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米塞斯、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颠覆了马教，是剩余价值论的克星，它指出了不是劳动创造价值，而是资本创造财富；只有自由市场经济才能实现经济繁荣与人的自由，而社秽主义乌托邦是通往奴役之路，20世纪末的苏东巨变已不证自明。
然而，我认为，米塞斯最伟大的贡献还在于他揭示了Max唯物史观的荒谬性。
米塞斯认为，马克思及其唯物主义哲学确实主宰了我们的时代。
唯物主义有两种含义:第一种仅用于探讨伦理的问题。追求物质的人仅在乎物质上的事物——食物、饮品、住宅——而不是艺术，文化等。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类中绝大多数都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第二种含义，指代用于解决基本哲学问题的一组特殊方案——该问题便是，人类的心灵或灵魂与人类肉体及生理功能之间的关联。人们对该问题给出了各种答案——其中包含宗教层面上的答案。我们都清楚了解到，肉体与心灵之间存在一种联系；外科手术已经证明了对大脑造成的特定伤害会为人的心灵带来特定的变化。然而，这第二种唯物主义者将所有人的心灵的表现形式均解释为肉体作用的结果。
这些哲学唯物主义者，思想上可分为两个派系：
第一类将人看作机器。机械论的唯物主义者称这些问题非常简单——人这个“机器”和其他机器的运作原理是一样的。
第二类派系的唯物主义者提出的生理论学说更为重要。该学说利用一种原始的方法，由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Feuerbach，1804-1872）与卡尔·福格特（KarlVogt，1817-1895）在卡尔·马克思早年的时期构建而成。这一观点认为，思想与观念“仅仅”是大脑的分泌物。但这些分泌物在化学上，对处在相同处境与状况下的人是一样的。然而，米塞斯指出，观念与思想对处在相同处境与状况下的人不尽相同；两者是有区别的。
首先，观念与思想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其次，相同的外在因素并不让所有人都产生相同的反应。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砸到了某个年轻人（艾萨克·牛顿）。这种事以前可能也有很多其他年轻人经历过，但唯有这特定的一砸让这个特定的年轻人提出质疑并从中建立了一些理论。
人们即便在相同的事实面前也未必总能产生相同的思想。例如，在学校有些人能学到东西，有些人学不到。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别的。
因此，即便很多人将生理论唯物主义视为通往正确答案之路，但事实上这是死路一条。如果它真的是该问题的答案，那就意味着我们能够得知每个人对于任何事物的反应。我们甚至都没法想象，一旦所有人都知道其他人会做什么了，后果会是如何。
卡尔·马克思并非第一类唯物主义者——即机械论意义上的，但生理论的观点在他的时代非常流行。米塞斯则认为这两种唯物论的观点不仅消除了道德上的好与坏的区别，还消除了真与假的区别，从而使一切精神活动丧失了意义。因为一种学说若宣称，思想与大脑的关系宛如胆汁与肝脏的关系，那它将不能区分观念的真与假（见米塞斯:《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6页）。
马克思自认为自己发展出了一套体系。根据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物质生产力”是一切的基础。每个阶段的物质生产力都对应着某个特定阶段的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即世上存在着的所有权与财产的类型。而生产关系又决定着上层建筑。在马克思的术语中，资本主义与封建制度均为生产关系。它们都是某一特定阶段的物质生产力的必然产物。在1859年，卡尔·马克思称社会主义将在一个新阶段的物质生产力作用下诞生。
这些物质生产力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从未明确指出“物质生产力”到底是什么，正如他也从未说明“阶级”是什么东西。在通读了他的著作后，米塞斯发现他所指的物质生产力是工具和机器。在他的著作之一，1847年用法语撰写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讲道“手磨机创造了封建制度——蒸汽机创造了资本主义。”他没有在这本书中提及，但在其他的著作中他写道其他的机器会出来创造社会主义。
“工具”是进步的基础。马克思和弗雷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相信全新的机器会诞生，并引向社会主义。他们为每一种新机器的诞生欣喜若狂，认为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即将来临。在1847年的那本法语书中，他批评了那些着重于劳动的分工的人；他说重要的是那些工具。
然而米塞斯说，工具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们是观念的产物。对于观念的解释，马克思说，机器——即物质生产力——将自己映射在人的大脑中，观念就是这么来的。但米塞斯认为，工具和机器本身是观念的产物。而且在它们能成为机器之前，必须先有劳动的分工。在劳动的分工诞生前，一定的观念又必须得以发展。这些观念的起源不能用只有社会中才可能有的东西来解释，而社会本身又是观念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一词令人着迷。在解释观念的改变、思想的改变的时候（实际上这些改变全部都是观念的产物），马克思把它们降级成了技术观念的改变。
唯物主义学说一流行起来，便被简化成能够让大众理解的形式。马克思说一切事物均依赖于经济条件。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产力——与人们的意志无关——产生了“生产关系”，即财产法这一社会制度，以及它们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即司法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观念。在这种图示中，行动和意志被归因于物质生产力。物质生产力想要达到一定的目标，即它们想要从阻碍其发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如果人们以为是他们自己在思考，在做价值判断，在行动，那就错了。实际上，人们的观念、意志和行动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而生产关系则是当时的物质生产力带来的必然结果。所有历史变革最终都是由物质生产力的变化引起的，而物质生产力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所隐含地假设的那样——则与人的影响无关。人的一切观念都是物质生产力的适当上层建筑。物质生产力的终极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这种转变必然会到来，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现在，为论证起见，让我们姑且承认，物质生产力有一种性格，这种性格使物质生产力不断努力摆脱阻碍其发展的束缚。但是我们要问，从这些努力当中，为什么首先必然会出现资本主义，然后在其发展的随后阶段会出现社会主义呢？难道是物质生产力反思了自己遇到的问题，最终得出结论，现成的生产关系，原本是其自己（即生产力）发展的形式，现在已变成了束缚，因而已不再适应它们及生产力发展的现阶段了吗？难道是它们基于这种洞见，决心“冲破”这种束缚，于是采取行动的吗？难道是它们决定要用新的生产关系取代被冲破的生产关系的吗？
米塞斯认为，将这样的思想与行动归因与物质生产力，太荒谬可笑了，以至于马克思本人也不怎么重视自己的这一著名学说，于是后来他在其主要论著《资本论》中对社会主义的到来作了更为具体的预言。他在此书中不仅提及了物质生产力的行动，还谈到了无产阶级大众，他们不满意于据说是资本主义带给他们的越来越贫困的状况，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原因显然是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更加令人满意的制度（引自米塞斯:《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8页）。
米塞斯批判道:每一种唯物主义的或准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都必然要把一个没有生命的因素转变成一个类似于人的东西，并认为它有能力思考，做出价值判断，选择目的和运用手段达到选定的目的。也就是必然要把人所特有的行动能力转移给一个非人的实体，隐含地赋予它人的智力和辨别力。实际上，谁都无法把人的心灵从对宇宙的分析中剔除出去。凡是企图做到这一点的人，不过是在用自己虚构的一个幽灵来代替现实而已。
米塞斯在《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这篇关于方法的论文中写道:从马克思所讲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以及就此而言，从一切唯物主义学说的观点来看，他没有权利把他所反对的那些人提出的学说斥为错误的学说。他所宣扬的唯物主义本应使他冷漠地接受任何意见，使他对每一个人提出的每一种思想都一视同仁。为了避免得出这样一种自我拆台的结论，马克思求助于他的历史哲学。他宣称，凭借别人得不到的神宠，他获得了神启，知道历史必然会采取什么进程。历史将走向社会主义。历史的意义，亦即创造人所要达到的目的（他并没有说明是谁创造了人），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凡是没有得到这一神启的人或固执地不相信这一神启的人，其思想都没有给与关注的必要。
认识论从这种状况中应当了解到的事情是:假如有哪种学说教导我们说，某种“真实的”或“外部的”力量把自己的故事书写在了人类心灵上，因而试图把人类心灵变为一种工具，这种工具能像消化器官消化食物那样，将“现实”转变为观念，那么，这种学说也就不知道如何区分什么是真实的和什么是不真实的。它若想避免陷入那种无法辨别观念真伪的极端怀疑主义，所能采用的唯一方法，就是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好”人具有这样一种判断能力，此种能力做出的判断不会有悖于那种支配着宇宙全部事物的神秘的超人力量。“坏”人则不具有这种能力。此种学说必然认为，想要通过说理和劝说来改变“坏”人的想法，那是毫无希望的。要想结束各种对立思想的冲突，唯一的办法就是消灭“坏”人，也就是那些持有与“好”人不同看法的人。因此，唯物主义最终对付不同意见的方法，与各国暴君一向采用的方法没有什么两样。于是，唯物主义哲学便成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