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闪 亮 登 场
二百多个崭新的光头在炽热的灯光下，竟相反射出白光，像才出厂的排球，一个挨一个的铺在五分场副业队杨队长面前，新犯人又到了一批，自然要开个大会，点个名，亮个相，讲讲监规队纪。
“刘耀祖，你叫他们唱个歌。又不是开宣判会，叽都不叽一声。”杨队长将手中的花名册交给坐在旁边的指导员，对宣鼓说道。
“好。”刘耀祖答道，将头上的一顶不合时宜的解放军帽拉紧，站了起来，把肥墩墩的女式屁股拍了两下，再咳嗽两声，便朝犯人装模作样的举起了手：“学大寨，要大干，预备——起！”长短不齐，粗细不一的歌声，在饭堂里响了起来。第一段还未唱完，歌声已成一锅粥；而宣鼔刘耀祖的手，倒真像搅着这锅粥的竹梢子。待到气急败坏的犯人们扯起喉咙杀尾时，杨队长站了起来，示意停下。
“唱的是什么名堂，这么有气派的一首歌，被你们哼成什么样子。狗日的，重来！看我的手势。学大寨：嘿！预备——起！”
一身军人装束的杨队长身上显然翻涌着滚滚的文艺细胞。只见他右手有节奏的挥动着，左手时不时的花里胡梢的和几下；而脸上的表情则与手势的力度呼应着呢！间或眼睛还向他的演唱队眨巴几下，嘴巴张合几下。歌声与前迥然不同。尽管有些忘词忘谱的唱了开去，可《学大寨，要大干》这首当红歌曲唱完了。当杨队长的手和犯人的声音一下子同时打住，犯人笑了，队长笑了，指导员笑了，王干事也笑了。
杨队长拿起桌上的茶缸，咕咕喝了两口，高声道：“新犯人都站出来。”
十几个才从看守所押解来的白白净净的老少，皇皇然离开了坐凳朝前走去，又根据队长的指示，面对大伙站着，由高到低一字排开。
“你们新来，谅你们也没带什么好东西慰劳他们。唱支歌吧，啊？”杨队长笑嘻嘻的说。他四十五岁，中等个，小平头；心情好的时候，与犯人说话很随便。
老犯人乐了，“好哇，好哇！”拼命地喊。
在刘耀祖的指挥下，这十几个挑最短的歌勉强唱完一支。“不行，不行，你们说唱得怎么样？”杨队长朝下面大声喊道。
“不行！再来一支。”犯人越发活跃，眉飞色舞的高声附和这个眼睛并不大眼神有点狡黠的政府干部。
“这样，一个一个的唱，尽你们最拿手的唱。不唱不行。”杨队长不容分说，就点将了，“你，唱吧。”
一个三十五六五短身材的汉子被点着了。他瞧了瞧队长，队长正盯着他。见没有后退的余地，汉子开口了。他满脸的横肉一陀一陀的憋的通红，圆圆的眼睛一直望者屋顶，鸭子似的好不容易呱呱的叫完，便低下那稍有些瘪的脑袋，十二分难为情的样子。
“你叫什么名字？”
“皮连心。”
“皮连心？有意思。在外面犯罪胆子比天都大，进来唱支歌把你羞成这个样子。”队长说完，又点了一个，一个五十有几瘦丁丁，干几几的老头。“检你最拿手的唱。”
“报告队长，我这辈子没唱过歌，哪还有最拿手的唱？”老家伙嘴里嘟哝者，细脖子扭动着，看上去确不是能歌善舞的料。
“没拿手的就随便唱一支。反正得唱。你判几年？十年？那还有一搞。快活些，就容易过。唱唱吧。”
老家伙没办法，硬着头皮唱了几句，也不知是什么调什么词，只听他“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几下就“多”完了。
“你叫，”杨队长笑者，望着眼前这个犯人，慢慢问道，“什么名字？”
“冯义德。仁义的义，道德的德。”没想到这柴棒般的家伙歌不会唱，话到来得快，说完还嘿嘿的乐呢。
“狗日的还仁义的义，道德的德”，像蛮正经一样，杨队长收起笑容，可也没恼火，“冯义德，你犯的什么罪？”
冯一听有点哑口，可很快又释然，灰扑灰扑的眼睛望了队长两眼，头下垂两寸许，答道：“还不是作风问题。”
一阵哄笑。
“你还有作风问题？狗日的人头不象狗鸡巴，还会搞那些事？还叫冯义德？规打规矩一个冯缺德！”杨队长面对眼前这个丧尽天良的奸淫幼女犯，真的有些火了。
“报告队长，我是缺德，冯缺德。”老家伙脸上的皮岑岑的动，脑袋连连的点。
“好哇，现在轮到你了，小伙子。嘿！长的挺标志的嘛。”杨队长口里说着话，眼睛上下打量着这个年青犯人。
小伙子是长的帅。看上去二十四五岁，高个，两只眼睛长期关押后还亮闪闪的；两道剑眉自额角斜刺而来，很添几分英俊；高鼻，大耳朵。哪怕推着光头，穿着粗制贱造的劳改服，也不失为一美男子。
“你叫什么？”
“宋清风。“
“判几年？“
“两年半。”
“两年半？怎么还搭个零头？也好哇，时间短，容易过。像他们说的，走亲戚一样，睡几个晚上就过去了。
宋清风嘴角抽动几下，露出一丝苦笑。
“瞧，你这是苦笑。指导员，你看见没有？他这是苦笑。”杨队长兴致又来了，朝正开心的望着他们的指导员说。
“苦笑什么嘛？到这里好好改恶从善，前途就是一片光明。”五十几岁的指导员声音有点沙，可音量大，不光宋清风，全会场都听清楚了。
“指导员说话你听见了？”
“听见了。”
“你是北方人？”
“是的。”
“北方人跑到我们南方来坐牢，真是没事干了。”
“……”
“对，你还是唱支歌吧。你肯定会唱。说话声音就跟从酒坛子里面出来一样，嗡嗡的响。”
“我……”小伙子看看下面白晃晃的一片，象有些为难，又象有些不愿意。
“喝，他们都唱了，你还不唱？”队长催促道。
“好吧。”
奇迹出现了。像铜钟声在山涧中回响，像铜锣声在群峰间回荡，像铜鼓声在荒原上滚动，像号角声在大海边回应。谁会想到，在劳改队，在简陋的饭堂里，有这么一条美妙的嗓子在歌唱。
别的干部慢慢走进来了，干部家属快步走进来了，青工跑进来了，孩子们挤进来了。年青犯人在各类观众“再来一个，再来一个”的喊声中，在杨队长的示意下，一起唱了五支歌。
“好啦，休息一会吧。你嗓子真亮。只是有些呆板。”队长道，很响地扳了一下指关节。
“报告队长，我是犯人。”宋清风话音刚落，脸上刚才因唱歌时带来的光彩一下子消失了。
“是这个理。唱这些歌，犯人很难放开。”杨队长说完又转向刘耀祖：“你跟他倒杯开水。”
指导员这时站了起来，他好高的个头，要不是参军援朝，兴许早已在国家篮球队多年了。他朝杨队长说道：“我们开会吧。”
二 窑 厂 出 窑
五分场场部不到一里地的地方，是副业队的砖瓦厂，两座破窑就像好多好多万年前的古堡，矗立在通江河边。古堡里，犯人正忙着出窑——把烧好的青砖青瓦一担一担的挑到百步开外的场地码起。
时值六月。犯人下身只穿件裤衩；上身要么是件背心，要么什么都不穿。满窑的尘埃飞扬着。装担架的看上去就只一双眼珠在骨碌骨碌的动，满身的灰，跟毛一样。挑担的，在热气腾腾中，在高低不平的砖瓦里迈步，马上叫人联想起在瞑瞑地界里蹒跚着的魔头小鬼。等着挑的，横着扁担，站在窑的入门口，活像油画里在古堡前持戈侍立的的卫兵。
“以前干什么的？那么会唱。”冯义德想必因为年纪大，又特干瘦，被大家喊着老四哥的组长分配装担，看着宋清风来到面前，一边正经的问，一边将装好的砖头退出两块。
可宋清风没理这个茬。他不声不响的将退出的砖头重新塞进担夹，看都没看冯义德一眼，挑着胆子走了。
“妈的！坐牢还摆什么臭架子！长的再标致还不是跟老子一样？扯蛋！”冯义德好不恼火，自个骂骂咧咧，又费好大的劲弄出半口痰水，呸的一声吐在担夹的绳子上，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随着老四哥喊声“休息”，新来的犯人纷纷甩下手中的活计，钻出砖窑，满身的毛灰懒得去拍，急急将自个的衣服捡起，从荷包里翻出纸烟，在窑前的空地上随便找个位置。一屁股坐了下来。
“组长，嘿嘿。”冯义德将一包原封的《游泳》撕开，满脸堆着笑，从老四哥起，逐个地撒。待撒到宋清风跟前，他装着没看见似的，声音提高了些，笑容更多了些，对下一个皮连心说：“这师傅，嘿嘿，抽一支。”
就如同一种仪式一般，新犯人一个挨一个的从组长起，撒起满铺。老四哥嘴里刁着，手上夹着，左耳一根，右耳一根，其余的就放在脚边的草帽里。
两个没有参加这种仪式。一个是戴着眼镜的三十五岁的老犯人徐根根，他一出窑门就上了窑。再一个就是会唱歌的宋清风，他在下面没坐多会也爬上另一座窑的窑顶。
“那家伙叫什么？昨晚没听见。”老四哥问，宽厚的嘴唇朝窑顶努努。
“叫宋清风。”新犯里有个小孩模样的小家伙答到。
“以前干什么的？吊里吊气。”
“他是市歌的演员。”
“四哥？”
“市歌舞团。”小兔崽子有点灵性，知道组长把自己的小尊号与“市歌”混淆了，忙加以解释。
“你怎么晓得这么清楚？”
“我跟他关在一个号子里。我叫多多。”小犯人长个窄窄的脸，年纪不大额头竟有几条褶皱，眼睛也只有豌豆大。此时见这么多犯人围着他，他猴子似的抓耳挠腮：“他的什么事我都清楚。他是破坏军婚来的，军婚。”
“哼！”组长不再出声了。他四十八岁，中等个，结实的身材，冬瓜型的脑袋配上光头倒颇有些特色。一双比照着尺子生成的三角眼，炯炯有神，叫人奇怪这样的年纪怎么会有这样的眼睛。他这是第四次入狱，老四哥的绰号便是由此而来——并非在家中排行老四怎么怎么的。他其他的没什么，就是偷，据他说这还是祖传下来的衣钵。人精怪极了。每次在公安法院坦白交代总是那么不蛮大的一个数，因而四次刑期的总数也不过二十来年。如此快进快出，日积月累，劳改经验之丰富，可想而知。第四次还在押解途中，他就眼光灼灼的对同车的伙计警告说：“在我跟前小心点！不要个把月我就会当组长的。”实际上才二十来天，王干事就宣布他当杂务组的组长——就仿佛这头衔是专为他准备的。
此时老四把烟蒂掐灭，再伸手把头皮上的窑灰赶赶，对坐在旁边的毛重锤噘噘嘴说：“帮我找宋师傅讨支烟来。”
个头上与指导员不相上下，近一米九的毛重锤丢掉烟头，离地而起，大摇大摆，朝窑顶而去。 与此同时，另两个小厮也一南一北，跑出百米许，各找一棵树停下，显然是望风的干活。
宋清风正心事重重。望着远处那大片大片的井字形水田旱地全是翡翠般的绿，副业队所在的分场场部一排一排的平房尽是朱沙般的红，通江河里顺流而下鼓起的风帆则是一扇一扇的白；而眼下这一伙，个个黑不溜秋，灰毛茸茸，宛如原始人的一个部落；再看看自己，跟他们并无两样，宋清风长叹一口气，紧紧闭上眼睛。
“宋师傅，”有人粗野的喊了一声。“师傅？”谁是“ 师傅”？宋清风睁开眼，只见一条大汉双手叉腰，脖子上围一条巨型蜈蚣样的疤痕，一双金鱼般的眼睛往外突出，活脱脱的一个恶魔站在面前。“组长要我来替他搞支烟，清爽点！”
那装模作样的架势，那油腔滑调的语言，让这昔日风流倜傥的歌手一阵恶心。他干脆再闭上眼睛。
“嘣！”大腿处重重的挨了一脚。还未等宋清风坐起，腮帮又挨了一拳。“干什么？！干什么？！”他愤怒的吼叫着，挣扎着站起来。
“干什么？老四哥要烟，装什么糊涂？”毛重锤右手半握拳，翘起的拇指朝下面方向指指——这是他最得意的称为水烟袋式的经典动作。
“没烟！我没烟！流氓！”宋清风摸着剧痛的脸，咆哮着。
“流氓？”大个子嘿嘿的笑，“老子才不是流氓哩！你老子是做月老红娘，积德的事。政府说是贩卖妇女，我也认了。算不了什么。你才是他妈的流氓！大流氓！搞人家军人的老婆，毁我长城！我要是院长就从重从快，一枪把你毙了！”说完一个扫堂腿铲了过去，宋清风差点滚下窑顶。
美男子扬了扬剑眉，自卫了。他扑的上去，“哗”的一声，撕掉对方衬衫的半截袖子。然而他十岁以后没打过架，因而在揪扯的同时，腰部背部已挨了结实的几拳。他摇晃着，又摇晃者，终于没有稳住，从窑顶上滚了下来，落在引颈观战的群犯中。
就在这时，东西望风的小厮脚不点的跑到，在组长跟前压低嗓子道“头儿来了。金哥来了。”
头儿来了，他叫金戈。犯人都喊他金哥。三十二岁。上穿一种没有双袖的衬衣，下穿一条宽松的运动裤，一条毛巾别在腰间。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脑袋，一根不剩的头发使它光的那么到位，好像是仔细的打磨过似的。他身材不高，可也不矮，膀也圆，腰也圆眼睛也圆，因而看上去挺和谐顺眼的。
金戈两步跨入小圈，将倒在地上呻呤的宋清风扶起，对正摇着手腕的毛重锤横眉怒目道：“是你干的？”
还未等回话，金戈提手向上“啪啪”两记耳光。大个脸上立时出现一双胖胖的五指手印。他没有动，组长没有动，其他人都没有动，望着头儿。
“缺烟抽，是吧？”金戈从别着的浴巾里翻出一包烟，是劳改犯中罕见的锡皮烟。他利索的撕开，从毛重锤起，再组长，一一铺到，连几个小兔崽子也未漏掉。然后拍拍宋清风的肩膀，说道：“老弟，对不起，这些家伙有些欺生。就跟老鸡笼里关进几只新鸡子，少不了几场恶斗，过些日子就好了。”
都笑了。
“你们还不开工？”头儿转向组长。
“开工啦！”老四哥招呼大家，“徐根根，开工啦。”他又朝窑顶一直坐着的徐根根喊。
犯人又各操起家伙，钻进窑洞。
“加劲干。我去催宣鼓送稀饭来。”金戈高声道。
三 统 计 金 戈
金戈确是个头儿。他有个正正经经的官衔：统计——跟刘耀祖的宣鼓一样。宣鼓是负责整个中队犯人的宣传鼓动，比如搞批判专栏，表扬专栏，代写发言搞，组织集会，指挥唱歌，领呼口号等等。而统计权利更大些，负责犯人每日工作的分配，定额的测算，工作量的评估，并督促他们完成。统计随时有权向管教干部反映犯人的问题，请求指示；当然也有责任就第二天的工作安排向中队干部提出自己的设想和建议。倘若我们把敌我界限模糊一点的话，劳改队中的统计就像农业生产队的队长，工厂里的车间主任。
就犯人而言，统计的实惠简直多得无法统计。
首先是脱产。这样统计就堂而皇之的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当犯人在劳动中累得折骨断腰时。瞧见统计款款而来，姗姗而去，真是羡慕的要死。 其次就是自由。副业队的犯人，因其在副业队，受约束管制的条条框框并不多，比起下面农业队的围墙高耸，炮楼雄踞，集体进集体出来说，就强多了；比起监狱中的三人监督小组，饮食起居全被人跟着——硬是生出来的一条讨死人嫌的尾巴——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副业队的犯人与他们的统计比起来，又算不得什么了。统计的自由是大大的！完全可以说跟管教干部比起来少不到哪去！副业队有杂务组，泥工组，木工组，机修组；有厨房，猪房，酒房，豆腐房；孵房，皮蛋房，锅炉房；有鸡棚，鸭棚，牛棚，马棚，兔棚；有菜园，饲料园，果园，外加砖瓦厂。统计是每天可以去，随时可以去的。根本用不着行前向管教干部立正喊什么报告。自然去哪个大组无非是履行职责，可到其他地方去，就大不同了，厨房里与炊事员的待遇是对等的，只要不带走，好的尽你吃。菜园里，四季的瓜果，尽你品尝。果园里，去时尽管见大的摘，管园的小厮还会去搬条凳子摆在树下，让你坐下吃个安逸。皮蛋房里，吃那么几个出口松花蛋，就是有人检举到场长那里，也决不会招来半句的批评。酒房，想想看，呷一两口子酒未必还有人没事找事？孵房，如今是高档营养品，美容长寿于一身的“鸡胚宝宝素”的原料—剐鸡蛋，你可以随到随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就是去鸡棚与那个养鸡的老不死的鸡奸犯一起弄只似病非病的鸡母煮着吃，也没有谁规定个把月才能搞一次。
还有一个叫人痒痒的实惠，统计有的是和女人打交道的机会。劳改犯里的色鬼起码占百分之六十，其中色狼保守点估计怕也有百分之十五。有的在外面犯的并不是两性关系罪，可说也怪，进来不分老少，天长日久后也几乎成色鬼了。色鬼的特点是明显的：见到女人眼睛就格外的亮，干劲就格外的足，心情格外的舒畅，手脚也格外的麻利；如果有幸同女人聊几句，那就会美滋滋几个晚上，要是又逗来对方莞尔一笑，那个色鬼半个月就别想睡好觉。副业队因就在场部，这里有管教干部家属，就业人员家属。凡是女的又差不多都在副业队从事各种各样的劳作，以换取每月二十四元的工资补贴家用。自然，这些人员的顶头上司，就是统计。有时候，那光脑壳整整半天就在女人堆里串来串去，隔很远就能听见那狗日的笑呢。
金戈犯的是现行反革命罪。
一九六三年，他从政法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这个省城的一所区法院工作。才从学校出来，专攻的中外法史，同时对西方人权问题研究颇深，年青人在讲话中常常引经据典，言谈里对西方资产阶级的一套法制流露出要“一分为二”的中庸情绪，而不是无产阶级“彻底否定”的革命态度；又书生气十足，与小学毕业，农民出身，军队转业的院长常常争的面红耳赤。吵完了还总是搬出那一句“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格言与上司共勉。结果也总遭到院长的严厉驳斥：什么“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有我们无产阶级的平等，就没有资产阶级的平等！
六六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已搞的相当热闹了。随着对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的一扫再扫，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的一扫再扫，“黑五类”已成千夫所指，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辩论台上，哪怕你口若悬河，尖牙利齿。只要你一报出身是黑五类中的一类，则不攻自破，土崩瓦解。在炸雷般“打倒黑五类”“不准黑五类翻天”的口号声中抱头鼠窜。
那天晚上，法院院长主持量刑会议。在为一个过失杀人犯量刑时，分歧很大。由于这个犯人出身小商——当时也是一个叫人羞于启齿的出身，但到底没有等同黑五类——院长认为应该重判，“明摆的，这些人对我们无产阶级都怀有刻骨仇恨。”
“不能这么武断。”金戈已经参与讨论个把小时，此时显的有些激动，站起来坚决的说。
“什么武断文断，”院长也站了起来，声音愈加的坚决，“今后凡是黑五类出身的犯人，量刑都得往高靠。”
“院长同志，作为法院的院长，政策水平总不能跟普通百姓一样。怎么也喊起黑五类来了？”
院长最忌讳别人讨论什么水平水平的了。此时见金戈当着众人的面剜他，勃然大怒，“怎么？你对黑五类感情很深？你要为那些狗崽子鸣不平。”
就是这么一句，把金戈的义气，书生气烘的点着了；“你说，毛主席什么出身？”
“你——？”对方张口结舌。
“告诉你吧：富农出身。”
“你——？”对方目瞪口呆。
“富农是哪一类？黑五类。”
全场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什么声音也没有。突然，大家都悠过来了，都炸起来了。正如一束手榴弹投进会场，导火索吱吱一阵燃过，轰的一声响了。
“打倒反革命！”“打倒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金戈！”“誓死保卫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震耳欲聋的号声，把全院男女老少通通引了过来，办公室里三层外三层围个水泄不通。
第二天，金戈被戴上手拷，关进牢房。
半年后，他以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投入劳改。
初到农场，就碰到了前面提到过的仪式。
上来的仍然是那个大高个毛重锤。金戈初来乍到，不敢还手，也没心思还手，听任这个家伙把自己逼到一个角落里一通猛捶，直到嘴角变红，鼻子变红，毛重锤才说了声“清爽”，退回原地。
接着倒霉的是跟他一同押进的老四哥。毛重锤几拳头就把这个四进宫揍的泪水刷刷的流。他目光凄凄的靠在电线杆上，等待着更重的拳头。
就在大个子再次出击时，金戈大喝一声“住手！”
毛重锤放下手中猎物，转过身来，“怎么？骨头还有两根在痒？”
金戈也不答话，运运气，拉开场子，摆开架式。他老家是武术之乡，那里自古以来，习武弄拳，玩抢使棒，蔚然成风。他进大学前就已练就一身的本事。大学里课余格斗擒拿，更是操的出神入化。一九六三年冬季省城武术比赛，他是散打冠军。
毛重`锤瞧他那搞法，哈哈大笑，“他妈的这个胖子像街头卖药玩武呦！”他朝手心连吐两口唾沫，裂着嘴，呲着牙，猛虎般扑了过去。
趁大个子冲过来的一刹那，金戈弓腰一闪，毛重捶一家伙扑了个空，大脑壳随着惯性结实的撞到了一根电线杆上，立时突起瓜大的一个包；当然是气坏了，反身又扑了过去，劲更大，势更猛，带着呼呼的风，两只手臂张开，大猩猩似的。金戈呢？又一闪。动作好快！明明是抓着了，却抓了个瞎。大个子哐啷摔了个狗吃屎，惨惨的叫。好个金戈，中等个头的他，吸吸气，提提神，竟然一下子提起毛重锤的裤腰带，玩飞碟般，将这个贩卖妇女犯转了三圈，再哐啷一声摔到十米远的沙堆上。
自此，金戈声名远震，成了劳改犯心目中的头儿。不多久，杨队长看中了这个昔日的同行，封为统计，越发名正言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