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夷潜大渊，河水藏龙图；穆王西征过阳纡，施宝河伯见江山；伏羲悟道建六峜，初民有矩行方圆；天问难解语，俯视愈不释；岚劲雾浓山缥缈，昆仑墟上月初明。
《水经注》说：“《山海经》曰：昆仑虚在西北，河水出其东北隅。《尔雅》曰：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河水即黄河，《清史稿·河渠志一》说：“明年四月，塞未竣，河水陡涨，冲塌东岸坝台。”《水经注疏》则说：“守敬按：言河源者当以《汉书·西域传》为不刊之典，以今日与图证之，若重规叠矩，作《水经》者惟但言葱岭、于阗未明，言昆仑不能知昆仑所在。”杨氏之说置于前，意在言及昆仑墟，此处只提其所言之“不刊之典”。《汉书·西域传》说：“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出，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于阗亦作“于窴”，古西域国名，在今新疆和田一带，清代置县。至于《汉书》所言之“河”乃亦谓黄河，所以《水经注疏》又说：“遂以昆仑置于葱岭之西，郦氏又博采传记以符合之，遂与《经》文同为悠谬。”
《水经注》说：“《山海经》曰：南即从极之渊也，一曰中极之渊，深三百仞，惟冯夷都焉。”《淮南子·齐俗》说：“昔者冯夷得道，以潜大川。”《水经注疏》说：“守敬按：《释文》引司马彪云，《清泠传》曰：冯夷，华阴潼乡堤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为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于河而溺死。”服八石，还是浴于河而溺死，冯夷都能从人变成神仙，法术自然无边。故《水经注》又说：“河伯乃与天子披图视典，以观天子之宝器、玉果、璇珠、烛银、金膏等物，皆《河图》所载。”郦氏所引系《穆天子传》之文，穆天子乃周穆王是也。郦氏所言之“图”为河图，其且引《命历序》之言又说：“《河图》，帝王之阶，图载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至于典，当为典章，亦即治国之典。周穆王西征路过阳纡（旧说在今陕西境）沉圭壁献礼，河伯就拿出图典。河水出至陕西境故事很多，尧于河边筑坛受《龙图》，大禹治水也在阳纡祈神。《龙图》即河图，东汉应劭作《风俗通·山泽·四渎》说：“河者，播也，播为九流，出龙图也。”陈徐陵作《劝进梁元帝表》也说：“卦起龙图，文因鸟迹。”张九龄作《龙池圣德颂》又说：“浩浩洪水，包山襄陵，舜亦命禹，夏氏以兴，龙图龟书，二王是膺。”
《国语·周语》说：“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王即周穆王，十二年，即前964年，其不听祭公谋父谏言征讨犬戎，只得狼鹿而归，边远小国自此不再朝拜。自周穆王即位之后，两伐犬戎、西征至昆仑、东攻徐国，一生开疆破土，亦可谓功勋卓著，延续昭王盛世，只是西周也开始由盛转衰。《史记·周本纪》就说：“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脩之，使之务利而辟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司马迁记述的是祭公谋父之言，其劝谏周穆王正德、修德，以至于畏威怀德方保昌盛。只是周穆王好征伐，致使“荒服者不至”而伤王威。《诗·小雅·正月》说：“赫赫宗周，褒姒烕之。”褒姒即周幽王之王后，受宠后挑唆其废嫡立庶。后世将西周灭亡归咎于褒姒或周幽王无可厚非，可周穆王黩武东征西伐，蛮夷不服，宗周也不再有昔日之威。西周墙盘载：“只显穆王，刑帅宇诲。”其文出自周代史官，周穆王统御四方，威震宇内，自然当“只显穆王”。只是《列子·周穆王》说：“（周穆王）不恤国事，不乐臣妾，肆意远游。”政荒而庭不静，王室渐衰，如此以来，周幽王不轨而西周烕，岂无穆王之咎哉？
《水经注》又说：“天子西征，至阳纡之山，河伯冯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黄河为四渎之宗，故称之为“河宗”，亦指水神，即河伯。周穆王遇到水神自然施之以礼，河伯也深谙礼尚往来之理，遂予以图典。《河图》源于星宿，天为象、地成形，至简至易，却又深邃无穷。《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西伯即周文王，羑里又称羑都，即今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北，纣王曾囚禁周文王在此。周文王被拘禁期间推演《周易》就是以《河图》为蓝本，继而生成易经八卦，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周易》对后世的儒、道两家影响至深，故有论者说：“诸子之学皆渊源于《易经》，就儒家而言，其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治国安民的社会实践，以此为参照，考诸《易经》不难发现，儒家的和合精神、仁政思想、民本思想和内圣外王思想，皆可在《易经》中见其端绪。”《先秦易学史》也说：“自孔子赞易以后，《周易》被儒门奉为儒门圣典、六经之首。”所以《后汉书·梁冀传》说：“臣闻仲尼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自伤卑贱，不能致也。”
明代胡应麟称《穆天子传》为“小说滥觞”，《四库全书总目》亦归入小说家，所论之据当为其存有很大程度的虚构成分。只是《穆天子传》不失史料价值，至于周穆王遇到河伯“披图视典”当纯属虚构。只是虚构也不失现实基础，周文王演《周易》、周公旦制礼乐兴周，《史记·周本纪》则说：“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衰微，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申诫太仆国之政，作命。复宁。”王道衰微始于周昭王之时，司马迁用“微缺”一词意在言其少仁政而衰败残缺。《史记·周本纪》说：“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昭、穆二王继西周盛世之后，却未保后世滋大，至周幽王不只烽火戏诸侯导致失信于诸侯，且反宗法立庶而承受灭顶之灾。如此推演少史证，可后世作《穆天子传》不会随意虚构其遇河伯一节，述周不当弃文王之德，亦不当疏《周易》之源。《淮南子·修务训》又说：“文王四乳，是谓大仁，天下所归，百姓所亲。”《穆天子传》成书时间存有争议，却大致可定为先秦时期，置身于乱世，其作者念文公之德、责穆王之疏而虚构天子遇河伯亦当有理哉！
《水经注》说：“粤在伏羲，受龙马图于河，八卦是也。”孔子四十六代孙孔传说：“伏牺（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水经注疏》也说：“守敬按：《周易正羲序》、孔安图、马融、王肃、姚信等并云，伏牺得《河图》而作《易》。《礼记·礼运》疏引《中候注》，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遂法之，画八卦。”古人想象丰富，却不免自相矛盾，周穆王拜河伯见《河图》，伏羲遇龙马亦见之，其当为一物，却众说不一，且传得神乎其神，不觉令人生疑。《书·顾命》则说：“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东序于此处当为藏图书、秘籍之所，那《河图》之存在就不虚。
《水经注》说：“昆仑墟在西北，三成为昆仑丘。”至于昆仑墟，古来就存有争议，《水经注疏》说：“会贞按：《一统志》，西藏有冈底斯山，在阿里之达克喇城东北三百一里，此处为天下之脊，众山之脉皆由此起，乃释氏《西域记》所谓阿耨达山即昆仑也。”只是《水经注疏》又说巴颜喀喇山即古昆仑山，亦名枯尔坤，乃昆仑之转音。墟从土，虚声，本义为大土山，亦作虚。只是《水经注疏》又说：“《尔雅》，河出昆仑虚，不曰山。察其地势，山脉自紫山西连犁石山，又南迤西连，接恒水所出山。今番语冈底度斯者，译言群山水根也。置西宁府边外五千五百余里，绵亘二千里，皆古昆仑虚也。”今解昆仑墟为昆仑山，被誉为“万山之祖”，乃古神话中之神山，道教奉为其神仙所居之仙山。至于昆仑丘，《水经注疏》又说：“守敬按：郭璞《注》，成犹重也。昆仑山三重，故以名云。是《尔雅》因昆仑有三重，取以名三成之山。郦氏据《尔雅》释昆仑，则正坐实昆仑丘之三成，盖《山海经》亦释昆仑山为昆仑丘也。”
《水经注》说：“《昆仑说》曰：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阆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是为太帝之居。”《水经注疏》则说：“守敬按：《昆仑说》未闻。《尔雅》疏引《昆仑山记》，昆仑山一名昆丘，三重，与此文称昆仑之山三级合。则昆仑说为《昆仑记》之误，今订。”至于天帝,《水经注疏》又说：“守敬按：《淮南子》有是谓太帝之居语，后文引之。高诱云，太帝，天帝也。”《山海经》说：“昆仑墟方八百里，高万仞。”郭景纯则以为，自上有二千五八余里，而《淮南子》说昆仑墟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三尺六寸。《河图始开图》又说：“昆仑之墟有五城十二楼。”《河图括地象》则说：“（昆仑墟）其山中应于阗，最居中，八十一城布绕之。”《外国图》说：“从大晋国正西七万里，得昆仑之墟，诸仙居之。”《山海经》还言昆仑墟上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除了神、兽，《山海经》又说昆仑墟上有木禾、九井。只是司马迁言明“余不敢言也”，鲁迅先生则直言《山海经》是一本“巫觋、方士之书”。《易·繫辞下》则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契为刻，上古之人将文字刻在兽骨、龟甲和竹、木上，圣人易之即为史，想象为虚，精神则为实，其存在当是映照，故不可疏也。
东方朔作《海内十洲记》说：“（昆仑）方广万里，形似偃盆，下狭上广”。晋代皇甫谧作《帝王世纪》又说：“宓羲为天子，都陈。”古称陈为宛丘，所以有论者说：“析城山圣王坪地貌形似偃盆，宛（碗）丘，即伏羲王都古昆仑。”析城山即今山西阳城西南析城山，《尚书·禹贡》说：“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如此以来，古昆仑就在山西。东方朔又作《海内十洲记》说：“昆仑，相去正等，面方各五千里，上层是群龙所聚、洲上多凤麟。”故又有论者说：“昆仑丘为中华龙脉之祖，龙的原型地。圣王坪为龙头，是昆仑丘的核心部分，中央有瑶池，躯干是由峤山，即大罗岭之山脊组成。”《淮南子·泰族训》则说：“《诗》云：怀柔百神，及河峤岳。”文中之“《诗》”乃《诗·周颂·时迈》，峤岳亦称乔岳,《毛诗故训传》说：“乔，高也。高岳，岱宗也。”岱宗就是泰山，旧谓居五岳之首，其为诸山所宗，故名。依《毛诗故训传》所言，峤山当属泰山。如此以来，古昆仑墟当在山东。只是汉武帝认为是阗西南的喀朗圭塔克为古昆仑墟，唐太宗派人探寻之后则认定是阿尼玛卿山，而康熙帝三次派人探寻定为两个。然言及古昆仑墟本泰山说者多，有人探源《山海经》，除了山川地理，还有神，却不过想证实古昆仑即泰山。《庄子·大宗师》说：“肩吾得之，以处大山。”唐代成玄英疏：“肩吾，神名也。”庄子言肩吾得道之后守大山，《山海经·西山经》说：“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陆吾司之” 郭璞注：“（陆吾）即肩吾也。”只是《山海经》乃志怪古籍、荒诞不经的奇书，自华山之首，也就是钱来山始，往西南行走方可见昆仑丘，似有准确定位，却依然不知所云，何况，华山非一山之名。
《左传·昭公十七年》说：“陈，太皞之虚。”杜预注：“太皞居陈，木火所自出”。太皞亦作“太皥 ”，传说中的古帝名，即伏羲氏。陈即陈国，乃西周至春秋时期诸侯国，地处黄河以南，颍水中游，淮水之北，是为淮阳之地。至于宛丘，又释为在今河南淮阳县东南，《诗经·陈风·宛丘》说：“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如此以来，宛丘不是山，而是伏羲之都城所在之地，且皇甫谧作《帝王世纪》说：“（陈）在《禹贡》豫州之域。”司马贞作《补三皇本纪》则说：“故《易》称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皞。是也。按位在东方，象日之明，故称太皞。皞，明也。都于陈。东封太山。”如此以来，伏羲于泰山之缘不过是东行封禅，以昭告天下太平罢了。
余反复求证，不过想道明昆仑墟究竟在哪里。只是古来言及上古之事多以传说为据，而神话的定义即是古人对自然、社会之认识建立于原始理解的基础之上，继而形成故事或传说。所以鲁迅先生作《中国小说史略》说：“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如此以来，昆仑墟亦被置于神话之中，却不该视为纯粹的无稽之谈。之于古昆仑墟，古来就多“文墨官司”，且其论述都有各自的支撑点，可昆仑墟究竟在哪里依然令人探寻不已！只是有人考察增城九重、昆仑县圃和帝之下都，最终证明古昆仑墟乃民族文化之脉！如此以来，古昆仑墟缥缈，却不失真实！
《管子·轻重戊》说：“虙戏作造六峜，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虙戏”即伏羲，清代洪颐煊、庄述祖谓峜作佱，乃古文之法字。闻一多谓“佱”假借为法，六法即《易通卦验》所言之乾、离、艮、兑、坎、坤。只是郭沫若先生说，以六峜古本作大陆，峜乃坴之讹，“大坴”，也就是乾坤六法。《三皇本纪》说：“（伏羲）蛇身人首，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管子》言伏羲造六峜之目的乃迎阴阳，当与《三皇本纪》所言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合，或曰合本意之一。所以有论者说：“伏羲于昆仑墟圣王坪筑六座石台,以观日升之处，授时推历，告民农时。”清代陈壮履作《游圣王坪》说：“曩闻圣王坪，高出西山颠。”圣王坪在今山西阳城县境，也就是今析城山上。而圣王坪是析城山，或说古昆仑之龙头，其主干乃峤山。本山西说，古昆仑墟之峤山亦称大罗岭。《阳城地名志·山岭篇》有记载，传说商汤祈雨射箭时欲落又飞，最终落到析城山上，故名待落岭，后传为大乐岭。大抵因“落”、“乐”、“罗”音近，析城山才又名大罗岭。依然本山西说，伏羲王天下都古昆仑墟，造六峜不过是其一。《三皇本纪》说：“（伏羲）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结网罟以教佃渔。”司马贞言伏羲是“蛇身人首”、“继天而王”，造书契、定婚配，教人养牲畜、结网捕鱼，作琴瑟、注春令，福泽初民，后裔有继。《三皇本纪》又说：“女娲氏亦风姓，蛇身人首，有神圣之德，代宓犧立，号曰女希氏，无革造，惟作笙簧。”古来神话非一成不变，《太平御览》引《风俗通义》说：“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务剧，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风俗通》则又说：“女娲祷祠神，祈而为女媒，因置昏姻。”女娲抟黄土作人，却又置昏姻，如此矛盾也使神话充满变数。
《独异志》说：“昔宇宙初开之时，止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唐代李亢，又作李元、李冘，为其作作序说：“《独异志》者，记世事之独异也。自开辟以来迄于今世之经籍，耳目可见闻，神仙鬼怪，并所摭录。”本《三皇本纪》之说，伏羲与女娲皆为风姓，李亢称二人为兄妹也有其缘。世上无人，伏羲和女娲要作夫妻，却又觉得羞耻，于是上昆仑墟以烟火为誓，烟聚则否，烟散则成。《独异志》说：“于是烟头悉合，其妹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时取妇执扇，象其事也。”《三皇本纪》则又说：“盖宓牺之后，已经数世。金木轮环，周而复始。特举女娲，以其功高而充三皇。故频木王也。”
其实，古人想象本身就充满矛盾，却是多种矛盾的集合体现。女娲被称为创世女神，缘于其一日中七十化变，以黄泥仿照自己抟土造人，创人类并立婚姻制度。女娲除了能造人，还能补天、造万物，是母系氏族首领、三皇之一。只是《庄子·天运》说：“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成玄英疏：“ 三皇者，伏羲、神农、黄帝也。”除庄子所言之外，还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燧人、伏羲、神农并列其中，却没有女娲。有论者说：“对于女娲的想象具有双系性，第一系是作为创世女神的女娲，以神灵形象出现，被称为人类之母与大地之母；第二系是作为上古贤王的女娲，以人类形象出现，是母系氏族首领和上古三皇之一。”后一种说法较贴切或是前一种的基础或铺垫，古人让一个具有超凡能力的女人作为母系氏族的首领，以更好地完成与大自然和族外人的对抗。
《天问》说：“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 纂就前绪，遂成考功。”屈原意在颂大禹治水之功，言及“伯禹愎鲧”却未深究。之于大禹乃父鲧所生存有争议，且屈原用“愎”，东汉王逸释义为刚愎、婞直，无“腹”之意。清代钱澄之作《庄屈合诂》则说：“禹为鲧子，是鲧腹中出也。”后世释屈原之作多以钱之说为正，此说却也不是孤立存在，“伯禹腹鲧”自母系氏族解体之后就形成了牢固的存在基础。所以有论者说：“女娲作为女性的精神支柱，必须与第一系想象，即大地之母联系在一起，人和神顺理成章地完成想象上的超越，也有了与男性对抗的信心。”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生存形式的竞争愈加强烈，只是竞争对手不再有简单的性别之分，财富积累、权利掌控让社会意识形态充满了复杂的矛盾性，两个层次的人也展开了彼消我长式的较量，其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由、平等的理想诉求。《尚书·周书·牧誓》则说：“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武王伐纣与妲己误国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却让之于后世影响至深的《周礼》愈加深入人心。礼乐文化和宗法制度盛行，自然加剧了对女性精神上的禁锢。当方国联盟完全过渡到纯碎的王国时代，基于母系氏族的想象也就变得越发微弱。所以东汉王符作《潜夫论》说：“世传三皇五帝，多以为伏羲神农为三皇，其一者或曰遂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娲，其是与非未可知也。”
《水经注》说，李尤《盟津铭》：洋洋河水，朝宗于海，径自中州，《龙图》所在。河出图，凤鸟至乃圣人之所愿，泱泱大水竟相朝宗，乱流涌注波涛汹涌，可细流潺潺也起皱波。昆仑墟缥缈不定，却终有一轮明月初转腾，正所谓千帆驶过不留迹，月照浊水亦有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