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计算机刚兴起不久，网络尚不发达，通讯虽有改善但还是不畅，数字化更处刚显端倪阶段。我在国内查无所得，又久等不见法国方面的回信，后来投身单位及业内的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建设和其他业务工作，逐渐就把此事当做一个迷留在心中，而忙于世俗了。再以后，也曾随国家有关团队前往法国访问过三次，一次考察的主题是“古籍保护和修复”，一次是考察“战略储备书库”建设，还有一次是考察法国图书馆馆藏中国古籍，三次基本上都是随员身份。参访期间，项目和问题都是专业的，当时既无时间，也不方便提出其他的问题。于是一次次与丁敦龄失之交臂，在工作中就有点淡忘此事了。
悠游山林之后的一年，偶然在网上搜索，居然有几篇叙述丁敦龄的文章。但是，文章考证衔接不足，竟然臆想杜撰出丁敦龄参加过太平军的经历，于是弃之不理。
前几年，又搜索到一篇文章，是旅法国人刘志侠撰写的。我觉得此文与我当年的思路相符，信息节点也较吻合，且他的研究深入，考证严谨，不信口雌黄，胡编乱造。虽说反映丁敦龄在山西原籍的事迹还是不多，但在那个年月那样的一个小人物的身世，能够考证到如此程度就是相当的认真和不易了。此文看过，我觉得我也不需要再费功夫了寻找丁敦龄了。下边就摘要刘志侠的文章，以饕丁敦龄谜们！
丁敦龄的法国岁月 作者：刘志侠
新的曙光来自于图书馆书籍的电子化，“过去，迷失在书海里的文献与你，是世事两茫茫，而现在就有打捞的可能，旧事就变成了新事”。——刘志侠
笔者身居异国，信息闭塞，对《大地之歌》的热烈讨论一无所闻。《白玉诗书》很早便听其名，也记得作者何人，但从未读过。直到二一年写作《里尔克与罗丹》，看到德国诗人里尔克赠送一本“茱迪特·戈蒂耶的波斯小说”给雕刻家罗丹，才从法国国家图书馆下载《白玉诗书》的电子书补课。打开扉页，惊奇地发现上面印着几行字：à Tin-Tun-Ling / Poète chinois / Ce livre est dédié （本书献给中国诗人丁敦龄）。这个完全陌生的中国人名字令自己汗颜，身在法国竟然如此无知，同时也刺激起对这个人的兴趣。完成手中工作后，有点空闲，先向中文著作找寻，发现《大地之歌》讨论文章所提供的信息算是最详尽的了。失望之余，转向法文，坊间的文学史和作家传记提供了一些资讯，但丁敦龄只是次要人物，一闪而过，而且多数辗转引述，又不注明原始出处，令人不敢放心相信。唯其如此，丁敦龄更吸引人。于是决定从源头开始，收集最接近他生活时期的原始文献。这是一项没有把握的工作，毕竟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半世纪，除了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神，还需要耐心和运气。就这样过了两三年，不知不觉竟然积累了一批书籍、杂志、图片和电子文件。尽管囿于手边工作，没来得及详细阅读及深入探讨，但丁敦龄于我来说，再不像一个在“历史烟雾中隐约浮现”的名字，而是一个实在的人。
从澳门到法国
根据法国官方档案及书籍文献记录，丁敦龄出国前的经历可粗略地还原如下：他于一八三一年五月十七日出生，估计这是中国农历，如折算为公历应为六月二十二日。出生地点在山西平阳府（Pin Yan Fu），父亲是草药郎中（Médecinpharmacien）。他自幼读书，十八岁成为秀才。但因为父亲去世，无以为继，加上遇到荒年，被迫加入逃荒的队伍，离开家乡，向北京方向流亡。长途跋涉，饥餐渴饮，正在求助无门之际，遇到一位外国传教士，劝他入教，说入教后给他食物。为了逃脱饿死的下场，他接受了洗礼，神父替他起了一个洋名，保罗-让-巴蒂斯特-马里（Paul-Jean-Baptiste-Marie）。次年，流亡的道路把他带到澳门，他在这个葡萄牙人管治的地方居住下来，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两年后，他二十一岁，媒人上门说亲，把他招赘到一家范姓家庭为婿，妻子名叫范阿林（译音，Fan·Ha-Lin），同为教徒，婚礼在葡萄牙天主教仁慈堂（église Miséricorde）举行，婚后育有两个子女。过了差不多十年的安静生活后，他离开澳门去法国。
他为何去国，一般书籍引用俞第德回忆录《第二串项链》（Le Second Collier）的说法：“他由澳门大主教加略利（Monseigneur Callery）带来法国，聘用他参加一部汉法辞典编写工作”。这句话正误参半，澳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位名叫加略利的大主教，却有一个曾经当过传教士的加略利，他才是丁敦龄的雇主。他的全名叫约瑟夫-马里·加略利（JosephMarie Callery），原籍意大利，一八一年在都灵出生。二十三岁到巴黎，加入耶稣会巴黎外方传教会（Mission étrangère de Paris），一八三五年被派往朝鲜传教，在海上颠簸了大半年，翌年到达澳门。由于朝鲜形势紧张，天主教徒因为祭祖之争受迫害，加略利被迫滞留在澳门。身处异乡，学习当地语言是传教士第一要事，他的汉语老师是葡萄牙遣使会传教士公神甫（Joaquim Afonso Gon？alves， 1781-1844），一位著名的汉学家，最早研究中国文字的传教士之一，出版过多种有关汉语的书籍和辞典，以拉丁文著述。除汉语外，加略利还利用照顾三个流亡澳门的朝鲜天主教徒的机会，同时学习朝鲜文。他也热衷于研究亚洲的动植物，搜集了数以千计的标本，寄给欧洲诸国博物馆，其中几种植物的学名，后来以他的名字名命。
他在学习汉语过程中，整理出一套以语音系统学习汉字的方法，在朋友怂恿下整理成书，一八三九年在澳门自费出版，书名《字声纲目》（Systema phoneticum scripturae sinica），中式封面上署名范尚人。此书序言法文，内文拉丁文，流传不广，但深受汉学家重视。接着他开始另一项计划，一个宏大的工程，编写二十卷本的《汉语百科辞典》（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他对汉语的兴趣如此浓烈，最终压倒了传教的志向。一八四一年，他决定还俗，脱离教会，为了替辞典筹集出版资金，他回到巴黎。当时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法国政府觊觎中国市场，眼见英国和美国得到巨大利益，打算向清朝提出展开贸易谈判的要求。外交部门急切需要华语翻译，范尚人适在此时出现，加上他得到当朝王后的赏识，很快便被任命为法国驻华领事馆翻译，一八四三年回到澳门履任。
法国代表团由公使拉萼尼（Théodore de Lagrené， 1800-1862）率领，一八四四年到达澳门，与代表皇帝的两广总督耆英展开谈判，范尚人担任法方翻译。在谈判过程中，他处处显得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和民族心理，在他协助下，顺利签订了“黄埔条约”，法国取得与英美相同的贸易特权，并且为传教士争得合法公开的地位。他的表现不仅得到法国人的表扬，耆英对他也称赞有加。一八四五年初，比利时驻澳门领事与中国谈判开放市场，向法方借用范尚人当翻译，事后赠送利奥波德荣誉团骑士称号作为奖赏。一八四六年，法国公使团返回法国，范尚人留在澳门，等候接收道光皇帝的诏书，亲自带回巴黎。回到法国后，范尚人被任命为国王的汉语翻译官。由此时开始，除了中间因为政权交替中断过三年之外，他一直担任这个职位，直至一八六二年去世。
范尚人在一八四六年出版《汉语百科辞典》第一卷后，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经济支持，很快便放弃了这项超出个人能力的工作。他后来翻译了《礼经》（Le LiKi， ou le mémorial des rites），与公使团一位医生合作，以太平天国为题，写成《中国的叛乱》（Insurection en Chine， depuis son origine jusqu’à la prise de Nankin）。范尚人掌握的汉语比同时代的汉学家高一筹，不仅能读，也能说，但书写则同样困难重重，因此身边总有一位中国助手，替他誊抄汉语公文。他的助手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记载，只知道到了一八六年他需要一位新助手。当年在法国的华人只得零星数人，几乎都是跳船水手或逃犯，没有文化，他唯有舍近求远，请远在澳门的传教士朋友代聘。这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在封闭的中国，从这省到那省已算离乡背井，又有事奉双亲、养儿育女的无形道德镣铐，加上语言隔阂，旅途遥远，找一个愿意到万里外异国工作的文人谈何容易。丁敦龄小时读过书，考上秀才，写字抄书力能胜任。他愿意到西方，一方面喜爱冒险，十八岁便离家到江湖浪荡。他出生在山西省平阳府（民国后改称临汾），这是著名的明朝移民集散地，洪洞大槐树就在现在的市辖区内，他的血液中有着移民的基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澳门生活了十多年，这是中国与西方接触最多的一个地方，一般人对西方的恐惧心理比较薄弱。就这样，丁敦龄在工作契约上签了字，月薪一百五十法郎，另有安家费，一八六一年二月，他登上驶向法国的洋船。
经过六个月海上地狱般生活，他到达巴黎，住在范尚人家里。他的正式工作是中文抄写，工作量不大，有空余时间，于是一些家务，例如洗碗、擦鞋等工作，便落在他头上。他安顿下来不到一年，还没有学会几个法文单词，范尚人却在一八六二年六月撒手归西，享年只得五十一岁。
丁敦龄失去了工作，又无处栖身，幸好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女士出于同情，暂时收留了他，但祸不单行，她不久便染病去世，丁敦龄再次走投无路。正在这时，他有一天在拉丁区遇到一位年轻人，引起了对方的注意，这个人名叫克莱蒙-加诺（Charles Clermont - Ganneau， 1846-1923），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东方考古学家。他向丁敦龄查问来历，以极大的耐心听他用难懂的法语结结巴巴地解释，最后确定他是中国人。这是丁敦龄的运气，克莱蒙-加诺五岁丧父，家庭贫苦，自幼得到俞第德父亲戈蒂耶的关心和帮助。而戈蒂耶是著名作家，对东方兴趣浓厚，当他听完克莱蒙-加诺的叙述后，便吩咐他把丁敦龄带来见面。他的女儿后来在回忆录记述：
他身穿蓝色的软布料长袍，外罩黑色刺绣短褂，铜质扣子。按照习俗，头戴黑色缎质小圆帽，上缀一颗镶金边的贝壳扣子。他的黄色脸孔儒雅端正，但是情绪不断令它收紧或放松，眨动一双很灵活的细长眼睛。
他不到三十岁，不过第一眼很难判断多大年纪。他的神气既像神父，又像小猴子或者老太婆。双手从袖子半伸出来，瘦削而高贵，被长逾手指的指甲加长。
戈蒂耶很同情他的处境，提议凑一笔钱送他回国，他听后激动地表示宁可砍头也不回去。戈蒂耶考虑后，决定“按东方规矩”收留他，他的两个女儿分别十五岁和十八岁，像其他有教养的家庭那样，正在学习美术和音乐。戈蒂耶征得她们同意，请丁敦龄教她们学习汉语。
戈蒂耶在邻近的房子为他准备了一个房间，丁敦龄在一八六三年初搬进后，每天到戈府为两位姐妹上课。他的教学方法与中国传统书塾大不相同，他像朋友那样教她们讲中国话，读写汉字，朗诵中国诗歌，查《康熙字典》，讲解中国风俗景物和古老传说……轻松活泼，两姐妹乐在其中。这一年七月十七日，作家龚古尔在日记中记述他到戈府晚餐，第一次听到她们如何兴高采烈地谈论这位中国教师，还把他送的中国绣鞋拿出来给大家看。再逾半年，一八六四年四月，在戈府晚会上，龚古尔发现她们姐妹之间只讲中文。一年后，一八六五年五月四日，龚古尔看见丁敦龄第一次出现在戈蒂耶的家宴上。大作家福楼拜是当晚的客人，第二天写信给母亲，也提到一个“中国人”。这一切证明丁敦龄一步一步融入了戈蒂耶的家庭，后世史家在文献中发现，戈蒂耶外游时多次在书信里问起他的情况，俞第德在回忆录中说：“如果他不在，我们就会想念他。”说丁敦龄是戈氏家庭成员并不过分，当时俞第德与一位年轻诗人热恋，受到父亲反对，只能暗中往来。丁敦龄曾经充当他们的秘密信使，让他们互通款曲。
两姐妹中只有大姐俞第德真正对文学有兴趣，丁敦龄把中国的一切灌满她的脑袋，她学习汉语不到一年，就在《艺术家》杂志（L’Artiste）一八六四年一月号发表九首汉诗的译写，题名《中国旋律变奏曲》（Variations sur des thèmes chinois），这是她的处女作。同年十月，又写出一篇中国题材的短篇小说《太平天国皇帝—天王传奇》（La Légende de Tie-Ouang， l’Empereur des Ta？pings）。随后两年，她继续翻译和发表了第二和第三批汉诗。一八六七年五月，她把七十一首译诗结集为《白玉诗书》出版。书出后得到评论界一致好评，翻译成意大利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和英文（部分），研究者认为，西欧广大读者认识中国古典诗歌，从这本诗集开始。一八六九年，她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皇帝龙》（Le Dragon Impérial），同样以中国为题材，同样获得好评。这两本书让她在文坛上站稳脚跟，同时也确定了她的东方题材文学道路。她对丁敦龄终生友好，一直尽力照顾他，帮助他。她把第一本诗集《白玉诗书》题献给他，一九一年十月二十八日被选为龚古尔文学院院士当天，她接受《时报》（Le Temps）文学记者访问时说：“我是一个中国人！”（Je suis une Chinoise），接着详细地回顾了和丁敦龄的相识及后来的交往，对他赞扬备至，言辞中充满谢意。
这种交往并非单方向的，丁敦龄在教汉语的同时，也向两姐妹学法语，只是已过学习语言年纪，总是说不好法语。戈蒂耶家庭充满文学气氛，来往客人都是著名的作家和艺术家，在这种气氛影响下，丁敦龄也开始写作。俞第德积极把他的作品推向社会，一八六七年在《白玉诗书》中收入他的两首诗，一年后，又把另一首诗《 Ié-Man 》（夜晚）寄给《文学艺术评论》（Revue des lettres et des arts，1868年3月号），保留中文原诗，以法语逐字注音表示，署名丁敦龄，后面附上她的法文译文。由于戈蒂耶家庭的文学名声，巴黎人很快便认识了丁敦龄，报刊给他起了一个外号：“戈蒂耶的中国人”（Le Chinois de Gautier）。一些法国人开始摸上门来，有人请他教中文，把他讲的故事译成法文发表在杂志上（可能是他的学生所为）。小说家潘若斯（René de Pont-Jest， 1829-1904）和他合作，根据他的一份手稿，在一八七九年写成小说《红蜘蛛》（L’Araignée rouge），一八八年出版单行本时更名为《珠江传奇（红蜘蛛）》（Le Fleuve des Perles[L’Araignée rouge]），但作者只署潘若斯的名字，丁敦龄得到五百法郎的报酬。他与同时代几位著名汉学家打过交道，最早是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雇用他为汉法对照读物誊写中文，在《三字经》（San Tseu King）、《日常口头话》（Ji tch’ang k’eou t’eou hoa）、《千字文》（Le livre des mille mots）和《滕公碑》（L’Inscription funéraire de Teng-koung）里，可以看到他的书法。一八六三年他报读东方语言专科学校（L’école spéci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日文班，日文教授罗尼（Léon de Rosny， 1837-1914）很欣赏这位高龄学生，除了请他替《日本文集》（Recueil de textes japonais）抄写日文外，还介绍他参加了共济会。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年，德理文（Léon d’Hervey de de SaintDenys， 1822-1892）暂代儒莲的汉语教职，第一次使用中国助教，辅导学生朗诵。第一位老师是他的翻译助手李少白（Fran？ois Ly Chao Pee），第二位便是丁敦龄，时间不长，从一八七年五月十七日开始，到六月底学期结束为止。此后他在法兰西公学（Le Collège de France）工作了一段时间，为国家印刷厂校对汉字。
戈蒂耶与俞第德两父女都是剧作家，丁敦龄也步他们后尘，从一八七三年开始至一八八九年，他的名字多次出现在巴黎报刊的戏剧栏。最早是参加圣心教堂山脚下的爱丽榭-蒙马特剧院（élysée Montmartre）的音乐会演出，朗诵中文诗歌，他应该是与法国人同台演出的第一个中国人。然后在一八七四年及一八七五年，在新建的罗西尼剧院（Théatre Rossini）排演了他编写的两部剧本，第一部是默剧《胡国女将》（La Guerrière du pays de Hou），第二部是《扬子江泛滥》（Le Débordement de Yang-Tsu-Kiang），他亲自粉墨登场。
重婚案与《偷小鞋》
丁敦龄的名气在一八七一年前后达到高峰，他在一八七二年一月六日，在巴黎第九区市政厅办理结婚手续，迎娶三十五岁的丽茹雅（Caroline-Julie Liégeois）。他填报的职业是汉语教师，女方也填报教师，也就是有钱人家的家庭教师。但是他们互相间不投契，像错贴门神，新婚之夜便吵架，新娘子在靠椅上坐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便跑去警署，投诉被丈夫殴打。警察对这类家庭事件司空见惯，好言相劝，未作任何干涉。两人后来试图重归于好，相处不到几天又反目，这样反反复复，分分合合，过了一年多时间。一八七三年七月，丽茹雅跑到警署，告发丁敦龄曾在中国结婚。她的动机可能是为了摆脱对方，恢复自由身。想不到这一次触到马蜂窝，法国法律禁止一夫多妻，警察不敢怠慢，立即上报司法部门。检察官把案件交给查案法官调查，这位法官十分认真，发出公文，要求外交部转达驻澳门领事馆就地调查。工作由副领事去做，同样认真，深入调查，写成一份详尽的报告，循着原路寄回巴黎。苏伊士运河虽已在一八六九年通航，但船只来往远东仍很费时，一来一去，加上调查，整整花了一年半时间，检察官在一八七五年初才收到报告。丁敦龄的中国婚姻昭然若揭，如不法办便是渎职。于是在四月初发出逮捕令，以重婚罪名把丁敦龄关进牢中。巴黎报刊在五月初刊登了这条消息，引起整个法国哄动，人人引颈以待，等候案件开审。丁敦龄在狱中蹲了六十七天，查案法官几次把他提出来盘问，最后决定起诉，交由塞纳省重罪法院（Cour d’assise）审理，也就是说，他的罪行级别相当于打家劫舍、谋财害命，或者强奸妇女那么严重。审判者除了法官，还有公民陪审员，他们的判决便是终审。丁敦龄有一位公派律师为他辩护，名字叫波尼埃-奥多朗（Elzéar BonnierOrtolan， 1846-1916），一位有点名气的巴拿斯派诗人。他本人则要求通过中文翻译答辩，他有自知之明，虽然在法国居住了十多年，日常交流没有问题，但说话仍难以成句，遑论复杂的法庭答辩。刚好法国驻华使馆首席翻译官在巴黎，于是充任临时译员。
法院在六月十一日开庭，引来大批记者和听众。开庭之后，法官首先确认被告人身份，然后由书记官宣读起诉书，主要内容是澳门寄回来的报告。领事馆在澳门政府有关部门查到丁敦龄的结婚登记，找到两位中国籍天主教神父，他们都是婚礼的见证人。最后找出丁敦龄妻子本人，她详细讲述了婚前婚后的经历。她的哥哥，以及一位在澳门法庭任书记的朋友，也证明他们曾经结婚。法国这方面，范尚人的遗孀是控方主要证人，她记得丈夫曾经向丁敦龄家庭汇过款项。面对如此确凿的证据，丁敦龄却不慌不忙，他向法官解释说，根据《大清律例》，中国有多种婚姻形式，与法国同样性质的是明媒正娶，这是“第一妻子”（Femme première ），但他在澳门入赘女家，这是“第二妻子”（Femme seconde），随时可以分手，他到法国后没有寄过钱回澳门，也从来没有收过澳门来信，因此再无夫妻关系。他请来两位证人，一位是戏剧界人士拉法格（Gustave Lafargue， 1831？-1876），他详细讲述了丁敦龄与法国妻子的不和情况。另一位是俞第德，以作家身份为丁敦龄辩护，她告诉法庭《大清律例》已经有法文译本，其中规定，丈夫三年没有音讯，妻子可以再婚，只须事先通知官府，另一条规定夫妻之间可以自行协议离婚。法官盘问所有证人后，由检察官陈词，出人意料的是，他宣称无法判断丁敦龄的澳门婚姻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尽管他不喜欢二手学识，但他不懂中文，也来不及去学，只好请法官和陪审员自行判断。陪审团最后听取律师的辩护，然后退庭商议，不到五分钟便复出宣布判决：丁敦龄重婚罪不成立，当庭释放。
事后有人称这次审判是一出逗笑喜剧，除了负责起诉的检察官不知被告是否有罪外，庭上只见被告，不见原告。丽茹雅在告发丁敦龄后，让司法部和外交部忙碌了一年多，到开庭时法院却找不到她的踪影，原来她已经不辞而别，去了美国。八年后，她的名字重现在美国报纸上，同样因为官司，她向违约的美国男友追索生活费，一笔一万三千多美元的巨款。对方不肯就范，跑去巴黎，通过中国领事馆找到丁敦龄，口录了一份供词，证明曾与丽茹雅结婚，并提供各种细节。这份供词对原告不利，没有被美国法官接受，此案最后结果不得而知，报刊没有报道。
丁敦龄的重婚案，法国传媒作了广泛的报道，英国和美国报刊也刊登了详细的消息。至于中国方面，根据《费加罗报》一八七五年六月十七日消息，上海的《字林西报》（China Mail）为了迅速报道这件案件，曾经请人从巴黎以电报传送判案结果。国际电报一八七一年才在中国出现，费用高昂，《费加罗报》说共花去一千四百五十法郎，相当于丁敦龄作为范尚人助手的十个月薪水。有心人不妨检索一下《字林西报》的电子数据库，看能否找回这价值千金的电报。
重婚案没有对丁敦龄造成特别的伤害，在他被监禁的时候，仍然有闲情继续写作。一位张姓的中国朋友来探监，他送了一首诗相赠。《费加罗报》拿到译文，刊登出来，最后一句说他被关在第二十三号牢房里。他的狱中作品不止这首诗，还有一部平话式小说《偷小鞋》，以中文写成，由奥贝尔（Charles Aubert）译成法文，书名《La Petite Pantoufle》（小鞋）。说这是翻译，可能不准确，没有奥贝尔学过汉语的证据。别人问他时，他回答说，这是“仿照（imiter）丁敦龄《偷小鞋》的中文”写成，很可能由丁敦龄先译成“丁氏法语”，他转换成规范的书面语言，并加以修饰。奥贝尔与丁敦龄相熟，他担任过俞第德丈夫孟德斯（Catulle Mendès， 1841-1909）的书记。此书由铜版画出版社（Librairie de L’Eau-Forte）印行，虽是法文作品，却采用正宗中式书籍样式，封面黄色薄丝绸，中文书名及作者名字直排，右边线装，与法文书相反，内文双页对折，文字绕以双黑线方框，六张铜版画插页，作者是著名插图画家舍瓦里埃（Frédéric Chevalier， 1833-1898），仿照中国的绣像小说人物绘制，像模像样。出版时间在一八七五年七月，离开丁敦龄被释放仅仅一个月，如此快捷的写作、翻译及出版速度令人咋舌。出版商明显想趁热打铁，定价昂贵，五六十页薄薄一册，售价五法郎。此书后来在一八八七年和一八八九年两次重版，售价降为三法郎。
丁敦龄经过这一年大风浪之后，无灾无难度过生命最后十年，在一八八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去世，由俞第德打点后事，十七日举行宗教仪式后，埋葬在巴黎北部近郊的圣多昂（Saint Ouen）坟场。
历史的误区
法国人从十七世纪下半叶开始认识中国，整整一二百年间，他们看到的中国是传教士和启蒙思想家眼中的中国，这些人对中国古文明推崇备至，引进大批中国古典著作，在法国人的集体想象中，中国是一个几乎没有瑕疵的理想国家。但是十九世纪初叶之后，由于交通发展，尤其一八四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天朝”大门，到中国的外国人不再限于传教士，大批外交官员、士兵、商人以及记者进入中国，他们带回来的信息和马可·波罗式的叙述有很大分歧，清朝的腐败无能，社会的落后，中华民族的一些陋习令法国人十分失望，普遍产生厌恶蔑视的心理。丁敦龄正是在这个时期到达法国，巴黎华人几乎不到十个人，他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看在眼里。从一个封闭的社会到一个陌生的国度，语言不通，又过了学语言的年纪，很难完全融入当地社会，单是辫子与长袍已经够令某些人不舒服。何况中国各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逢战必败，难以期望人家尊敬“天朝”及其子民。幸好法国人对中国古文明的崇拜没有完全消失，尤其在文化精英阶层，丁敦龄最先得到戈蒂耶的照顾，一八七二年戈蒂耶去世后，报纸总编辑兼议员的卡萨纳克（Paul de Cassagnac， 1842-1904）成为他的保护人。
法国文献留下的文字，对丁敦龄的态度好坏参半，最常看到的一句是“可怜的丁敦龄”（Pauvre Tin Tun Ling），这可以表示同情，也可能是取笑，更有个别包含恶意。在这种情况下，丁敦龄学会以西方人的幽默感来对抗，对玩笑或揶揄处之泰然。重婚案审毕后，幽默周刊《哨子》（Le Sifflet）刊登一张彩色漫画，以他为主角，中国和法国妻子在身后争着扯住他的辫子。画的下方有他几行亲笔字，中文是“令以新闻纸馆印我像，丁敦龄”，法文则是“Moi autoriser journal le Sifflet publier mon portrait， Tin Tun Ling”，直译“我，准许，新闻纸《哨子》，刊登我的肖像，丁敦龄”，这便是别具特色的“丁氏法文”。他同意刊登，因为画家采用名摄影师那达尔（Gaspard-Félix Tournachon， dit Nadar， 1820-1910）替他拍的肖像作蓝本，没有丑化他的形象，说明文字也不含恶意。
至于巴黎的中国人，人数虽少，对他同样好坏参半。他既有来探监的朋友，也有向法国传媒公开表示不与他往来的同胞。重婚案发生时，李少白（1844-？）是汉学家德理文的助手，他致函多家报社，声明与丁敦龄毫无相同之处。他刚在这年三月与一位法国女士结婚，可能新婚太太要求他公开表示清白，也可能这是文人相轻的表现。他发表的声明被法国报纸嘲笑，说莫名其妙，事实上法国人也有重婚罪犯，难道人人都要声明划清界限？
在同时期的中文文献中，张德彝第一个在《欧美环游记（再述奇）》中提到丁敦龄，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知道的记载。他的依据不是来自直接交谈或观察，而是“闻”。他说“闻丁敦龄品行卑污”，举了几条“罪状”，第一条“私某领事女”，被领事“发于英伦孤岛充军”，这句话有悖常识，出自清朝外交翻译官之口，令人惊奇。第二条“将缝匠之妻拐去”，男女私情不能说没有可能，但“罚其坐监二年”则是子虚乌有，报纸从无报导，离婚案检察官也没有提起他有案底。一八六九年，张德彝在巴黎与丁敦龄见过两三次面，完全能够当面澄清另一条“自称为举人”的“罪状”，“不知系某科中式？而同年者又何人也”，正是闲谈的好话题，这样他就会知道丁敦龄在法国一直自称秀才。但他只记述从巴黎华人处听来的不利于丁敦龄的“闻”，堕入偏听则暗的陷阱，甚至说出“恐其（丁敦龄）作（俞第德）幕中之宾矣”这种无聊话，伤害一位热爱中华文化的女作家。张德彝的欧游日记被广泛引用，不过研究者对其中的“闻”还须小心求证。他的“闻”几乎令丁敦龄永世不得翻身，因为一百年后，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提及他，一开头就引用这段记述。为了更有说服力，他使用第二手材料，从美国人著作中引用贝热拉（émile Bergerat， 1845-1923）的一句话，证明丁敦龄是偷鸡摸狗的小人。在学术研究中，“二手货”常常是毒药。美国人的引文出自贝热拉一九一一年出版的回忆录《一个巴黎孩子的回忆》（Souvenirs d’un enfant de Paris），第一卷第三部分第十一章的《戈蒂耶的中国人》（Le Chinois de Gautier）专写丁敦龄。贝热拉是戈蒂耶的二女婿，在戈蒂耶去世前五个月才成亲，这时丁敦龄已经搬离戈家，但由他来写丁敦龄往事还是很合适的。很可惜，这篇文章不仅失实，而且毫不掩饰作者的偏见、傲慢和种族歧视的倾向，开头两页谈到丁敦龄为《偷小鞋》写的序言《告法兰西公众书》，他竟然说丁敦龄像一条狗，戈蒂耶是他的主人，丁敦龄的文字是狗吠声。这是笔者所见最恶毒的文章，不要说引用，多读一遍也不想。钱锺书从这些有违事实的文献出发，最后把《白玉诗书》的优点全部归功于俞第德，把缺点归咎于丁敦龄，这种不公正的看法现在很普遍，无论他是否始作俑者，以他的大师地位，一槌定音，丁敦龄永世不得翻身。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未来史家身上，寄托在那些不迷信权威、只相信史料的真正的学者身上。事实上，钱锺书贬斥丁敦龄的文字不长，花过工夫增补修订，仍然出现不可理解的漏洞。他没有弄清楚张德彝笔下“法人欧建之母与妹”的身份，说“欧建即戈蒂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戈蒂耶母亲在一八四八年去世，不可能出现在一八六九年的宴会上。欧建是戈蒂耶的大女儿俞第德。
综观丁敦龄一生，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国读书人，被历史的风浪吹送到法国。从这时开始，他的背上不仅有求生者的重担，还承负着整个中华民族灾难的重压。法国人把他看作是中国人的代表，把一切可怕的想象加诸他身上。他在夹缝中过着幸存者的生活，只有今天，没有明天。和同时期其他海外华人相比，他不是最不幸的。他遇到戈蒂耶与俞第德父女，他以仅有的中学毕业水平的文学知识，帮助俞第德完成了《白玉诗书》，一本被认为中国诗词在西方普及启端的划时代作品。他不是英雄，不是大作家，不是天才，别的书生如果有他的经历，可能成就更大，只是历史的偶然性让他发挥了出人意料的作用。他湮没在万里外的异国，坟墓早已失去踪影，虽然法国文学史记载了他的名字，但中国人对他如此陌生，现在是时候根据真实的历史文献，恢复他的真正形象，让他流落在海外的魂魄，回归故土了。
二0一三年七月于巴黎
作者简介：刘志侠毕业于中山大学外语系，是梁宗岱先生的学生，曾留校任教六年。1970年代初在巴黎大学法国文学系进修，现居巴黎。已出版《巴黎五色笔》、《法语医用会话》和《青年梁宗岱》等多种著作和双语类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