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菊"在心永不落(续)

    仿佛还沉浸在工友聚会的激动里。

    在金悦大酒店的迎门处，热望着每一位到来的工友，每来一位，我都细细地端详着，似乎要从他们已经变老的容颜中寻找逝去的岁月，找回时空隧道里那一段难忘的时光。

图片发自App

    小我8岁的冀升祥来了，他是我在铸造车间北厂房北侧一处低矮的工棚里打芯组里惟一的男工友，其他几位工友，我依然记得她们的名字:李道萍、任素英、张美丽、小申，后来又来了两位男工友:李志勇、步连生。打芯组，是为铸造缝纫机机头外壳时所用的砂芯而专门设立的生产班组，一个大组下又设三个小组，轮流上早、中、右三个班。我与冀升祥都住在和平路附近，下了中班已到午夜，往往一同骑自行车回家。打砂芯工作，又脏又累，下中班，来不及换下工装，只用自来水洗洗手上的油污便匆匆踏上回家之路，每天下午四点上班，到夜里十二点下班，应有的一顿晚餐也不吃，下班时自然会把肚子饿得咕咕响。1981年12月一天晚上下了班，小冀提议，下班路上咱们吃点饭，我也饿得难受就说:"好吧。"于是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和平路上寻找合适的小饭店。       

        1980~1983年这段时间，正是改革开放初期，政策已经允许个体商户经商。邯郸市的和平路，西起火车站广场，东到光明大街路口，街道两旁到处用席子、帆布搭起棚子，里边经营面条、烧饼、羊汤等饮食小吃。走在夜色中抬头一望，如同乡村里的集市，这里那里灯火阑珊，苑如一条望不到尽头的灯火长龙。在油厂胡同路口，我们选定一处卖面条的摊点，一人买了一碗面条，坐在四处透风的席棚里，顾不得寒冷，有滋有味地吸溜着面条，香香地吃了起来。至今想起当时的情景仍觉亲切，我刚过而立之年，小我8岁的工友兄弟也才23岁，劳累地工作了一个班再吃上一碗面条就颇感满足了。时至今日，三十多年过去，小冀仍是我的"铁哥们"，友谊就是从那时开始建立的。

      邯郸市缝纫机总厂与邯郸市自行车厂一样，同属市轻工业局领导，也是上世纪70年代邯郸市的轻工骨干企业，"金菊牌"缝纫机、"蝴蝶牌"自行车，在市内、省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缝纫机总厂更被定为行政正县团级国有企业，因此它成为许多优秀青年向往的地方。在我们铸造车间，老红军子弟余建林，军分区子弟梁晋、王建强等优秀青年，也大多数工农子弟一样，不怕吃苦、不怕受累，奋战在造型、炼铁、浇铸等繁重的工作岗位上。

      梁晋，当时顶多20岁，矮矮的个子，白晰的面孔，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一副文弱书生的外表，却是一位敢于拼搏敢于吃苦，哪里最艰苦就到哪里去的勇敢小伙。我至今想起他当时的模样:白白的脸庞上挂满汗珠，浇铸铸件时，1400多度的铁水灼红了他的脸，汗水浸湿了他厚厚多劳动布工装，从沒叫一声苦，喊一声累。王建强，一米八左右的个头，正当青春年少，长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浓黑的眉毛，皮肤白晰，是一位典型的帅小伙，在他文雅的外表下，却有一颗永不服输的坚强之心，浇铸缝纫机零件的铸型时，他双手一前一后，端着六、七十斤重的铁水包，能一口气浇注一、二十个小件，汗水与泥污沾满脸上，沒沾染泥污之处，透着青春的粉红。

      化铁炉的炉长荣耀，也是一位帅小伙，近一米八的大个，亮如朗星的双眸，戴着炉前工特有的白色披肩帽，一到开炉时间，便在铁花飞舞的化铁炉前忙碌着。老臧与李现福，年岁稍大，由于家在农村，经济上比较困难，上班时，漏着破洞的工装满是油污，有时用一根绳子束在腰间，穿着快要脱落鞋底的劳保翻毛皮鞋，紧张地造型、翻箱、浇注。整个铸造车间南、北两座厂房，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劳累着这样一个400人的人群，是他们，让"金菊"盛开，以他们辛勤的汗水，让"金菊"香飘祖国的大江南北!

    "金菊"是开在每一位邯郸缝纫机人心中最美的花朵。人们还记得，老厂长田普雨、金存义，铸造车间老领导余永宪、李国梁、杨建国、杨志国，带领400位铸工工人一次次创业，一次次奋斗的情景。在他们的带动下，全体铸造工人，夏冒酷暑，冬顶寒风，以青春与汗水迎来邯郸缝纫机的辉煌，这必定要载入邯郸工业发展的史册，永志难忘!

    更加难忘的是缝纫机下马的历史阵痛。那是一个怎样的情景啊!1983年，一台台新订的缝纫机专用机床卸满厂区的东西方向的大道，正当3000职工信心满怀，迎接工厂大发展之际，突然下达了邯郸缝纫机下马的通知，一纸公文，决定了一座工厂的命运。

    3000人的大厂，又是单一生产缝纫机的企业，几乎占到全厂职工总数七分之一的铸造车间，职工几乎全是生产单一产品的熟练工，沒有经过通用铸工的系统培训，要应对救企业也救自己的生产转型是何等不容易!在接受社会机械铸件的订单时，可让车间与厂领导犯了难。可是要生存、要发展的强烈愿望使400铸工的兄弟姐妹攻克了一个难关，硬是以自己辛勤的汗水杀开了一条血路。大家披星戴月，早起晚归，在几十块钱的工资都开不起的情况下，少量的通用型铸工带起了徒弟，大家互帮互助，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出现了建厂以来前所未有的团结互助的动人场面。张印亭、杨明晨、翟进章这些老铸工，既是工段长，又是传授技术的带头人，赵宝堂这位年逾五旬的老工人，以身示范，手把手地教徒弟干活，哪里有难题就往哪里去。老工人王献功，也已年过半百，虽也做过通用铸工，但时间不长，我与王师傅结对子，干一些较为复朵的铸件，论年龄，他比我大将近20岁，论做通用铸工，他沒我干过的多，特别是大型铸件，但我们一老一小，配合默契，尤其是他不耻下问，遇到生产上的难点，我们总商商量量，以能者为师。王师傅患有痔疮，不能长时间久蹲，但铸造行业的造型工多半是蹲在地上干活，可是王师傅不吭不呛，始终在出力上不让年轻人，有一次在干活时黄豆粒大小的汗珠滴嗒滴嗒地从头发里、额头上流下，他才说出是痔疮病犯了。就是像他这样的老工人把工人阶级艰苦奋斗的精神传给年轻一代，我们车间才逐步扭转了无米下锅的被动局面，成为1984年"上泰山、登长城"立功竞赛的先进单位，许多职工被评为全厂生产标兵，登上了长城和泰山。

    值得记忆的事，恐怕一辈子也难以忘怀。还是1984年，总厂下达了一个重要生产任务，为某军工企业铸造舰船上所使用的节能设备一一液力偶合器的铸件，它的毛坯件重达将近一吨，且技术要求很高，结构又复杂，听说这件订货在市内许多厂家都遇到婉拒，而总厂为了求生存却接受了订货。当时我厂铸造车间的炼铁炉，天车的极限生产能力仅达到2吨和3吨，我们知难而进，开始生产。王献功、刘兰成、毛计平与我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在关键时刻，总厂厂长兼党委书记金存义同志给予大力支持，亲自拿来精密的量具与卡具，现场给予鼓励。一吨重的毛坯，加上浇口、冒口系统，再加上巨大的几层铁制砂葙与沉重的型砂，起重量几乎达到天车起重量的满荷，我们冒着巨大的风险起吊、合箱，浇注完后又在天车起重量达到极限的情况下翻箱扒件，终于试制成功并正式生产，总厂党委与厂部把我们班组与个人树为全厂生产标兵。

    岁月的长河中，30多年不过是短短一瞬，每件往事不过是岁月长河的一个个小小的浪花。当年的铸工工友，虽然被别人戏称"黑老铸"，但偏偏在我们铸造车间，有着不少的"小白脸"，帅小伙，靓姑娘，被人叹为奇观，在黝黑的、布满油污的工装里，包裹的却是最美的心灵、最真诚善良的美的品格，他们是一群最淳朴、最可爱的人，尤如开在晚秋、经霜历寒的一一金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