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卷一——冲突与矛盾

作者：梁卓尔

摘录：

由于他精神上的坦白流露，他也以身列当时高士之首而自伤，在与心地狭窄而位居要津的政客徒然挣扎了一番之后，他被流放到中国域外的蛮荒琼崖海岛，他以坦荡荡胸怀处之，有几分相信是命运使然。

苏东坡虽然饱经忧患拂逆，但他的人性更趋温和厚道，并没变得尖酸刻薄。今天我们之所以喜爱苏东坡，也是因为他饱受人生之苦的缘故。

身为诗人、哲人之苏东坡，拼命将自己个人之平实常识，向经济学家王安石的逻辑对抗。……他和王安石是狭路相逢了，他俩的冲突决定了苏东坡一生的宦海生涯，也决定了宋朝帝国的命运。

倘若不嫌“民主”一词今日用得太俗滥的话，我们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极讲民主精神的人……在王安石新法的社会改革所留下的恶果遗患之中，他只手全力从事救济饥荒，不惜与掣肘刁难的官场斗争。当时似乎是只有他一个人关系那千里荒旱，流离饿殍。他一直为百姓而抗拒朝廷，为宽免贫民的欠债而向朝廷恳求，必至成功而后已。他只求独行其是，一切付之悠悠。今天我们确实可以说，他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在他流放归来途径靖江之时，堂妹的坟就在靖江，他虽然此时身染重病，还是挣扎着到坟上，向堂妹及其丈夫致祭。第二天，有几个朋友去看他，发现他躺在床上，面向里面墙壁，正在抽搐着哭泣。

简析：

在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卷一中，我看到苏轼一生的核心——矛盾与冲突。在我看来，这两个词最能概括苏轼的一生。

从微观看来，是苏轼和王安石两人在政坛上的角力和冲突。面对新法，两人持全然不同的态度，苏轼从民生角度出发，以《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石炭》等诗讽刺新法之弊，王安石却一意孤行推进新法，以言定罪，在朝廷上排除异己，最终也把苏轼逼出京城政局。他们的冲突看似是个人政见的冲突，但归根结底，应当是儒家与法家的国体之争——苏轼融儒道释三家于一身，而王安石则是个具备经济观念与法家思想的臣子。思想理念根本的不同，造就了两人毕生的矛盾。

苏轼人生中的冲突不仅与王安石，还有个人与社会的冲突。身处于士大夫阶级，苏轼却更多地把目光投予百姓，尤其是一贫如洗的农户。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中也提到，苏轼离京几度辗转各地为官，均为百姓造福祈祷，做出不俗的政绩。但宋在开国之际定下的国策就注定了士大夫阶级最终的环境只能是污浊与腐败，身处官僚体系的泥沼中，身为高士的苏轼举步维艰，放眼四方，都是不怀好意的政客霍霍磨刀企图把他踢出政局。在当时，黑暗的官场已经不是一种社会现象，而是变成持续性的社会状态了。面对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士大夫，苏轼的内心想来也会有点痛心，有点无奈的吧？这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从本质上来说，应当是苏轼所具有高尚的精神与社会上普遍龌龊的利己主义的矛盾。

在苏轼自己的身上，还有感性的冲突。苏轼作为诗人与哲人，作为一个那么热爱且关注人民的人，必然是感性的。这么多的情感在他的心里激烈地碰撞，带给他的多是疼痛和苦涩。晚年时，经历了宦海浮沉和世事变迁的苏轼流放归来，听闻堂妹之死，想及曾经的堂兄妹十六人如今只有四人在世，写予程之才的信中自言“情怀割裂”。面对那么多年来政坛上接踵而至的打击，看过一方方土地上百姓的颠沛流离，再有一位位亲人的辞世，心中激荡的情感终于无法抑制，才会有朋友看见，苏轼躺在床上面壁而泣。

在我眼中，这个感性的、才华横溢的、高尚的苏轼出生在了一个错误的黑暗时代，他的一生，也正是由他所有的好而带来的冲突与矛盾构成的。

附：我认为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有些段落写得略显主观了。就如第三章中写及苏轼与其堂妹的最后一段，“听说堂妹逝世的消息后，他写信给儿子说‘心如刀割’”，此处苏轼应当是写信给了他的表兄程之才，而且信件原文应当是“情怀割裂”而非“心如刀割”。而《苏东坡传》中苏轼对于其堂妹的感情，我个人认为是欠妥当的。这个为自己的亡妻写下“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的情深意久的苏轼，我个人认为他是不大可能与自己的堂妹有过一段爱恋。

而对于王安石变法的态度，林语堂先生在那句“王安石鼓吹的那套道理与中国当时所付出的代价，至今我们还没有弄清楚”中“鼓吹”二字，我认为已经很明显了。但王安石变法应当是一场超出时代的极具颠覆性的向资本主义迈进的运动，在其青苗法（借贷息偿）、市易法和均输法（经济宏观调控以平抑物价）、方田均税法（缩小贫富差距）、募役法（类似于一条鞭法）、免行钱（防止盘剥压榨）中，都能体现出王安石超出时代的经济思想，这样的经济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市场自由性的同时抑制官权）恰恰是积贫积弱国库空虚的宋朝应该改革的方向。就我看来，王安石的理念不应该是“鼓吹”的，王安石本人也不应该是如林语堂所写的“狂妄自信”。而王安石之失败，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的思想太超前了，王安石的改革极大地触动了地主阶级和士大夫阶级的利益，在当时腐败的官僚体制下，他是注定不可能成功的。至于王安石新政的恶果，我认为不能说是新法的问题，而应当也是宋朝政治环境的错。举青苗法为例，王安石定下青苗法时明确指出借贷应以农民自愿为前提，但许多的下层官员甚至都无法理解青苗法的核心思想，将青苗法发展为强制借贷，而强制借贷的后果肯定是灾难性的。王安石的错，是错在了思想的超前，是错估了地主、士大夫和官僚们为了利益的疯狂，是错在了过于急心，但并未错在思想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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