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杂记

答应一位朋友开始写点东西，因拖延症而爽约，深感惭愧。

为解入骨之懒毒，遂急就此篇，以示宽慰。

上周六是自己35岁生日，人到中年，颇觉危机深重。

寸功未建，而岁月催人，如何调伏才不致心落深渊呢？

这个问题我想短期内很难有满意答案。

遥想自己出生的1982年：

那一年中国进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计划生育已成为基本国策。

计划生育的重要主张者——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于当年去世，他的《新人口论》尚未及拜读。

虽然先生的学人风骨流传学界，但就其主张计划生育而言，或也仅存时代进步（局限）性。

“计划”二字已暴露其与先前之鼓励生育皆属一端，漠视基本的人类自由意志。

我是家里第三个孩子，前面有两个姐姐，可见我的出生多少体现了当时农村重男轻女的一些遗迹。

那一年我父亲也因为我的出生丢了公职，不知道他当时面对我的出生是何种感受，悲喜交集？

于我而言，因为迂腐的观念破坏了基本国策，从而来到这人世间，也注定了我性格中的反叛与复杂。

我讨厌愚昧，更讨厌一切自以为聪明的管制！

同样在那一年，宝岛台湾有个28岁的年轻人发行了自己生平第一张专辑，获得巨大成功，酷酷的黑色封面在当时引发一场“黑色旋风”。

这个年轻人名叫罗大佑，那张专辑叫《之乎者也》。

时至今日，这张专辑里的很多曲目依然是很多人记忆中的经典。

记得很小的时候，寄住在我家的表哥用卡带反复播放的那些歌曲，奠定了我日后对音乐主要的欣赏趣味，当然这里面就包括了罗大佑和他的那张《之乎者也》。

同样那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芝加哥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该学派另外一个更知名的领袖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斯蒂格勒获奖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对垄断和管制的开创性研究。

我个人学习经济学的路径就是从芝加哥学派开始，从弗里德曼——芝加哥学派——哈耶克（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曾在芝加哥大学教书）——奥地利学派（米塞斯、罗斯巴德）——朝圣山学社。

记得大学时候选修经济学思想流派这门课，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占据的篇幅很少，绝对的非主流。

这门课考试的题目全是对凯恩斯各个学派思想主张的辨析，我站在奥地利学派的立场上对各种观点大加挞伐，还好老师留情，给了一个还算不错的分数。

拉里拉杂写差不多1000字。

关于写作这事儿，我上次集中训练自己还是大学毕业前夕。

2003年非典，北京全城戒严，在学校无所事事，把从图书馆借来的几本基督教哲学的书反复阅读，并做读书笔记，每天写数千字，坚持了两三个月，一天不落。

那时候看过那些文字的人评价说“温暖”。

在那个瘟疫肆虐的北京春天，我用写作对抗死亡的恐惧。

回到此篇开头，为什么开始写作，除了回复友人，更重要的问题是——

中年危机蔓延，我该如何应对？

也许写作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我救赎？

此为第一篇，希望能坚持下去，每周至少更新一篇。

加油，与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