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十亿新穷人
By 非凡油条
“大概一个月以前，我下班坐电梯下楼，跟我一起进电梯的是个送快递的小伙子。电梯关门的时候他接了个电话，因为要搬东西，他开了免提。电话是他老家的女朋友打过来的，讲的是豫东方言。
两人寒暄了几句，女友突然就说，xx结婚了，咱们啥时候结？这显然是她打来这通电话的原因。小伙子脸色立刻就变了，说你着什么急？我这不天天攒钱呢嘛！等我攒够了，就回家结婚。
话聊到这儿，一切都还挺正常的，无非也就是表达自己的紧张情绪。
结果电梯下了几层，他女朋友不知又说了句什么，这小伙子突然就情绪激动了起来，说：‘你别看城里那些白领一个个像个人似的，穿的人模狗样，其实狗xx不是，他们都是狗x！’，怒目圆睁，满脸青筋，给我吓了一跳。
我没再和那位在电梯里爆发的快递员接触，因为他的恶毒言语已经让我感到不适。但后来，我问过一位与我相熟的外卖骑手小方，我的问题大概是：如果假设你对你每天服务的白领感到不满，那这个不满的理由最有可能是什么？他想了想说，他不太理解为什么那些人明明赚的比自己多不了多少，还过着那么‘奢侈’的生活。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电梯里的快递员的那次爆发，多多少少也包含着这样的想法。
“明明赚着6000块的月薪，却背着两万块钱的包；明明家里拿不出买房的首付，自己却完全不存款，过度‘贪图享乐’。”这便是一部分“新民工”眼中的白领形象。”
上面这段文字出自公众号“大蹦驴”的文章《快递员与白领：两种底层劳动力的都市生存游戏》。和吃瓜星球的李西瓜同志讨论这篇文章的时候，她提到了一个观点：
“那些白领虽然收入和快递员差不多，但家境普遍比快递员们好上特别多……白领和蓝领收入差不多，但背后的家庭资本不是一个量级的。壁垒分明，所有人却视而不见。”
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似乎可以找出一些所谓的“快递员”和“白领”之间的区别。按照李西瓜老师的说法，她接触到的新媒体行业白领“几乎都是教师、公务员、国企员工、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纯农民、农民工家庭的非常非常少”。在原生家庭背景上“白领”家底更优渥一些，稳定有保障。如果我要补充点什么，那就是“白领”家庭更能保障他们升学，在文化资本上更优越一些。
现状是，“在我曾经走访过的、位于上海虹口虬江路的一个饿了么站点，有半年以上送餐经历的外卖员每月一般可以有8k-10k的收入” ，“我身边毕业三到五年的普通白领，除了程序员等少数行业的从业者，月收入大概也都大概徘徊在一万元左右”。既然工资差不多，甚至“快递员”、“外卖员”收入比“白领”还高，那么“快递员”、“外卖员”对白领的“奢侈”不满，似乎可以理解为“既然大家赚钱差不多，为啥你活得比我容易，比我潇洒”？
在封建社会，穷人并不是什么太值得鄙视的身份。《圣经》里说，“富人进入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艰难”，在基督教观念里面，还存在一个身后世界，今生人类的苦难要在天上赎回。 因此，在现世，穷人的存在是上帝的怜悯和正义的象征。在中国，士农工商的排位一直没什么变化，富裕的商人往往是社会鄙视链的末尾。更何况在东方和西方，出身的高贵比单纯财产的富有要重要得多，无论这出身是来自世袭还是科举考试。
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扭转了传统的道德观念。按照宗教改革之后清教徒的想法，通过节俭和辛勤工作来积累财富是上帝赐福的标志。到了18世纪末以来工业革命开始，纪律和惩罚技术的完善，社会出现了控制工业时代穷人的手段。
在工业革命时期，穷人的作用是廉价劳动力或至少最为劳动力预备队。他们在肉体上被规训，以服从原本在农业社会部存在的纪律规范——时间表、封闭空间、规定动作等，为了让工人服从纪律，工厂还会组织培训，比如现在在埃塞俄比亚开设的中资鞋厂，当地员工还得参加军训，用汉语唱厂歌。
对于那些不肯老老实实工作的穷人，以及大量失业者，当时的思想家也认为要用类似的方法进行规训。否则如果按照中世纪那一套救济穷人的办法，穷人只会不断繁衍，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甚至变成社会不安定因素。
比如英国对济贫法的改革，就是把对穷人的救济限制在济贫院内，以便能够严格管理穷人。在对穷人的管理上，改革后的济贫院分离夫妻子女，强迫劳动，并给予其中的穷人以低于一般工厂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待遇。
通过对穷人的规训，工作伦理逐渐深入人心。它否定懒惰的权利，主张由劳动收入支持的生活，不论多么悲惨都具有道德优越性，而那些依赖救济而不是工资获得自足的人，是懒惰的、不道德的，是社会蛀虫。
这种工作伦理也没有从根子上鄙视穷人，而是鄙视那些不愿意融入社会化大生产、不愿意自觉接受工业社会规训并成为合格劳动力的穷人。这是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供应的社会化大生产初期相配套的道德观念，有助于驱使穷人们进入工厂，并为自己的新身份感到骄傲。
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有中国人去非洲工作，往往对非洲人有“懒散”的印象，认为他们不准时、乱花钱、好逸恶劳。这就是工业社会规训几十年后的中国人对从未受过工业社会规训，工作伦理淡薄的非洲人看法。
在欧美国家，这一过程都持续几十年了，产业不断从国内迁到成本更低的海外，技术进步也消灭了一部分岗位。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减少与第三产业的飞速发展，让新一代人不得不加入学历军备竞赛，拿着更高的学位，做着看似体面的“白领”工作。
但工作内容，正如《我的工作就是一坨狗屎》所说，基本上都是狗屎，工资水平增长速度也减慢了。
与此同时发生的就是工作伦理的消解。工作伦理中包含“纪律性”的部分，如准时、统一着装、动作标准化、服从命令和团结等特征，其实很有利于工会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出现，团结在工会领导下的工人就是一支不可小觑的社会力量。然而，随着第二产业就业岗位在西方的流失，作为一个整体的产业工人的实力被大幅削弱了，这也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得以推行、打击工会和削减福利政策能够实施的基础。
这种对发达国家产业工人的消灭，是几乎不可逆的。按照在美国投资的曹德旺的说法，制造业回流美国不可能成功，因为长期的去工业化，已经让美国失去了足够拥有经验的产业工人。
也不能说西方国家的工作伦理就完全消解掉了，看看创业氛围浓厚的硅谷，就知道如今的新富人们是多么拼命地在工作。工作对他们极有意义，但这不是大工业背景下的工人伦理，而是一种新的创造性伦理：他们相信自己在为拓展人类未来边界而努力工作。
然而对大部分做着狗屎工作的“白领”来说，每天的工作看不到意义何在，身心受到压抑，工作无法给他们带来太多身份上的优越性和意义感（同是狗屎工作，“白领”赚钱还真不一定比“外卖员”多）。
既然工作上得不到优越感和意义感，那就只能靠消费来获得了。
消费文化就应运而生了，这种文化宣称消费是人生成功、快乐和尊严的标准。而且消费风向是所谓“上层阶级”导向的，容易接受消费文化的人，比如上文中过着“外卖员”眼中“奢侈”生活的“白领”们，更倾向于跟随上层阶级的消费来装点自己不如人意的生活。其实外卖小哥说的话并不全错，这些白领都在通过营造一种上层阶级的氛围来满足自己不堪一击的骄傲，并得意洋洋地宣称“我和你们不一样”。
对于接受了消费文化的人来说，快乐的生活就是对消费机会的把握，不能落于人后，最好是捷足先登，否则就是有缺陷的消费者。然而消费根本不可能满足，资本的逻辑需要鼓励人们不断消费，并维持旺盛的消费，于是不断挑起消费欲望。
按照齐格蒙特·鲍曼的定义，在消费社会里，新穷人是“有缺陷的、有欠缺的、不完美的和先天不足的——换言之，就是准备不够充分的——消费者”。按照这个定义，无论你有多少钱，只要你的消费欲望战胜了赚钱能力，你就是“新穷人”。你被消费诱惑到不得不服从这一体系，继续工作以维持消费。就像之前上过的这张图一样，有车有房有娃杠杆上去了的中年人，虽然可能比你赚得多，但更可能比你像个新穷人。
不过人的欲望怎么可能有边界呢？身处消费社会的所有人岂不都成了新穷人？
按照现在网上对“财富自由”的焦虑程度看，怕还真是如此。按照胡润研究院的说法，今年一线城市的高净值人群认为1.3亿可以达到财富自由，二线城市的高净值人群认为8000万可以达到财富自由，三线城市的高净值人群认为6000万可以达到财富自由。在消费社会里，欲望会越来越大，不沦为最广泛意义上的“新穷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对于“新穷人”来说，消费社会给了他们两种惩罚：没有钱的时间和社会排斥。
现实世界几乎就是人间天堂一般，有着物质的极大丰富。但前提是你要有钱，真正穷得不敢消费的人是不愿意出入大型消费场所的，他们甚至没有正视那些琳琅满目的消费品牌的勇气。他们的缺钱的闲暇时间显得如此漫长，以至于很多互联网产品都是瞄准他们“不值钱”的时间的——网络小说、手游、抖音和快手等短视频网站、甚至拼多多和趣头条都是如此。这些移动互联网应用有的帮助他们以近乎零成本消磨时间，有的则想办法让人觉得花点时间占点小便宜似乎也是不错的。
而当你真的沉溺于网络世界时间太长的时候，你就容易被排斥在公共场合之外，因为公共场合很多都具有商业用途，而你是个不够格的消费者。
这还只是自愿的排斥，毕竟某些宅男想到对于现实世界，还是更喜欢在网上自娱自乐。还有一种赶出公共空间则是用强硬手段把消费行为最不足的那批人硬生生赶出去。就在本文前面引用的这篇《快递员与白领：两种底层劳动力的都市生存游戏》里，就提到去年底西红门火灾后北京整治租房乱象：
“顺丰快递员小周，原本住在天通苑的一间地下室里。这间地下室是被一家东北人承包起来的，内部进行了装修和隔断，虽然没有窗户，但每个隔断都是一个独立的私人空间，小周的房间比较大，月租是每个月900元。在后来的清退行动中，小周的地下室被查抄，他不得不搬到同一个小区楼上的隔断房中，月租变成了1500块钱一个月，尽管如此，他的房间仍然是众多隔断间中最差的、没有窗户的‘暗间’。”
文中的“顺丰快递员小周”，论工资可能比不少白领都高，但他们这个群体更愿意尽量压缩消费开支，在住房上也是如此。结果就是整治租房乱象时，率先受到冲击的就是他们，相对来说白领因为更舍得付出高房租而没有被清退。
当然，白领能喘口气的时间也不长，等到今年8月份，房租的普涨让他们的房租占收入的比例从30%左右涨到了40%左右，这也相当于把部分不舍得消费的白领变相从公共场合中挤出了。在一系列操作后，2017年，北京常住人口为2170.7万，比上年减少2.2万人，这是近二十年以来，北京常住人口首次出现下降。
另一种社会排斥则更复杂，它存在于新穷人之间，尤其是身份和收入差别不大的新穷人之间。由于他们都希望通过消费建立自己的独特性和优越感，又没有那么多钱支撑得起自己的独特性和优越感，最终只能沦为小圈子抱团取暖攻击他人的滑稽戏。
单纯一个手机，用苹果的、用三星的、用华为的、用小米的、用Oppo的就能互相瞧不起，在各大论坛吵个昏天黑地。如果再牵扯到性别等其他因素，那就更热闹了，比如网上流传的“阿里程序员穿特步相亲被拒绝”、“我可以踩在AJ上亲你吗？”的梗被炒热，就是消费观念不同的人产生了隔阂甚至矛盾冲突，以性别矛盾为表象爆发出来。
在事事讲求消费的今天，就不要幻想男女青年初次见面会问“声乐分几种唱法”这种纯粹的问题了。
所以在前文提到的外卖员的疑问“为什么那些人明明赚的比自己多不了多少，还过着那么‘奢侈’的生活”，也就顺理成章了——在一些消费意愿更强的新穷人依靠消费来建构鄙视关系的同时，消费意愿更弱的新穷人也会产生反向的疑惑甚至鄙视。
最开头的两类人，所谓的“白领”和“外卖员”，区别也不过是消费意愿强的新穷人和消费意愿弱的新穷人罢了。按照李西瓜同志的说法，“白领”消费意愿强，还是因为他们背后的父母家底厚。
如果要我换一种角度来看，《快递员与白领：两种底层劳动力的都市生存游戏》中在电梯里破口大骂的“外卖员”，他自己应该也是清楚北京不是属于他的公共空间的，属于他的公共空间是老家，那里还有女朋友等着他回去结婚。他的策略是保持在北京这个公共空间的消费缺失状态，把消费留到老家进行，以维持他在老家这个公共空间的存在。他老家消费的项目怕是不多，他最大的消费开支估计就是结婚了，在电话里也听得出他被催促结婚的窘迫。而他显然对于“白领”在北京这个公共空间里大刷存在感非常不满，就在电梯里对“白领”破口大骂。
至于“白领”，对不起，现在北京不少“白领”对于未来的规划是很迷茫的，他们不知道自己还会在北京待多久，也不知道离开北京后他们能去哪里。飘在北京的日子里很长时间选择单身，即使结婚也不愿生孩子，长期困在房租不断上涨的单间里，不敢出现在公共空间，空虚寂寞的时候大多养了只猫。
当然猫也未必是每个人都养得起的，运气不好的话吃得比人还贵。
在《骆驼祥子》里，古早北漂，勤奋的祥子买了黄包车被军阀抢走后一无所有，懒惰的祥子混吃等死照样一无所有。同样的，有规划的“外卖员”回到家乡，多年攒下的钱还是会被婚事洗劫一空。这年头在小地方找个媳妇越来越不容易了，彩礼狮子大开口太常见了。
而“白领”浑浑噩噩到了中年会怎么样？恐怕结局也不乐观，要是能回家乡，他们早就回去了。毕竟消费社会的目标，就是让你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走，全部生命奉献给社会建设啊，看看美国可怜的储蓄率你就明白了。
大概一年前，我在《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看了一篇“寒门出贵子”的文章，前半部分写着大城市奋斗的一对贫穷情侣如何在消费主义泛滥的今天在大学保持恋爱状态，双方又是校外打工、又是省吃俭用，受的苦都挺多，看得让人心疼。我想，这个翻身的难度太大，然而官方微信公众号又不得不在最后正能量，那该怎么办呢？结果拉到下面，发现那个穷人家男孩毕业后外派到非洲，赚了外派的大钱，回来风风光光迎娶了女孩。
看到这里，我一拍大腿，这位笔杆子居然把“如何在消费社会获得消费能力”和“一带一路”结合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