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五年（公元前356年），商鞅开始在秦国推行变法。老商变法的措施虽然有一大堆，但其中最重要的两项无非是“重农桑”和“奖军功”，而且效果也是杠杠的——仅仅变法两年后，此前因为战五渣而被诸侯所卑的秦国就在元里之战中大败魏军，甚至一度夺取了魏国的故都安邑。到了秦孝公二十二年（公元前341年），秦军再度于河西大败魏国，自此秦魏强弱之势逆转，秦国的崛起再也无人可以阻挡。
话说在秦穆公短暂称霸以后，秦国的常态就是被周边的晋、楚、魏等邻居轮番殴打，怎么突然之间就变得如此凶神恶煞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商鞅规定只要秦兵能斩获敌方甲士的一个首级，就赐爵一级并获得相应的赏赐与优待，而且砍的脑袋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甚至首级功还能赎罪，比如一个秦兵斩获了一个首级，他做囚犯的父母就可以免罪获释，如果再砍一个，他身为隶妾的妻子就能脱籍转为平民。这样一来，在战场上的秦兵眼中哪还有什么敌人？就剩下一堆堆的田宅、铜钱和免罪金牌，要不拼命去抢夺就有鬼了：
“山东之卒，被甲冒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战国策·卷二十六·韩策第一》）
这就是尚武之风，虽然源于私利，却大利于国。
其实商鞅也是个大忽悠。在他设立的二十级军功爵（最初只有十七级）中，一个普通的秦人如果当不上官吏，哪怕他砍得脑袋再多，爵位也只能止步于第八级的“公乘”。不过相较于原本在世卿世禄制下只要出身贫寒就永无出头之日，军功授爵给了底层庶民一个改善生活和出人头地的微弱希望，足以让秦人为之不畏生死了。
起码在始皇帝驾崩前，秦国在军功授爵这方面的信誉度还是有保障的。尤其是只要晋升到高爵，不但有着丰厚的物质待遇，还有着足以光宗耀祖的精神奖励。
比如“家门阀阅”——虽然这玩意后来变得面目全非，居然成了拼爹的象征。
门阀本是为国建功的勋表，充满了铁与血的气息。
现在一提到阀阅，就让人联想起门第、家世，似乎就是专指早已名声臭大街的士族门阀。
其实压根不是这么回事。在最初的时候，阀阅几乎就相当于今天军队中的级别资历章：
“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而秦汉时的阀阅最早起源于尺籍伍符，就是用来记载军令、军功的簿籍和军中各伍互相作保的守则：
“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索隐】：尺籍者，谓书其斩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军人伍伍相保，不容奸诈。【集解】：‘汉军法曰吏卒斩首，以尺籍书下县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夺劳二岁。五符亦什伍之符，约节度也。’”（《三家注史记·卷一百二·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后来尺籍伍符就演变成了阀阅，相当于每个秦汉官吏、军人都必备的人事档案。无论是立功了还是犯罪了都要移送文书进行相应的奖罚。而一旦爵位升至左庶长以上了，阀阅还会化身为一项隐形福利，专门用来显摆。
怎么显摆？人事档案这玩意当然应该收藏于“有关部门”，一般是密不见人的。不过在秦汉时哪位要能将爵位升到左庶长以上了，就可以将其调出并篆刻于形似华表的木柱上，再竖立在家门两侧。其中左边的木柱就叫“阀”，篆刻的都是家主人所立下的累累功勋，右边的是“阅”，记载的都是家主人的辉煌履历。
——既然为国玩过命、洒过血，再不让人家嘚瑟嘚瑟，岂不如同锦衣夜行？
这就是“家门阀阅”，也可以简称为“门阀”，是唯有靠军功、靠铁与血才能换来的荣耀。
而在秦汉唯军功方可授爵的大环境下，除了开国功臣，开疆拓土、建功立业几乎是关西军功贵族的专利，所以能以门阀自居的也几乎都是这些人。而魏晋以后号称以“耕读传家”的关东豪门，尤其是那些儒生们，因为大多无功于国，所以管你家族传承了几十代、数百年，管你是帝高阳苗裔还是上古贤王之后，统统都不能弄俩木头柱子放家门口滥竽充数。不仅如此，在那个年头谁家要是没个阀阅撑门面，注定也难以得到重用：
“儒生无阀阅，所能不能任剧，故陋于选举，佚于朝廷。”（《论衡·卷十二·程材篇》）
话说汉儒可不是宋明以后那些小胳膊细腿的书生。人家可大多是一手能执笔、一手能耍剑的全才，以腰挎三尺剑，口呼大复仇为荣，动辄杀人见血根本就不算事。比如说司马迁年轻时就曾游历过天下，要知道当时的南方狂野得就跟现在的亚马逊雨林似的，可人家太史公孤身跑到九嶷山转悠了一圈依然毫发无损，跟他老人家比起来现在所谓的驴友统统都是渣渣。
这样的汉儒，要是放到宋明那样只要是士大夫、而且还读过几本兵书就可以自称知兵的时代，几乎个个都能出将入相，不过在秦汉则绝对没戏。为啥？因为秦汉可不讲究什么文尊武卑，想加官进爵得拿真本事和实打实的功绩来换，靠满口之乎者也的嘴炮糊弄事的，统统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吧。
因此，秦汉之时才会名将辈出，哪怕是李广这样的军中宿将也因为战绩拿不出手终生不得封侯，哪还会轮得到那些作为外行的书生？于是乎儒生文士们非但搞不到个阀阅来光大门楣，连本属于自家的地盘都保不住——从汉太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的六代帝王（含吕后）共任命的18任宰相，要么是以军功授爵，要么就是武勋之后。惟一的异类田蚡也是外戚，儒生文士压根一点机会都没有。
在中国的历史上，几乎哪朝哪代都号称非军功不得授爵，但唯有秦和汉初最为纯粹，而且没有之一。
只可惜在各种功勋中，唯有战功是最难得的，而且一个王朝也不可能一直打打杀杀下去，给人建功立业的机会。再者帝王之道在于平衡，军功贵族势力的一再膨胀，必然引起皇帝的警惕和打压，于是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因丞相薛泽（功臣之后，广平侯薛欧之孙）被免职，汉武帝就打算改改规矩，让纯文吏出身的公孙弘继任。按旧制，大汉朝的丞相必须由位列二十级军功爵中的最高爵位——列侯（原为彻侯，为避讳刘彻改为列侯，也称通侯）来担任，公孙弘这个从来没上过战场的儒生当然没有这个资格。不过所谓的律法、规矩，不过是刘彻一句话的事：
“上于是下诏曰：‘朕嘉先圣之道，开广门路，宣招四方之士。盖古者任贤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劳大者厥禄厚，德盛者获爵尊，故武功以显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乡户六百五十封丞相弘为平津侯。’其后以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卜式儿宽传第二十八》）
自公孙弘以后，西汉的30任丞相中有20任循此例因拜相而封侯。这也意味着所谓的门阀，再也不是武勋者的专利，文官不但反扑成功，而且不断的攻城略地，最终甚至将纯粹的武人一脚踹飞，门阀反倒成了高级文官的代名词。
当然，西汉也随之衰落，并最终完蛋。
当官封侯一时爽，但难免断子绝孙。所以豪门大族换了个活法，才有了士族门阀。
东汉的政治制度与西汉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名义上大大加强了君主集权——丞相成了历史名词（当然曹丞相是个例外），其权力分散到三公，即太尉（主军政）、司徒（主礼仪）、司空（主营建）头上，但实际上以尚书参决政务。不过刘秀的子孙大多运气欠佳，要么幼主当国，要么昏庸不堪，所以权力就落到了外戚或是宦官手中。
于是名义上的百官之长、也就是三公实际上处于被架空的尴尬境地。既然争权争不过外戚和宦官，那就只剩下了争名和夺利，于是东汉的一大“特产”——名士便随之应运而生了。
所谓名士，本是指名望高、学问大、有气节但却不肯出仕的士人。不过东汉的名士却大多是靠广结朋党以及相互吹嘘“人造”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些沽名钓誉之徒。而他们费老鼻子劲把自己打造成名士的目的，又恰恰是为了功利和官位。不仅如此，他们还拼命霸着贵官美爵不放，最好是将其由国家公器变为家族私有并世代传承。所以在东汉只当过一回三公的家族只能算是暴发户，二世、三世三公的不鲜见，最牛叉的就是所谓的四世三公。
后来被曹丞相收拾得没人形的袁绍他家最出名的就是四世三公——从他的高祖袁安（司徒）始，四世之内又有袁敞（司空）、袁汤（太尉）、袁逢（司空）、袁隗（太傅）共5人分别担任过三公或是上公的职位。而能与之相比的则是杨震、杨秉、杨赐、杨彪祖孙四代都当过太尉，号称“四世太尉”，也是牛叉得一塌糊涂。
问题是杨震可是念经（经学大师嘛）的出身，号称“关西孔子”，学问是没得说，但就是没听说过有啥军事才能，咋就当上了大汉朝的最高军事长官（哪怕是名义上的）？而且他那几个相继当上太尉的子孙似乎也好不到哪儿去，更是从没打过什么正经仗，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秦汉之初以战功为荣耀、靠战功才能升官的传统早就名存实亡了。
所以所谓的“独汉以强亡”其实也就是那么回事。毕竟光是一个羌人就让东汉政府流了上百年的血却无能为力，这也算是一个证明吧。
那么袁、杨等人家门前的阀阅，又会记载些什么？应该无非就是学问如何、礼乐如何、名望如何以及官做得多大、门生故吏多少之流的吧。我倒不觉得诗书礼仪有啥不好，毕竟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六·定公十年》）嘛。可是无论如何，此时的门阀已不复当初的面目，距离铁与血越来越远了。
不过就像西汉的武勋门阀最终没落，东汉的名士门阀下场也没好到哪里去。随着从汉末开始直至隋唐的那场持续了400年的战乱，最先受到冲击而且结局最为惨烈的恰恰就是那些自诩几世三公的家族。比如袁绍的汝南袁氏，在汉末战乱中几乎被斩尽杀绝，即便侥幸逃过一劫的也从此在历史的舞台上销声匿迹。而四世太尉的杨家虽然在此后的数百年间打着弘农杨氏的名号很是出过一番风头，但据考证杨震真正的后裔到南北朝时就已经真伪难辨了。此后号称出身弘农杨氏的如杨珍、杨播、杨钧、杨雄、杨坚等基本可以确认是山寨货，纯粹是乱认祖宗以自抬身价。
袁杨两家如此，事实上在汉末的整个社会阶层也出现了巨大的分化，门第高、权势大的势族，门第、权势不如势族的寒族，掌握大量土地、人口及财富但在政治上缺乏影响力的豪右以及闾左（即平头百姓）的分野已初具雏形。在经过三国时期社会剧烈动荡以及九品中正制的出现以后，势族与豪右合流才形成了我们熟悉的那个士族门阀阶层，寒族则转化成了庶族地主，也就是科举制兴起后的士大夫阶层。至于闾左，则依然处于社会的底层，继续受人欺压。
而两汉阀阅家族的折戟沉沙，引起了新崛起的士族门阀阶层的反思。而自汉末以来持续不断的分裂和战乱则予以了他们灵感，于是为了保证家族的长盛不衰，虽然政治上的权势依然必不可少，但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即便是在如两汉那样强大的王朝，也是吞噬了无数勋族豪门为祭品才得以长寿达400年之久。而在此后的魏晋南北朝，朝兴国灭不过是家常便饭，谁跟政治捆绑得越紧，谁的家族就覆灭得越快。
所以士族门阀虽然依旧积极出仕，但却不再将鸡蛋统统放进一个篮子。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著名的如琅琊诸葛氏——老大诸葛瑾出仕孙吴，官至大将军，领豫州牧；老二诸葛亮领着弟弟诸葛均效力蜀汉，地位更是形同周公、霍光一般；从弟诸葛诞则给曹魏打工，爵封高平侯，加号征东大将军、司空。这也就意味着无论魏蜀吴这三国争霸的结果如何，琅琊诸葛氏总有一支可保平安富贵无虞，不至于因为一时政治上的失势而导致家族遭到团灭。
而且不要怀疑他们对自己效力的老板的忠诚。对于一名士族子弟而言，兄弟之情不过是有害有毒的小仁小爱，确保家族长盛不衰才是真正的硬道理。为此别说兄弟阋墙，就是亲手加刃于血亲手足也在所不惜。
即便是没法把鸡蛋送进别的篮子里，聪明的士族也不会将族人统统串在一根绳子上。
同样是出身琅琊郡，王氏的运气就不如诸葛氏那么好，没法不要脸皮的投效五胡十六国。于是在王导策划司马睿称帝、建立东晋，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后，从兄王敦就悍然发动叛乱，而王导则携族中子侄坚决反对。甚至在王敦率军逼近京师、形势最为危急时，王导率族中子弟为王敦发丧，使得叛军以为后者已死，一时士气大减。
要是王敦叛乱成功，琅琊王氏的祖坟上就得青烟袅袅、冒出帝王之气。而王敦最终兵败身死，王导依然位极人臣，老王家还是屹立不倒。
当然，像琅琊诸葛氏、王氏这样敢在政治上走钢丝绳，而且还走得挺成功的家族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还是玩脱了或者压根就不敢这么玩。那他们怎么办？
大多数成功的士族门阀选择狠抓两个根本不放松，最终在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期间保持了家族的长盛不衰——其一是狠抓土地、人口和财富不放松，其二就是大办教育。
正是士族门阀的推动，尚武好战才成为汉唐之际的时代主旋律。
士族门阀通过占有大量的土地、人口和财富得以长盛不衰从来不是个秘密，而且也是他们最遭人诟病的一点。对此尤其警惕就是帝王，并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史上最著名的败家子隋炀帝杨广为啥迫不及待的大兴营建、滥用民力又非得跟高句丽死磕？说白了除了这个聪明的皇帝好大喜功的性格外，就是为了快速的消耗掉山东（指崤山以东）士族的人口和财富，并趁机夺取他们的土地。只不过老杨太过于急功近利，最后不但没干翻对头，还把自己的家国天下搭了进去。
（事实上士族门阀垄断人口土地也并非全是坏事。五胡乱华期间北方沦为人间地狱，两晋政府对此无能为力。正是垄断了大量人口、财富的士族门阀出头组织了堪称史诗般的衣冠南渡。此举不但活人无数，而且推动了将辉煌灿烂的北方文明传播到南方，大大加快了江南地区的开发进程。同时，南北分裂期间最坚定的推动北伐、最坚定的抵抗北方胡族入侵的也正是这些出身于北方的士族门阀。）
不过杨广聪明是聪明，但眼光和格局显然不及他老爹杨坚。杨老爹对士族门阀捅出的最狠、也是最痛的一刀，就是搞出了科举制这个大杀器，试图一举打破士族门阀垄断教育和人才培养资源的局面。
没错，相对于摆在明面上的土地、人口和财富，不怎么引人瞩目但实际上作用极大的人才培养和垄断机制才是士族门阀真正的法宝。要不然，他们怎么会总喜欢说自己是“耕读传家”呢？
据统计在唐朝的369位各种宰相中，仅号称“五姓七望”中的陇西李、赵郡李、清河崔、博陵崔、范阳卢、荥阳郑这6家顶级士族就贡献了近80位（太原王氏在唐朝时已经没落了），占总数的五分之一强。话说李唐皇室对于士族的警惕性比隋杨还高，而且科举制搞得更是风生水起，为啥还让后者占了这么大的便宜？
因为教育在古代绝对算是个奢侈品。为啥同样都是不乏财富却有士族、寒族之分？就是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知识的传承与传播成本极高，根本不是光靠花钱就能买来的。所以想成为士族、尤其是顶级士族，光靠家世门第不行，还得有些大儒祖宗镇宅或是有“家学”传世。而与之相比寒族子弟就算想读书，也请不来名师、读不到“秘籍”，自然很难出人头地。
所以要干掉士族，首要就在于打破其对于教育资源和人才培养的垄断。所以一门心思斗士族的唐太宗李世民才会在见到通过科举入仕的寒族子弟后喜出望外：
“（李世民）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卷一》五代·王定保）
不过李二到底是白欢喜了一场——整个初唐真正出身寒门的宰相数来数去也就一个马周。即便是搞了科举，还是谁也考不过士族子弟。
而且科举最大的一个弊病就是只能培养出纯粹的文官（所谓的武举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就是个笑话）。不过文官最大的本能不是治国治民，而是排斥异己和争权夺利。于是等到科举真的发达了、文官彻底上位了，就开始拼命的打压武将，最终形成了文尊武卑的局面，华夏民族的尚武精神也自此不见了踪影，从汉唐时期的横扫诸胡变成了随便哪个蛮夷都能欺负一下的怂包软蛋。
而这种情况，在士族门阀的时代是根本不存在的。
所谓的文武之分，在两宋之前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即便存在边界也相对模糊。故此，时人才会把“出将入相”作为官员的最大追求——请注意，“出将”在前而“入相”在后，不仅是因为宰相乃百官之长，地位和权力更大，还因为从秦汉到隋唐的那些能出将入相的杰出人才，大多是先在战场立功然后才因功拜相的。这样的人物在当时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我掐指一数就想起了曹参、王陵、周勃、周亚夫、李蔡、公孙贺、邓禹、吴汉、窦宪、谢安、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高颎、苏威、杨爽、杨素、宇文述、长孙无忌、李靖、李勣、侯君集、刘仁轨、娄师德、郭元振、李晟……要不是我的记性实在太差，这个名单还不知道有多长。
而且这些人中除了自创门阀的，大多是士族子弟，基本都是通过士族门阀的人才培养体系成长起来。而从两汉到隋唐的那些能在史书中留下姓名的人物，大体也都是如此。
可是到了士族彻底完蛋、科举一家独大的两宋以后，能真正出将入相者我就能想起一个徐达，除此之外还有谁？有想到的朋友不妨在评论区提醒我一下。
还有名将。在汉唐之时要想被称之为名将，除了能在内战中横扫天下外，最重要的是外战也不能怂，得跃马挥戈、扬威域外才不负名将的名号。可是到了两宋以后，只要能抗住几波蛮夷的进犯那基本就是妥妥的名将了，而且还大多结局凄惨，成了悲剧英雄。甚至经常出现只要败得没别人那么难看、丧师失地比别人少一点的就能成为名将的情况，简直堪称是最大的笑话。
有这样的“名将”，宋明双亡、元清续立还有啥可奇怪的？
将这样巨大的变化统统归结于士族门阀的兴衰当然是偏颇的，不过两者之间确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士族培养人才的出发点当然不是为国，而是为家。并且相对于帝王，他们的目的更为纯粹——人才只要实用、好用即可，文武之分根本无足轻重，更没有那么多的防范与顾忌。所以科举能考出来的治国能臣和学问大家士族门阀同样能培养得出来，科举考不出来的定国良将士族门阀照样培养得出来。而且上马能治军、下马能安民，入庙堂则为贤相良将、避乡野则能旺家生财的全面型人才更是士族门阀所求之不得的。
为啥士族要操这个闲心？说白了首先是为了他们自己。就拿崛起于两汉、兴盛于隋唐的顶级士族集团“五姓七望”来说，只要看看他们的郡望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陇西、赵郡、清河、博陵、范阳、太原，除了位于中原的荥阳郑氏，这些豪门巨族无论身居关西还是山东，但其老巢均位于边郡，与那些野蛮好战的游牧民族比邻而居。而在南宋之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北方，士族门阀大多也植根于此，哪怕仅是为了自保，他们也必须得想办法将这些讨厌的塞外邻居撵得越远越好。
所以他们培养出的代言人，武将须有封狼居胥、燕然勒石之能，即便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也得在朝堂上鼓噪驱逐鞑虏、扬威域外。在这一点上对于士族门阀而言，家与国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那个时候谁要是敢像宋明的士大夫那样畏战主和，几乎就是与全天下为敌，“社死”是必须的，能保住小命都是运气好。
汉唐之时，在积极对外扩张这点上士族门阀与帝王的利益是一致的
而与之相比，科举培养出来的士大夫因为官爵利禄子孙基本上无法继承、两三代内出不了个进士家族就注定没落，所以大多数追求的是眼前的利益，或者是得过且过。至于国家的长治久安、隐忧远患，那是皇帝才该操心的事，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
所以从汉至唐的历朝历代大多极富开拓进取之精神。拳头硬了那是必然要打出去逞威风的，即便国势衰落了也足以保住江山一隅，而不像南宋那样动辄有国破家亡之危。即便国有庸主、弱君，往往也是身不由己的被推动着去开疆拓土。即便是弱如东晋南朝，也是持之以恒的连续发动20多次注定没有胜机的北伐，直到打到油尽灯枯。
因此士族培养出的人才，即便偏科往往也能偏出某个领域的一代宗师，更多的则是文武皆能的全才，反正不是后来的科举能比的。
这种现象对士族自然是好事，于国于民也利大于弊，但对于皇帝来说就比较闹心了——这帮家伙明面上是皇帝的臣子，真正效忠的却是自己的宗长家主、是自己的家族。一旦皇帝与宗族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昨天还俯首称臣的今日就敢持刃弑君。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从两汉到隋唐，除了西晋外无一朝一代亡于外患，统统都倒在了内乱之下。所以即便是英明神武的千古一帝李世民，也得老老实实的“虚心纳谏”。李二是真的虚心？扯吧！否则为啥在魏征生前他被这面“人镜”虐得死去活来，等老魏死后又非得刨了人家的坟头？还不是因为魏征是山东士族的代言人，李二惹不起才不得不忍气吞声？
所以自从士族兴起，历朝皇帝就孜孜不倦的斗士族。之所以士族还能作威作福数百年，答案无非是斗不过罢了。等到科举日益发威，尤其是唐末的黄巢之乱彻底掘了士族的根，这场漫长的斗争才算告一段落。
士族门阀完蛋了，华夏的尚武精神也随之陪葬了。
而宋太祖赵匡胤又不惜“自宫”在这块棺材板上钉下了最后一颗钉子——文尊武卑。曾在过去千年间备受推崇、尊重的武人，从此沦为了“贼配军”。当整个社会都盛行“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风气时，宋明双双沦亡于异族之手简直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这是武人之殇，也是科举最大的副产品，更是家天下的帝制时代无法避免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