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好死”——也许是现在最被我们忽略的幸福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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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先生和他哥决定了国庆期间给老父亲拔管。

之前网上有人调侃说：为什么要生二胎？还不是为了让孩子们将来为遇到“拔不拔管”这样的难题时 ，有个商量的人！

老父亲已经躺重症监护室一个多月。深度昏迷，无意识，只剩微弱的心跳。生命全靠高级的药物和呼吸机维持着。

x先生的心里一直纠结分裂着。

拔和不拔，两股力量，互不相让，每天都扭打在一起，胜负难分。

这很消耗。

加上他本来工作也特别的忙，所以情绪很压抑。

而他哥哥，只有一句话：你做决定！

作为长子，他不想承担任何被指责、内疚、后悔等结果，于是把这个关于父亲生与死的决定权 ，都让给了弟弟。

他们的母亲，也就是我婆婆，也是一句话：你们看着办吧！她作为妻子，原本最该作决定的人，更不想作这个决定。

而x先生，更是害怕他一旦做出决定后，将来也会被三亲六戚七大姑八大姨的家族人和社会上的人说闲话，他也害怕有朝一日自己会后悔，于是踌躇不定。

而作为儿媳妇的我和大嫂，更是不敢直接说：拔。

儿媳妇不是女儿和儿子。她们和这个原生家庭里的子女，始终隔着一垛墙。

这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对于想维护自己的社会人设和满足自我道德监控标准的人来说，它的确是一个难题。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满足大众的期待，满足社会对我们做出的评价标准。我们的纠结 ，犹豫，担忧，都来自于害怕在别人眼里“我不够好”。

而躺在病床上的那个人，他根本不知道。

如果他有意识，他能开口说话，他能感觉到全身插满管子的痛苦，我想，他一定想早点结束这苟延残喘似的没有任何尊严的活着。

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毫无知觉地躺在那里，任由举着道德之旗的子女安排着ta的生命，好与不好，痛与不痛，伤与不伤，爱与不爱，都与ta无关。

“被活着”，才是世间最残忍的孤独。

有着绝缘体似的决绝。

如果有一天，我生了重病，我一定会提前立好遗嘱：请让我无痛无苦平静地走。

我们活着的时候，就开心地活着。父母活着的时候，尽可能让他们开心地活着。

尤其是 ，如果时日不多，大去之期将近，那么，把余下的日子过得非常快乐，生命因此才显得更完整。

该来的终究会来。当一切终将来时，不如骄傲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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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网上动不动就在发布中国各大城市的幸福指数。

但这些发布都忽略了“死亡质量”也是幸福指数的核心指标。

“科技发展到今天，医生面对最大的问题不是病人如何活下去，而是如何死掉。”

不得“好死”——这可能是现在最被我们忽略的幸福难题。

我曾在网上看过一篇报道，

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一次她和一群医生朋友聚会时，谈起人生最后的路。

大家一致认为：“要死得漂亮点儿，不那么难堪；不希望在ICU，赤条条的，插满管子，像台吞币机器一样，每天吞下几千元，最后‘工业化’地死去。”

罗点点发起成立“临终不插管”俱乐部时，完全没想到它会变成自己后半生的事业。

十几个老人便发起成立了“临终不插管”俱乐部。

随后不久，罗点点在网上看到一份名为“五个愿望”的英文文件。

“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

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

“我想让我的家人朋友知道什么。”

“我希望让谁帮助我。”

“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支持生命医疗系统。”

这是一份叫作“生前预嘱”的美国法律文件，它允许人们在健康清醒时刻通过简单问答，自主决定自己临终时的所有事务，诸如要不要心脏复苏、要不要插气管等等。

罗点点开始意识到：“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希望它不只是一句口号，能真正还给每一个即将离去的人。

我公公如今还躺在重症监护室。他被切了管，依旧戴着呼吸机靠营养液和药物维持着难堪的生命。

他没有意识，已不知人间疾苦和他自己正在遭受的一切痛苦已经好几个月。

谁也决定不了他能啥时候死去。

任白花花的银子哗啦啦地流在无尽疲惫的毫无希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