨突出，暗红的表皮上布满血丝，目光乏力，眼窝下凹，形成的双眼皮看起来让人不适应，手背一片乌青，夹杂着细小麻点，那一定是打针留下的。他试图坐起来，却非常吃力，我只好小心翼翼地扶他抬起来一些。我尝试在心里对接印象中和眼前的父亲，但怎么也想不起具体的异同，只有些整体映像和模糊细节在快速转换。我下定决心，要好好陪他治疗，无论走到哪一步。
这家医院太小了，病房里住的都是老人。其实，父亲也是被硬拖过来的，如果按他自己的意思是不会来的。对于这种状况，我很无奈，老人生病不愿到医院，宁可在家等待，可是又能等到什么呢？或许是无知，总认为自己不会得大病，买药吃吃等些时候就会恢复，殊不知，拖延下去的后果只会更严重，甚至错过治疗的时机。以前也多次听人说起类似的情节，难道这就是一代农村老人的命运吗？
看到医院没给父亲用治疗的药，只是输了些营养药，我开始着急了。于是联系到武汉同济医院的朋友，也是父亲好友的儿子龚博士，他在那里的肝外科攻读临床博士。幸好他答应安排床位，当周日我们就赶了过去。
我和父母是乘动车去武汉的。父亲从未乘过动车，我和母亲就宣称动车是最舒适的交通工具，他就依了我们。可是，之后他一直在抱怨不如乘飞机舒服。当夜，我们住在医院附近的宾馆，我就先与龚博士见面去了。
病情有些复杂，原医院的诊断是结肠癌四期肝转移。龚博士认为不太可能误诊。治疗方案有两种：一是由肝外科手术，好处是结肠和肝部转移病灶可一并切除；二是由胃肠外科先切除结肠病灶，再转到肝外科切除肝部转移灶；不排除检查后不能手术只做姑息治疗的情况。尽管两科室都是华中乃至全国专科的权威，胃肠外科治疗结肠癌更规范，但不具备切除肝部转移灶的能力，肝外科两者都可切除，但对结肠癌又不及胃肠外科规范。大病面前，这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但我必须做出抉择。经与妹妹和妹夫商量，最终从减轻手术痛苦的角度我们选择了肝外科方案。这种选择也是有额外好处的，那就是龚博士决定自己担任父亲的管床医生。我们总算是放心了许多。
接下来，是长达一个月的治疗。先是各种检查，抽血、心电图、CT、B超、核磁、多层CT、肠镜等。胃镜和PET被取消了。再就是调理身体，父亲的体质太弱了，还伴有糖料病，血压也时高时低，一次灌肠就会让他虚弱好几天。只好一边静滴补充营养，一边拽着他散步锻炼。这个过程是一种煎熬，大家都在煎熬，直到确定五月十八日做手术，我们才又开始期待起来。后来听父亲说，他那时想得最多的是能不能从手术室出来，他说当时已经做了所有心理准备。我心里也没底，只能从言语和行动上鼓励他。
医生建议试试机器人手术，创伤和痛苦较小，我们就同意了。
所有签字都在头天夜里完成。手术当天一早，父亲就被接走了。这一台手术整整做了九个小时，我们也整整等待了九个小时。看着显示屏上的名单刷新一次，我心就跟着紧张一次。结果手术非常成功。
龚博士给我们看标本的时候有意避开了母亲，那是一大钵内脏，暗红的颜色，飘着浓烈腥味，约有五六斤重的样子。我第一次看到被分离的人体器官，而且是来自父亲的身体，脑子一片空白。只是记住了些大体印象。
龚博士说，机器人手术开始不久就停掉了，因为腹腔已被结肠穿孔污染，是朱教授临时决定改的方案。我了解到，肠穿孔后一般只会造瘘且停止切除，但朱教授坚持要把手术做完，做好，而且还做了特别精细的腹腔清理。这是一名伟大的医生！所有参加手术的医生和护士们，都连续工作了九个小时，甚至更长，也是他们的付出和坚持救了父亲。他们是为了病人，但也是为了我的父亲。我无法表达感激，只能默记于心。
在电梯口看到父亲被推往ICU，我忍住眼泪，唤了一声“爸爸。”我感觉到他回应了，但后来他说记不清了，也许是麻醉的作用吧。
回到普通病室，我们像对待新生儿一样照顾着父亲，医生和护士也很细致，都希望他能快些恢复。这并不一帆风顺。他原本就虚弱，医生要求他尽早下地活动，他就有些不情愿，还被龚博士“教育”了。情况越来越好转，渐渐地他能吃些稀饭了，喝些鱼汤了，也能下地活动了。每当看着他有意去护士台边晃一圈回来，我们就掩嘴笑。“老小老小”，这老人的想法确和小孩有些类似。不过，他好起来了，我们也终于松了口气。
说到鱼汤，这回他是彻底服了。过去天天钓鱼，自己从来不吃，连汤都不沾，他说有腥臭味。这已成他的一大个性了，周围人都知道的。但是，这回他不仅喝了鱼汤，还得每天喝，因为龚博士说了，鱼汤是他最好的营养。其实，他的求生欲望很强，尽管有时医生要他做什么不一定去做，但医生不许做的他绝不越雷池，小心得就像手里捧着珍珠一样。有时他也是有些情绪的，有一次，我们劝他和鱼汤，他就狡黠地说：“你们都是恶魔。”还被我们揶揄了好一阵。
从武汉回去，我们长了教训，妹夫给父母买了动车的商务座，我们自己坐普通座。结果他很满意，看来那商务座的确是舒适。
再次回到家，心情与一个月前比，已有了变化。因为认识到老客厅不适合长住，当天，我和妹妹就把用了十多年客厅搬到二层的屋子。我们已经决定，在健康这件事上，不应再由着父母自己的主意，他们太需要引导了，必须要用我们的意见去影响他们。从此，或许我们将再不是一味顺从的儿女，我们却不得不做出改变。这种改变，当是迫不得已，时代使然。
一个多月，我经历了绝望、痛苦，体会了挣扎、犹豫，但终于回归希望和坚持。思考了很多后，也更能体会亲情的内涵和陪伴的意义。
人性总是在事业与亲情之间拉扯，时代精神又让人沉迷而看不到真相。九十年代兴起的打工潮，把人们送上了淘金之路。一些人变得富有了，那是物质上的。空巢老人和留守老人的问题已经引起社会重视，但重视还是来得太迟了些，不知还有多少人无法顾及周全，而被迫遭受悲痛和遗憾。前些年，人们都在讨论“幸福感”，这两年，中央又在宣传“获得感”。这都是针对个体的感受，人与人之间联接的感受呢？亲情的感受呢？社会保险越来越完善了，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遥远了。人们活动的范围大了，选择的可能性多了，但亲情是不能选择的，那是人之于社会最初的定义。我不想评判孰对孰错，或者谁好谁坏；我只是意识到完整的人生不能留有遗憾，特别是亲情。毫无疑问人们在亲情上有着太多的唯一，而且仿佛都是从最初的无比亲密一步一步地逐渐远离。谁说不是呢！
回家，于社会似乎有着宏大的主题，但对个人却总因亲情和牵挂。家，可做人们遍历风险后的港湾,但那港湾是需要维护的。因此，常回家看看，别等到年久失修了。
二零一七年七月三一日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