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思想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中的价值

研究思想家的思想一定要和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的生平结合，关于王船山的思想价值我想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这个宏观背景中来谈一点看法。

中国之变，概其大要有三：

一是炎黄-颛顼之际，东亚地域由原始氏族部落状态进入地域国家的状态，中国之一统大业始有起源。

二是商周之际，法人则圣取代法自然之自然法的意识观念，以人为面对、为前提，以人统治人为最要，排斥自然，甚至“天人之际”也不在正宗。始创了人道政治哲学（周公-孔子-朱子）的博大文化体系，确立了中国社会的模式，规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和规律：中国作为中国之中国存在。

三是十八、十九世纪之交以来，正统文化被破坏，传统国家开始参与世界文化潮流，中国亦作为世界之中国面世。不过，到今天为止，尚不能认为中国已与世界融为一体，“正统”仍在作祟，欲进又止，欲罢不忍。

商周之际的政治哲学，在周公姬旦那里已成基本体系。这个哲学从思想观念、统治手段、社会目的三个方面把人同自然分离开来，确立了强化人类中心和法人则圣的文化意识立场，使宗法种族这种单一政治实体支配和控制全东亚地域的政治现象成为了确实可行的社会制度（宗法制王权宗统的德政礼治体制）。

这个哲学虽无纯哲学（本体论哲学）可言，甚至连认识论、实践论也几乎没有涉及，其有两个来源：一是其政治理念，直接继承了商人的《洪范》体系，并具体化、实用化；二是继承了“准解释哲学”的“八卦”与阴阳思想，只是作了歪曲原意的发展，改变了这个哲学理论以自然为对象和试图说明自然现象的宗旨，将其引入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政治哲学之中，成为了“人事”的根据和藉借。

东周以降，这个哲学得到了莫大的发挥，不过，由于平民知识分子的出现，它的原有动机和内容有所改变，除了“治人”之外，尚有“做人”之道的讨论。为此，学者们将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融于政治哲学之中，改变了原有的政治、法律的单一状态，使之成为了一个更宏阔的文化意识形态。鉴于此，其名可以扩之为“政治人道哲学”。

当时代，人们根据各自的立场、方法，纷纷发表政治-人道的看法、观点，形成不同的思想体系和学派，史称“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以后，中国学术大致上趋于一体化，以儒家思想为宗源，辅以道家之说，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学派。其中，董仲舒的“天道人学体系”，尤为独到。

如果没有道家和佛家这两种与时俱移的学术文化，中国的正统学术到唐宋之际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决无进取的余地了。因为，作为一种政治人道哲学，自西周以来2000余年中，不断被人补充、完善，已完全自圆其说了。

值此大功告成之际，它遇到了强大的挑战——一方面，隋唐时代佛教欣盛，百姓官吏多成为信徒，至宋，连巨儒苏轼兄弟也已迷入禅宗，全国大兴“出世”之风；另一方面，道学经魏晋哲人王弼、何晏等人的建树，也占有了抽象思维的制高点。

正统思想的正统地位快要丢失了，为此，正统儒学又有了一次奋进的机会，这便产生了借他人之光务己之实的宋明理学。从此，本来只务实的儒学，一下子变成了思辨的政治人道哲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周敦颐、张载、二程兄弟、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

至此，中国的政治人道哲学经过了思辨的加工，可与世界上其他任何类似的学问媲美。它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古典中国的需要，是天衣无缝、自圆其说的解释哲学体系。

十九世纪开始，由于外力作用，传统学术求存的希望被打破，中国开始了参与世界文化潮流的新过程。

一根学术链条终结了，社会历史也走完了它的基本历程。二者相交，按理说，必然要产生一种新的文化思潮，然而，事实未能如期而至。巨大的历史惯性，推迟了新历史的出场时间，于是，新旧之间有了巨大的空隙。在中国，填补这个空隙的思潮是求存的学术：求得文化生存、传统生存、社会生存。

王夫之是这个启蒙时期的重要思想家。

整个过渡之中，“正统”占主导地位，说明中国文化自身革命的艰难与困惑。这种艰辛在将要发生的参与世界文化潮流的过程中，至今一直被继承下来了。

目前中国参与世界文化潮流仍在进行中，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如何从思想的角度做出有利于人类和谐自然和谐的事情，需要我们通过研读思想家的著作和精神中得到启示。如今科学基础导致经济巨变，从而影响到人们的生存方式巨变，已经没有一个思想能安顿人们的灵魂。窃以为王夫之对现实的最大意义就是其治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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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江山《思想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