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北的巨流河，到西南大后方 —— 读《巨流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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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惨遭侵略，伤痕累累。

从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开始，甚至更早，日本就惦记上了我们东北的那片沃土。1931年九一八事变，奉军在少帅的不抵抗政策下，东北尽失，日本在东北成立满洲国。1937年的七七事变，日本开始了长达八年的侵略战争。随着一场场惨烈的战役，正面战场上节节失利，被压缩到了西南大后方。

作者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是奉军郭松龄将军的顾问兼朋友。他们都是奉军中的开明派，反感军阀之间的混战，希望谋求东北的发展。郭松龄将军于1925年发起了反奉战争，希望张作霖能让位给其亦师亦友的张学良。最后兵败沈阳城下，功败垂成，齐世英也因此被追捕。此后数年，齐家开始了和当时中国一样的命运，一路逃难。

从东北，到北平天津，转南京，下重庆，最后到四川。泱泱中国，难得一片安身之地。《巨流河》，就是从一个流亡学生的角度，记录的那段历史。

最早在北平和天津的时候，齐世英由于工作的需要，他们每天都用不同的名字。当时上三年级的齐邦媛，经常在上学之前要问，”妈，今天我姓什么？”接着，他们辗转到了南京，上南京的鼓楼小学。他们家也成了南来北往的东北同乡的一个聚点，齐邦媛也认识了很多其他抗日将领的子女。南京保卫战之前，随着局势的恶化，他们往南迁到了湘乡，在长沙的周南中学上了一年学。

后来，逃难到了战时的首都重庆，就读于沙坪坝上的南开中学。张伯苓校长，以及战时流亡到后方的那些名师们，秉承“中国不亡，有我！”的精神，战时不忘教育，无论抗战多么艰苦，在西南后方依然教育了数万青年。在日益艰难的战局下，即使天天有敌机的轰炸，南开中学依然给了那些学生一方净土。1943年，齐邦媛考上了当时在川西的武汉大学哲学系。选择哲学系完全是为了追寻父亲的足迹，并非真的有慧根或者思辨的才能。果然一年后，由于英文考试成绩的突出，在朱光潜老师的的帮助下，转到了外文系。也就是从这个时候，齐邦媛开始在外文领域深耕，为后来在文学领域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这段苦难历史，这本书的平实地叙述，提供了一种不一样的角度。战场上，无数英雄献身沙场。战场外，在后方，有那么一群人，也再坚持在他们自己的战线上。他们用知识感化了懵懂青年，用教育蕴育和激发了爱国热情。战争中，无数同胞，惨遭苦难。战争外，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

作者身为高管的子女，客观来说，在当时算是幸运的那一群人。每次战乱来之前，她们都能够安全地转移。而广大的劳苦大众，可能并没有那么幸运。所以作者的观察，也只能是一个角度。

抛开这本书的政治观点，作者本人不凡的定力，令人羡慕。从中学时代起，就能完全专注于自己的学业。大学期间，也少有单纯的娱乐，绝大部分时间用在读书和学习上，最多的娱乐大概只有求学时的散步。青春懵懂期时，有基督徒飞行员的呵护，帮助作者度过了难熬的时期。

1947年，由于一个在大学做助教的机会，齐邦媛离开了大陆。这本书的后半部，描述的就是那段时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