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路易十六之死》
作者：黄霄文
成书时间：2016年
出版信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第1版
国王的遗言
“今天，1792年的12月25日，我，法兰西国王，在与我的家人在丹普尔监狱囚禁了四个多月后，在这里，在上帝面前，我留下最后的希望和想法。
我的（法国）兄弟们可能犯了错，我诚心的怜悯他们，但我对他们没有怨恨。在耶稣面前，我也不会爱他们更少一些，因为基督徒的仁慈之心要求我们这样。我祈求上帝赦免我的罪。在上帝面前，我曾小心翼翼地察觉这些罪，厌恶它们，以它们为耻。我想不起来自己是否有意冒犯过什么人，但对那些我无意中冒犯过的人，我乞求他们的原谅。如果在某些事件中，我的行为让谁感到不满，我也乞求他们的原谅。
我恳求好心人为我祈祷，乞求上帝赦免我的罪。
我诚心地原谅那些以我为敌的人，并祈祷上帝原谅他们。如果有谁因为错误或者误解的热情而给我造成了伤害，我也一样原谅他们。
在上帝面前我赞美我的妻子儿女，我的妹妹，我的伯父，我的弟弟，以及所有那些因血缘或其他缘故和我在一起的人。我尤其乞求上帝怜悯我的妻儿和我妹妹，他们和我一起承担了长时间的痛苦，现在又将承受失去我的痛苦，我乞求仁慈的上帝，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支持他们。
我把我的孩子们托付给我的妻子，她的母爱让我放心。我嘱咐她，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成为敬爱上帝的人，成为诚实的人。他们要明白，这世上的荣华富贵，不过是过眼云烟，而且对于他们极其危险。他们的目光更应该关注一条永恒的道路，那就是信仰上帝，它是一条更坚固，更持久的光辉大道。
我乞求我的妻子，原谅我给她带来的一切痛苦和不幸，她也应该知道，我对她无可指责，如果她有所自责的话。
我衷心要求我的孩子们，除了首先对上帝的责任外，他们必须互相团结，服从他们的母亲，感谢他们的母亲带给他们所有的关爱和责备，我曾经带给他们的也是一样。我请求他们把我的妹妹视作他们第二个母亲。
我要求我的儿子，如果不幸有一天他成了国王，他应该记住，他自己与人民的幸福是息息相关的，他必须忘记一切仇恨和不满，尤其必须忘记我现在正在经历的不幸和哀伤；他必须知道，只有按照法律进行统治，才能给人民带来幸福。同时，他也要记住：作为一个国王，他只有在拥有必需的授权以后，才能得到人民的尊敬，才能做他内心想做的善事。如果他放纵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努力去获取人民的尊敬，那么对于人民来说，这个国王就是有害的，而不是有用的。
我要求我的儿子，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尽一切力量照顾所有与我相关的人，他要记住，这是我对所有那些为我悲悯和难过的人的子女和父母所欠下的神圣的债。我知道有一些人因与我在一起，而没有做到他们应该做的事情，甚至有些人忘恩负义，但我原谅他们。因为通常在困难和冲动的时刻，一个人很难控制自己。我请求我的儿子，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只记住他们的不幸。
我要感谢那些给了我无私感情的人。我赞美克莱尔（丹普尔监狱的看守），他对我一直以来的关怀，除了表示感谢之外，我实在无以为报。因为他陪我走到了最后，我请求公社的绅士们，把我的衣物、书籍、手表、小包以及所有公社保管的小物品赠送给他。
我也原谅那些看守我的人，他们对我不友好的态度，在他们看来是必要的。在内心信念的支持下，他们采取坚定的立场情有可原。不过在他们中间，我还是看到一些善良的、充满同情心的情感。
我祈求马尔泽布、特隆歇、德赛兹（三人自愿作为最后审判时，路易十六的辩护律师）接受我的感谢和敬意，他们的关怀和努力让我感动。
（最后）我在生命结束之时向上帝宣告，并且准备接受上帝的审判。对于控告我的一切罪行，我问心无愧，我没有任何觉得自责的地方。”P311
山雨欲来
标志性事件：“国民议会”成立、“网球场宣言”
革命力量主要人物：米拉波、西哀士、巴伊
1789年的“三级会议”，由于根本性的分歧和第三等级的决心而夭折，第三等级的代表们，在自由派贵族米拉波等人的领导下，于6月17日，成立了所谓的“国民议会”，他们声称这个议会代表了全法国人口96%的绝大多数。在被限制活动后，代表们移师网球场，发表著名的“网球场宣言”：“我们宣誓永不脱离国民议会，在王国的宪法制定出来，并在坚实的基础上得到巩固之前，国民议会绝不解散！”P62
面对如此之决心，国王由最初的拒绝接受，继而又妥协，间接承认了“国民议会”的存在。7月7日，制宪委员会成立，“一场合法的革命，眼看就要在未流血的情况下大功告成。”P67——百年前英国的“光荣革命”，差点在法兰西的土地上重演。
革命初始期
标志性事件：攻占巴士底狱、宪法诞生、王室迁入巴黎
革命力量主要人物：米拉波、拉法耶特、奥尔良公爵、巴黎的起义群众
汹涌的民意，加之饥荒的蔓延，让整个法国犹如一只被装满的火药桶，一点点火星就足以将之引爆。在强硬派的压力之下，被革命者们视为“自己人”的财政大臣——内克——被解职，这一人事变动，成为了这样一颗小小的火星。
起义者们，在德穆兰等人的带领之下，从罗亚尔宫——王室的反对者奥尔良公爵在巴黎的府邸——出发，占领了大部分巴黎市区，并开始攻打巴士底狱。得知消息的路易十六，决定妥协，撤出军队，以避免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但为时已晚。第二天一早，国王在议会的表态，虽然赢得了代表们“国王万岁”的欢呼，但革命已然发生，国王的命运就此写定。
撤出军队、召回内克、承认国民议会，等等一系列的妥协姿态，让国王身边的强硬派们放弃了希望，他们收拾细软，逃离了法国。这其中，最为憎恨革命的一部分，围绕在阿图瓦伯爵（国王的弟弟）的周围，不久之后在国外成立了反革命同盟，这一支力量将给他们尚留在国内，在名义上尊奉的“国王”，带去致命的威胁。
巴黎的革命成功了，消息传来，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平民和有产者之间的暴力冲突频发，国内局势迅速恶化，“到了8月初，复仇、镇压和互相残杀波及全国大部分地区，法国陷入了歇斯底里的无政府状态。”P78
1789年10月初，王室在法尔赛宫宴请赶来护驾的军队官兵，关于宴会的铺张奢侈，以及王后带头践踏革命象征——三色帽徽的传言，在像马拉——这些激进派记者们的揭发和鼓动之下，巴黎数千人的妇女大军，跋涉数小时赶到凡尔赛，并包围了宫殿。危机之下，在国民卫队司令——拉法耶特的竭力维持之下，安抚了激动的人群，也保护了王室一家。（拉法耶特在法国革命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在美国的经历、法国军队领袖的背景、在革命前后的巨大作用、对王室一家的保护，等等这些丰富的经历，使其成为了后世家喻户晓的人物。）
国王不愿意看到武力冲突，接受了群众的要求。10月6日下午，王室一家离开凡尔赛宫，搬到了巴黎，议会也随同转移。
因为“顺应民意”的良好表现，初到巴黎的王室一家，赢得了大众的好感。这一时期，留在法国国内的特权阶级，对于民主与平等的观念，也有了更多的认同，议会得以通过法令，逐步取消了各类封建等级特权。虽然此时的议会，仍有所谓的左和右的差别，但各派态度相对温和。在1790年7月14日，举行的纪念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的“联盟节”上，王室一家接受革命思想的表态，赢得了大众一遍又一遍“国王万岁”的欢呼。此时的王室、议会和人民，进入了一个短暂的“蜜月期”，国民、法律、国王，三位一体的君主立宪政体，似乎就在眼前。
但表面的和谐无法掩盖其下的汹涌暗流，温和、改良，这些词汇越来越不符合革命群众的口味。任凭米拉波、拉法耶特们在竭力维系，但革命的激进派们舞动手中的致胜法宝——民意，使得议会和法律屡屡失效，革命仍需要大踏步地前进。
革命激进期
标志性事件：王室逃离巴黎、八月起义、九月屠杀、审判国王
革命力量主要人物：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
“砍掉500至600个人头，就能够保证你的安宁、自由和幸福；虚伪的仁慈已经束缚住了你们的双手，阻碍你们进行打击；敌人将毫不留情的杀害你们，把匕首刺入你们妻子的身躯，并且为了永远消灭你们心灵里对自由的热爱，他们将用血淋淋的双手从你们孩子的胸脯中掏出心脏。”P137
以上文字，来自于革命期的一份报纸，它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人民之友》，记者马拉，便是这份报纸的主人，他集记者、编辑、出版商为一身，可以说这是马拉一个人的报纸。激进的言辞，受到大众的狂热追捧，巴黎市政府的逮捕令，却因为激进势力和群众的阻挠，而无法进行。（1793年，马拉死于一名支持“吉伦特派”的女性刺客之手，这一事件因了那幅名画而为世人熟知。画家大卫，也是一位革命者。）
国王可耻的出逃行为（1791年6月20日，史称“瓦雷纳事件”），“剥夺了民众对王权的最后一丝同情与好感。”P197跟随着民意的变化，议会中的各方势力也在不断地调整。最初同情王权的右派势力，已基本被清除出去，此时的议会领袖，是号称“三巨头”的巴纳夫、拉梅特和迪波尔，相较于丹东、马拉等更为激进者，他们在此时的议会中，却成了“温和派”。
面对激进派们四处叫嚣着坚持要罢黜路易十六，巴纳夫的三头同盟则认为“如果罢黜了国王，君主立宪的大厦将会立刻轰然倒下，这对于法国绝不会是件好事。”P203
正是看到了由社会底层掀起的情绪化的暴力运动，将彻底破坏整个国家残存的行政和法律体系，造成可怕的无政府恶果，在1791年7月的议会发言中，巴纳夫说道，“‘这场革命运动已经摧毁了应该摧毁的一切，现在是该停步的时候了……再进一步，就是消灭王权，再进一步，那就是消灭财产。’”P204议会的这些有产者们应该都清楚的明白，个人财产权，是他们这个国家经济制度的基石。
著名的“雅各宾俱乐部”，此时也是四分五裂，主张维系王权的拉法耶特、西哀士等人离开了这个越来越激进的组织，另外组建了一个“斐扬俱乐部”。而此时的罗伯斯庇尔——这个未来的大人物——审时度势，他看到一边是实力派拉法耶特，一边是更得民心的丹东、马拉，自己此时出头，没有任何优势。所以当丹东、德穆兰等人领导的“科德利埃俱乐部”，在第二次“联盟节”期间，提出“‘打倒路易十六！不要国王’”的口号时，罗伯斯庇尔却拒绝就请愿书做表态支持，他在等待时机。这也让他得以躲过了“联盟节”暴力冲突后的官方通缉。
“联盟节”上的请愿活动，因为官方的强硬表态而演变为流血惨案。在拉法耶特和巴黎市长巴伊的指挥下，国民卫队对请愿群众进行了武力镇压，数十人死亡。随后，议会通缉了活动的组织者——丹东和德穆兰，但由于革命情势的发展，两人很快又恢复了活动。
因为宪法已经出炉，制宪议会决定移交权力给随后选举产生的“立法议会”。
1791年10月1日，新的议会开张。因为有了老议员不能连任的特别规定，巴纳夫等“温和派”失去了对于议会的控制。而且本届议会中约95%的成员来自平民，这让议会的风格有了显著的变化。
此时的王室，也在审时度势地改变想法，这一阶段，王后的“信心”似乎左右了国王的政策。拉法耶特和巴伊被弃之不用，他们的离去，使得君主立宪派失去了对巴黎军政的控制权。此时的王室似乎过于乐观，认为他们有能力躲过君主立宪，而重建昔日的王权专制。
对于形势的错误判断，葬送了君主立宪的机会，而来自国外“援手”，更是成了国王夫妇的催命符。
反法同盟（普鲁士和奥地利联军，以及逃亡贵族的武装）的压力（压力的增加，部分地来自于王后一封封的求救信），使得法国启动了义务兵役制，众多的普通民众被武装起来。此时的王室，由于路易十六希望竭力避免流血冲突，以及王后“无实权，毋宁死”的决心，多次拒绝了立宪派们关于武力镇压或者再次转移的建议（因为担心成为拉法耶特等武人的傀儡），他们也失去了君主立宪的最后机会。
1792年7月，联军发出了一系列的“宣言”，试图遏制法国国内的革命情势，并且挽救国王一家（至少表面上看来如此），“如果杜伊勒里宫被武力侵入或遭到攻击，如果国王、王后及王族稍受侵犯，如果……”，在已经取得了自由的法国人民眼中，这样的“挑衅行为”不仅救不了国王一家，反而成了又一颗点燃火药桶的火星。
联军的宣言，帮助革命鼓动者们编织出一个顺理成章的信号——王室将伙同他们在前线的敌军，来个里应外合，武力绞杀革命的巴黎人民，于是，巴黎迎来了又一次的起义。不同以往，这一次将彻底改变法兰西的命运。起义以雅各宾俱乐部为大本营，丹东、德穆兰等人冒着极大的风险领导了这次行动。（此时的罗伯斯庇尔却躲了起来，直到起义后才出现并试图摘取胜利果实。）
8月的起义中，不够革命的巴黎市政府被推翻，更为激进的巴黎公社成立。起义的民众攻入杜伊勒里宫。王室一家先是躲到了议会，不久便被逮捕而关押进了丹普尔监狱——一座经过改造的旧宫殿——王室一家将在这里度过最后的日子。
左右之争
此时的法国，王权已然失去了任何的政治能力，存废只在旦夕之间。议会（立法议会），名义上仍是合法的权力机构，但由于根本无法控制激动的民众，在起义的过程中也是左右为难，无法履行权力，在对于如何处置王权的议题时，讨论了三天没有结论，最后还是巴黎公社的代表不容分说地给出了逮捕国王的“建议”，议会也只得照办了。
9月末，新的议会产生，接管了国家权力。这届议会被称为“国民公会”。9月25日，“国民公会宣布：从今以后，法国就是个共和国了。”P275
国民公会的议员，因为立场的不同而被分为了三派，其中“山岳派”是最为激进的，它的成员就有马拉、丹东和掌握了巴黎公社的罗伯斯庇尔，他们号称“三巨头”，因为他们的成员总是坐在议会席位左侧的高处而得名“山岳”；“吉伦特派”因其几位主要成员来自于吉伦特省而得名（这一派别在当时因其领袖布里索而被称为“布里索派”，“吉伦特派”的名称是后来才有的），在更为激进的“山岳派”面前，这些原本宣扬“共和”的革命者们倒变成了相对温和的“右派”，其主要成员有布里索、孔多塞、罗兰夫妇等，还有一位叫做卢韦的议员，他在议会同罗伯斯庇尔的唇枪舌战，对后者“阴谋家、独裁者”的控诉，在书中多有介绍；剩下的人被统称为“平原派”（或称“沼泽派”），他们人数最多，立场不定，在当时的混乱局势之下，注定将成为强势一方的附庸，正如书中所说，“这些胆小怕事的多数人，在内心恐惧的支配下，注定要受到那些暴戾残忍的少数人左右，成为强势人物的奴才。”P275
议会的辩论中，对于罗伯斯庇尔的指控，以及对于“九月屠杀”的定性，成为了之后整个法国政治气候的风向标，这过程中，山岳派再一次成功利用民意，阻击了对手的进攻，进而控制了议会，左右全国局势，当然也决定了国王一家的生死。
完
2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