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读书摘要

History in Three keys：The Boxers As Event，Experience and Myth

Paul A. Cohen

杜继东译

（1997出版）

（1997年费正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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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史学家就是翻译家（雷颐）（2014年）

·史学理论——历史哲学著作

·义和团——解决问题的载体、视点

·通过义和团处理的是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历史记忆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

—第一部分：历史学家研究、叙述的义和团的史实，以叙事为主。

—第二部分：考察直接、间接参与义和团运动及中外各类人物当时的想法、感受和行为，指出后来重塑历史的历史学家的看法和当时的“当事人”对正在发生之事的看法大为不同。

—第三部分：评述20世纪初中国产生的关于义和团的种种神话。

·“调”——key

·重点——作为神话的义和团

·“历史”与“神话”的不同

（1）历史学家——神话制造者（政治、意识形态、自我修饰、情感等现实需要）

（2）历史学家（复杂性、细微性、模糊性）——神话制造者（片面、特性）

·越是重大的历史事件越容易被“神话化”，根据现实的需要将其“神圣化”或“妖魔化”。

·2009年《与历史对话：20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

·历史与现实对话——历史如何与现实对话

·“历史学家与翻译家一样，必须熟悉两种语言，就我们的情况而言，即现在与过去。历史学家需要以敏锐的感觉，尽可能的诚实求真精神，坚持不懈地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间来回游走。这种需要正是我们工作中最终的紧张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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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序（1997年）

·关于历史学家的“所作所为”，我刚开始研究历史时的看法与现在的看法大不相同。我以前一直认为，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系列真实的史料。我还认为，历史学家的主要目的在于理解和解释历史。

—我现在认为：历史学家重塑历史的工作与另外两条“认知”历史的路径——经历和神话——是格格不入的。对普通人而言，这两天路径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作为事件的义和团代表的是对过去的一种特殊的解读，而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代表的是以过去为载体而对现在进行的一种特殊的解读。

—两条路径都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建立了一种互动关系

—在此过程中，现在的人们经常按照自己不断变化的多样化的见解有意识无意识地重新塑造着过去。

·“罗生门”效应

·“人种志专家”——试以同情的态度了解普通人是“怎样理解世界”的。

·“历史”的多重含义

·虽然历史学家花费大量时间与神话化的过去进行斗争，或者以直接经历者不知道的方式使过去之事变得清楚易懂并富有意义。

—经历和神话具有不容历史学家忽视的重要性和情感引力——主观的真实

·西方人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的看法是夸大其词、不符合实际的，这些看法往往来源于西方中心观。

—我在所有论著中都是严肃地看待文化问题的，从未否认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传统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但是，我同时也认为，过分强调这些差异的历史研究方法容易导致这样那样令人惋惜的扭曲甚至夸大。

—其中一种扭曲是以文化本质化——断然赋予一种文化一些特殊的、据信其他文化不可能具有的价值或特征——的形式出现的。

—例如：极权主义的东方、自由宽容的西方

·当历史学家试图理解另外一种文化中生活的人民时，如果过分强调文化的差异性，不仅使人们更难以理解那个文化中那些复杂的、常常矛盾的因素，难以理解那个文化的前后变化，而且看不到这些人民的思想和行为中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民的思想和行为重合或呼应的那些反映跨文化和人类内在特点的方面。

—普世特点与文化的差异性

·2001年“对义和团的人性化解读”演讲

—文化是各个族群在思想和行为方面展现自身特点的多棱镜

—文化具有疏远族群之间关系的潜能，加快了模式化、夸张化和神话化的进程。

·局外人视角

—它使我们与历史的直接经历者区分开来，使作为历史学家的我们能够尽其所能，以历史的直接参与者不可能采取的方式，让历史变得更容易理解和更有意义。

—《与历史对话：20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中国中心观的报复性回归

·（古代的）故事与（当下的）历史之间的这种互动，是具有相当大的历史意义的一个现象。然而，这种互动及其复杂，深刻反映了个人、群体或者全体人民把自己摆放进历史记忆空间的方式。

—《历史与大众记忆：故事在危急时刻的力量》

—大众记忆——人们普遍相信过去确实发生过的事是大相径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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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再版序（2014年）

 ·学术方向的重大转变

—中国人的内心世界

—研究方法也许可以被视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但是，我也对当时卷入事件中的外国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感兴趣（尽管程度大为降低），且经常指出中外双方的共同点，展示了一种比中国中心观更具有普遍人性的研究方法。

·“义和团知识这项工作的‘配角’”

—历史撰述有关的普遍性问题

·“中国中心观”的局限

—跨国的历史现象（移民、现代全球经济的出现、亚洲区域体制的演变）

—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问题（研究历史的多种方法、比较史学研究）

—将中国从一个实体的空间“非地域化”、将“中国”重新定义

·这些研究方向虽然指出了狭义的中国中心观的局限性，但对中国史研究却作出了超乎想象的重大贡献。

—消除了数世纪以来围绕“中国”而人为创设的种种壁垒

—颠覆了关于中国历史的狭隘论述

—丰富了我们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对“中国”的了解和认知

—使我们能够对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更客观公正的比较研究

—它们还通过打破武断的和误导性的关于“东方”和“西方”的区分，纠正了我们长期以来作为典型的“他者”对中国的看法，使我们能够不把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视为典型的异类，而视为政策的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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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作为事件的义和团

绪论：历史学家重塑的过去

·《杰罗姆·罗宾斯的百老汇》：新剧初演？旧剧重演？

·问题：历史学家的工作是真实和完整地重现过去发生之事呢，还是舍弃一些确实存在的史实并增添一些未曾发生的事情后形成新的历史呢？

·无论与人民的直观感觉多么不相符合，我都认为，历史学家重塑的历史实际上根本不同于人们经历的历史。

—书写的历史——有别于真实的历史

—历史学家叙事的程序（历史的叙事化处理）与历史的直接参与者的叙事程序没有本质的区别。

·历史哲学

—海登·怀特、保罗·里克尔

———历史与真实之间毫无连续性可言

———从根本上说，历史是在叙事，是在讲故事，而“真实”却不同。

———历史学家在写历史时，把一些构想或结构强加到了历史上。

—戴维·卡尔

———叙事结构存在于我们社会生活的经历之中，与我们作为历史学家对过去的思考无关。

———叙事法——是历史学家阐释真实的过去的一个基本手段，历史与真实之间，不是没有连续性，而是具有很大的连续性。

·直接经历者——历史学家

—直接经历者：在以后的岁月会不断地复述过去发生之事，会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地“改造”他们过去的亲身经历，以便保持个人经历的完整性和连贯性。

—历史学家：知识层面的确当性而非感觉层面的确当性——勾勒历史画卷

·历史学家知道事态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什么

—重塑历史的过程普遍是以已知的结果为起始点的——接下来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结果。

——G.R.埃尔顿：历史学家成功的秘密“在于事后认知和回推立论”

·列文森：五四运动——分水岭

·丹尼尔·J·布尔斯廷：“幸存是不确定的、带有偶然性的、不可预知的”

·历史学在重塑历史时，必须在现实与过去之间找到某种平衡，撷取二者当中特别重要的内涵，在寻找平衡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观念。

·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

·对事情的结果的预知

·对于整个事态的全方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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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义和团起义：叙事化的历史

·异化、扭曲的“中国形象”——排外、叛乱、革命等词汇

·由于义和团对西方人的生命和身体安全造成了严重危害，所以西方人对他们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太平军的关注。

——义和团成了欧美人关于“第三世界”认识体系的一个长久的组成部分

·义和团在西方是一个活生生的象征——强烈感情色彩

——这些形象形成了一种知识上的杂音/干扰

——历史学家必须面对这些杂音——竭力弱化或消除干扰——挑战

1.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Boxer

·拳匪

·1897年巨野教案：后果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缘由——成为了独立的历史现象

·1901年《辛丑条约》：不仅仅是义和团起义造成的，而且是包括欧洲列强的互相竞争在内的其他诸多因素造成的——当作真正的分水岭/转折点更准确

2. 义和团运动的高速发展阶段

·降神附体仪式

·1898年以来华北地区的干旱

——饥荒引起的普遍的忧虑情绪会使人更愿意冒着生命危险采取极端行动，也使人们更易于相信某些人对现实问题的宗教性解释。

——潜在的排外主义情绪可能在数年甚至数十年中隐而不发——在危机重重的环境里，这种情绪最容易爆发出来，失去控制，迅速蔓延开来。

·官府的立场

·义和团运动本身（4点原因）

①骑墙派改变态度——加入运动

②不支持义和团会有更大的危险

③赶风头、凑热闹的效应——人们不愿意错过行动的机会

④从众心理

·直隶的特殊环境——（天津-北京-保定三角区）

·与白莲教的关系的讨论

——鉴于在义和团运动的高潮阶段义和团未形成严密的权力结构和等级制度，鉴于各团受到的外来的控制比较松散，所以华北各地的义和团受白莲教的观念的影响程度极有可能是不同的。

3. 义和团的经历的国际化：战争的爆发

·义和团—外国政府—中国当局：三方互斗

·召卫队入京保护使馆——清廷停剿义和团——促成最后的危机

·战争的7个阶段

西摩尔援军行动—大沽口炮台—中俄东北战事—天津之战—北京/西什库—八国联军进军北京—惩罚性征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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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作为经历的义和团

绪论：

·完全恢复人们经历的过去之本来面目是不可能的

·原因：①在任何历史环境中，只有一部分人的经历被记录下来。

②即使过去的经历能够完全再现，也只能是这样的情况：用文字或视觉资料，或者二者兼用，来重塑过去，而不能再现经历本身。

·虽然完全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不可能之事，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出这段历史的画面，至少是某些方面和某些片段。

·感觉——通过感觉来认知世界

——人们的历史经历是以感觉为基础的

·人们的历史经历

—在难以忘怀的经历中，有一些不值得记住的东西，神话制造者则从未考虑过。

—包围圈求生存

·过去——盲目性——使所有的经历

—参与“历史事件”的个人事先对整个事件的发展进程并无清晰的预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往往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准备应付不可能发生的意外变故

—整个事态的发展所具有的含义与当时预料不到的未来发展结果所具有的含义不同——哥伦布不知道他已经发现了美洲

·已经发生之事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将要发生之事的结果

·经历（文本）-亲历者（读者）—— 不同的读者以不同的方式阅读/建构文本

·一个特殊群体共享的“文化空间”会使他们每个人在看待周围发生的事情时难免带有局限性和狭隘性。

—人们对自身经历的理解不仅受到他们所处的文化空间的制约，而且受到他们所处的社会空间的制约。

—所有经历都受到地理空间的严重制约

—有时特殊的环境会使地理空间给个人经历造成的局限程度更加严重

·“凝合—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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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干旱和洋人洋物的存在

·山东大学口述史调查——大水/洪灾

·1899-1900华北地区大旱灾

·地理空间——时间

—水灾发生在特定的一些时间段——灾民的记忆——时间的标记

—饥荒能够“把个人记忆与群体意识联系起来”

—干旱造成的困难是渐进式的，能持续多长时间，难以预测，这与洪灾具有的来势凶猛和危害惨烈的特点不同。

·旱灾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压力更大——水灾形成后，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已发生之事；而旱灾形成后，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尚未发生之事。

—水灾常常是人祸——旱灾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

1.对旱灾的宗教性解释

·灾异说：天人感应——归罪官府

·矫正人的不端行为以恢复宇宙的和谐状态——对付旱灾的手段之一

·祷告/祈雨——向天神赎罪

2.旱灾、焦虑情绪和义和团运动的蔓延

·烦躁和焦虑的情绪——很容易演变为大恐慌

—缺乏“社会福利保证体系”——高效率的赈灾体系

·义和团运动的蔓延和强化与旱灾给人们造成的紧张、忧虑、失业和饥饿有关

·刘孟扬以自己亲身经历详细记述了义和团的发展：以干旱的不断加剧为线索

·林敦奎的研究：有不少灾民是以天时好坏作为参加运动的主要动机

3. 传教士对干旱的反应

·传教士把干旱、中国人的饥饿和洋人的担忧联系在一起

·明恩溥

·美国驻华公使康格、英国公使窦纳乐

·传教士是用世俗的语言进行解释的

·“上帝的士兵”——为拯救中国而工作

4.义和团对干旱的解释

·上天/神

·义和团——神兵/有神附体——救世/尚武

·义和团的解释：以现实世界完善的宗教结构为基础的

·“杀了洋鬼头，猛雨往下流”、“洋人杀尽，欲雨还雨，欲晴叫晴”

·揭帖——洋教的渗透、上天的震怒、干旱

·超自然的力量是一个广为流行的文化解释要素

5. 义和团的动机：是反对帝国主义、排外还是对旱灾的担忧？

·排外倾向

·西方人不但“身形怪异”，而且拥有与中国人完全不同的宇宙观，直接或间接地对中国文化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发出挑战。

·“汉奸”

·“反帝”一词被20世纪中国人的政治考量和政治活动染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帝国主义是中国人面临的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是激发义和团运动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然而，它仅仅是众多原因之一，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间，它起的作用是大不相同的

—对代表帝国主义的传教士、教民、铁路、电报和外国军队等人和物采取的行动有可能是由许多动机促成的，并不仅仅是由“爱国主义”或“反帝思想”促成的。

—“反帝”看不到义和团的动机的复杂性和多样化——过分简单化的失误

·义和团的哪种动机是最主要的？

—经历的不可知性

·传单、揭帖、咒文、标语、诗歌——大部分可能是义和团首领或同情义和团事业的中国知识分子而非义和团运动的普通参加者写出来的

·价值观、思维模式、心理倾向

·帝国主义影响最大的那些地区往往并非义和团最活跃的地区

·排外主义之外，还有许多动机。

—从担心和仇恨外来者的方面来说，中国一直存在着排外主义的潜流，但是，只有在外部环境发生动荡，某个社区或地区的力量均衡状态被打破时，这股潜流才能活跃起来。

·“饥饿狂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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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降神附体

·义和团生活的环境充斥着对宗教和神术的信仰和实践活动——将这些信仰和活动当做主要的认知手段来理解和解释这个社会环境中发生的事

1. 义和团的降神附体

·管鹤——记录

2.义和团的宗教与中国的民间文化

·在乡村地区，“世俗”与“神圣”的严格界限是不存在的。

·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遍布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

3. 降神附体和通灵

·个人危机和群体危机导致不同的降神附体意识

·个人危机——通灵/童乩

·在义和团运动的大背景下，降神附体满足了个体（私人）多方面的需求（具体需求因人而异），这是19世纪最后数年义和团降神附体发展成为群体（公众）性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

4.降神附体、戏剧和得神力

·华北的危机

①某些地方教民与非教民的关系日益恶化

②华北各地的村庄、城市和通衢大道上的拳民越来越多

③华北各地持续干旱造成了民众的忧虑和痛苦

·降神附体——加强他们个人的力量

①社会——他们处在最底层

②身体——由于长期干旱造成的饥荒而虚弱不堪

③军事——缺乏起码的训练，武器十分粗劣

·人们普遍相信——有神灵帮助的义和团的反洋人反洋教反洋物斗争是解决干旱问题最有效的手段

·魏乐博：降神表演具有情感力量和美感

—个人和集体性的降神附体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降神附体意识能够吸引众人参与以降神为中心的宗教运动

—产生很好的戏剧效果

·20世纪初，敌视义和团的中国知识分子把民间戏剧看作导致义和团运动兴起以及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5. 义和团降神附体仪式的武术招式

·杨庆堃：文学作品中的神话和传说是“中国人的宗教知识的主要来源”

·义和团对神的军事援助的企盼，似乎并非一种全新的创造，而是在真正需要军事援助的历史环境中对一种早已军事化了的宗教仪式的运用。

6. 民众对降神附体的态度

·两个问题：

①自称有神附体的人是否真的相信此事？

②观看降神附体仪式的人是否相信此事？

·义和团运动的蔓延——与人们普遍相信义和团所有神乎其神的说法有关

·赫德（1900）：“虽然中国人对感觉范围以外的东西一无所知，但他们过分相信超自然的力量，所以他们容易相信义和团的种种法术。”

7. 义和团对降神附体的态度

·出身、职业背景、动机——多样的

—保护、复仇、凑热闹、自我满足——忠诚、排外

· 能够经常进入有神附体的恍惚状态的义和团员和故意假装有神附体以使众人敬服或获取其他好处的义和团员

8. 义和团的降神附体在1900年快速蔓延的原因

·程啸：与南方相比，降神附体仪式在华北更易于流传。

—南方的巫术是更为专业化和更有组织的一种现象

—请神下凡以保护百姓和抗击侵略是中国人在危机中最容易借用的强力手段

·降神附体的广泛传播产生过重大促进作用的另外两大因素

①义和团童子军——吸引青少年参加

—青少年的“地位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他们“曾一度摆脱处于附属和顺从成年人的地位的‘正常’社会角色，成为当地事实上的领导者和道德规范的无可争议的制定者”

—青少年的行为都被社会视为怪异/不正常的行为

—在多数文化环境中，年轻人比成年人更易于屈从于群体的压力，参与到集体运动中去，甚至在狂热气氛中“迷失自我”。

—义和团运动的许多参与者都是青少年，他们为降神附体仪式的普遍流行奠定了心理基础。

—在中国的一些地区，人们显然相信青少年男子特别容易被神灵附体。

——处男和处女身心纯洁——更容易成为神灵的代言人，协助神灵与恶魔搏斗。

—童乩（年轻的灵媒）

—降童

—学童——“童巫帮”

②饥饿

—戒食戒饮

—不吃不喝与精神不正常之间有一种直接的生理上的联系：由不吃不喝所造成的低血糖明显促进了精神恍惚状态的开始。

—被迫挨饿的人们通过降神附体，将体内的自然止痛化合物（β-内啡肽）释放出来，缓解饥饿痛苦，以此进行自我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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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法术与妇女秽物败法

1. 义和团的法术和灵验问题

·用文字描述过义和团运动的外国人和中国人，无论是当时的亲历者还是后来研究义和团的学者，一直嘲笑义和团自吹自擂的法术。

—艾声《拳匪》、袁昶

—传教士麦美德、奥尼尔

·20世纪末的中国学者虽然仍在高度赞扬义和团抵抗外国侵略的爱国精神，但对义和团的所谓法术也不以为然。（杨天宏《义和团“法术”》）

—法术缺乏科学性，但不是恶魔的害人术

·义和团法术受到抨击的两大原因

①义和团的法术有惊人的一致性

②义和团的法术在接受实际检验时往往不灵验

·法术和宗教仪式经常面临的挑战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此类活动必须立即产生明显的效果。

—上帝的计划经常是人们所不能理解的——面对这种情况，所有的基督徒能做的就是绝对相信上帝，即使他们的祈祷没有任何效果。

·义和团用其他理由解释法术不灵验

——道行不够深、不够虔诚；精神不集中；污秽之物（女性）

·宗教仪式和法术的首要目的——在面对未来和各种危险时给人们提供保护和情感上的安全感。

—他们力图通过这些仪式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不确定的未来

—而这种不确定性正是人类经历中固有的特点之一。

2. 法术成为掌控环境的手段：打仗和放火

·咒语——隐身法、土遁法、分身法......

·刘以桐《民教相仇》

·唐晏《庚子西行》

3. 义和团法术受挫：妇女秽物败法

·直眼（天津地区对中国教民的蔑称）

·品德

·污秽之物（女性）

—脏水能破法术（水—阴）：妇女为最具破坏力的因素

—月经/经布——妇女（尤其是月经期的）可以破法术

·义和团一直声称他们在天津作战伤亡惨重是由于洋人的军队中有赤身裸体的妇人破坏了他们的法术。

—紫竹林的洋楼上架着许多大炮，“每炮皆有一赤身妇人跨其上”——避炮之法

—西什库教堂中多半妇女和女童

·军事冲突——法术较量？

—义和团将失败归结于敌人的法术更有效

—西什库教堂防务的樊国梁主教——演绎“200岁的鬼王与鬼卒”

4. 义和团确保法术灵验的种种措施

·1900年夏义和团在发给受他们控制的民众的命令中总是使用恫吓之词

—把六月改为八月

—闭火门咒

—烧香

—将红色物品置于屋外或其他地方

·互相矛盾的命令

·限制妇女的行动的命令

·数字“七”

5. 少女的法力：红灯照

·红灯照——红灯罩

·光明必能战胜黑暗，八月十五劫难来时，红灯照将乘机起事，光照天下。

·红灯照多为年轻女子（许多还是未到青春期的小姑娘）

—11/12-16/17

—由于当时食品匮乏，她们往往营养不良，月经初潮的时间有可能比较晚，加上她们年龄普遍较小，所以她们当中的一部分可能还未经历月经初潮。

·在中国，人们认为月经远不如性交和生孩子那样污秽不堪，部分原因似乎是女子生孩子时会流大量的血。

—妙善、何仙姑、缫丝女（广东南部）

·敌视义和团运动的人——强调红灯照的通奸行为

—对她们的纯洁提出质疑

·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可义和团的法术和宗教理念赖以构成的所有前提条件，其中的许多条件深深根植于长期以来作为中国民间文化核心特征的一些列信仰之中，并形成信仰的“引力场”。

—歇斯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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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谣言和谣言引起的恐慌

·谣言—拉尔夫·L·罗斯诺

—谣言是“夹杂了个人对世界的主管臆断的公众信息”

—谣言“表达了试图认知生存环境的人们的忧虑和困惑”

—四个因素：①个人的忧虑②大众的困惑③轻信盲从④与结果有关的参与

—区分“谣言”与“闲话”：“谣言”一般包含着传谣者强烈感情色彩的主题

—区分“谣言”与“信仰”：“谣言”是四处流传的，“信仰”是内心坚持的。

—“传播谣言也许能够宣泄人们的偏见，分担人们的忧愁——借以消散人们的不安情绪（并非总是成功）”

1. 1900年谣言的数量和种类

·李文海、刘仰东《社会心理分析》：谣言在世纪之交的泛滥程度超过其他任何时候。

·在缺乏可靠消息和大多数人轻信盲从的环境中，某些人会为了获得物质利益或其他形式的好处而制造谣言，他们难以地域这种诱惑。

·人们制造谣言以解释他们难以理解的种种现象

—表露原有的信仰和偏见

—深藏着阴谋

2. 表达愿望的谣言

·许多谣言是按照人们的愿望制造出来的

—义和团——隐形进入紫竹林

·义和团最大的愿望是中国方面在天津之战中获胜，洋人大败而退。

—张德成之死——隐身脱逃至独流镇

—李鸿章的侄子是日本天皇的驸马

—“二十五条和约”——湖南衡州的传单——反映了中外关系的严峻现状

3. 骇人听闻的谣言

·忧虑常常能引起谣言，也会因谣言而进一步加重

—谣言被视作“一种机会主义的信息病毒，因而能够引起使它得以广泛流传的忧虑情绪而高速蔓延。”

—义和团剪辫/夜间所画的红圈突然开始出现在人们的房门上

·因环境突然变化而产生的谣言有异乎寻常的吸引力，会得到普遍的认同。

·在环境毫无变化而相同的谣言天天流传的情况下，人们有时候会不再把谣言当回事。

·在不同的环境中，人们可能会忽略谣言中的具体时间，但仍会相信谣言的基本内容。

4. 危险、变化无常与谣言的盛传

·危机——两个主要因素

①危险即将来临前的紧张感

②极度缺乏人们最关心的问题的有关信息，人们不知道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对前途没有一点把握。

·在这种形势下人们感到痛苦和绝望——谣言起到缓解痛苦的作用

—罗斯诺：在一个变化无常的环境中，谣言会广为流传，因为谣言可以消除认识上的不确定性带给人们的紧张情绪。

·“战争谣言”

—保罗·富塞尔：“在所有人都迷惘和部分人有死亡危险的情况下，谣言意味着希望，意味着可能有奇迹发生。与任何故事和猜测一样，谣言可使毫无意义的现实多些色彩......虚假的坏消息总比无消息好很多。即使是令人悲观和恐怖的消息，也比难以琢磨的现实强。”

—外国方面：1900年7月中旬媒介宣布京城的所有洋人都在7月6日和7日遭到屠杀——世界各地的许多报刊

5.普通谣言：反洋反教的宣传

·义和团通过散步谣言和经常强调他们是民众的保护人——赢得民众的支持

·1860年之后——获准在华全境传教

—反洋宣传集中于洋人奇异的社会实践和性行为——推广至中国教民

—男女杂处、弥撒互相奸淫、母子乱伦、脸上涂抹月经、迷惑年轻姑娘等

—临终圣礼——极易被曲解为神父掩饰其真实意图所耍的花招

—育婴堂

·1870年天津教案

·肢解人体、买卖器官和以制药为目的的行为，触动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忧虑和恐惧。

·谣言的作用很复杂

①它们加剧了世纪之交由其他因素在人们心中造成的恐惧和忧虑

②它们可缓解人们的紧张感和心理压力，因为他们既能使众人分担个人的忧惧，又能把众人的忧惧转化为对可恨的洋人的愤恨情绪。

·“谣言”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当代传奇”的作用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中国的敌人残忍地割取百姓的器官，广泛用于邪恶的目的。

—这些传奇可以抑制因担忧和困惑而造成的混乱局面进一步恶化。它们可在混沌不明和充满危险的环境中起到澄清事实的作用

6.普通谣言：井中投毒引起的恐慌

·洋人和教民残害中国老百姓的行动

—洋人和教民剪出大量黄纸人放于闾巷，用于杀害大批民众。另将毒饼置于道路上，吃下中毒毙命。

—迷拐孩子

·1900年起——井中投毒——在华北四处流传

—“今有外国人井内暗下毒药，用乌梅七个，杜仲五钱，毛草五钱，用水煎服可解”——发布这样的信息使义和团成了社会的保护者和拯救者，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加重了民众的担忧。

·在1899年底至1900年夏义和团十分活跃的地区，以前就发生过许多例群体大恐慌事件。

·特哈尔：民众对传教士和教民采取的暴力行动往往是存在已久的文化和社会行为模式的翻版，其起因与洋人或教民毫无关系。

—强调环境因素对诱发群体性大恐慌的重要性

—在交通和贸易发达的人口稠密地区，谣言传播的速度更快，谣言引发恐慌的次数更多。

—另一个环境因素：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谣言初起时做出的反应

——在民众看来，清廷的支持似乎是给义和团最缺乏理智的诉求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谣言未受到遏制，反而受到了鼓励。（山西巡抚毓贤）

·谣言引起的恐慌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

·谣言一般针对外来者——他们往往被指控试图毁灭正在流传谣言的那个社会

·普通老百姓内心深处最大的隐忧——对死亡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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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死亡

·义和团运动的特点（迷信行为、落后意识、仇外心理、爱国精神）

·传教士和教民遭受的牺牲

·外国军队对义和团运动采取的正义的和英雄主义的行动

·义和团运动的结果对此后中国历史的影响

·死亡——代表了一个群体性的概念，代表着义和团的残忍、外国援军的野蛮、教徒的苦难以及无辜者的惨死。

—死亡事件也能向我们展现个人的经历

—死亡事件之外，还存在一种更为普遍的现象——1900年的华北地区，许多人都怀有对死亡的忧惧情绪。

——他们对19世纪70年代可怕的死亡和饥荒记忆犹新

·义和团揭帖的警告——大难将降临到那些无视义和团传言的人身上

·东北、山西的部分地区和直隶的大部分地区都受到了外国军队骇人听闻的报复

·目击者-加害者-受害者

·死亡经历和其他经历一样，主要是个人的事情，它是比任何其他形式的经历更重要的关于个人的生平资料。

—死亡是生命的终结，由于这个独一无二的特性，对于死亡的畏惧和忧虑就成了形成人们的命运观的主要因素。

—人们的视线被引离了社会和历史，而更多地去关注他们个人的命运。

·记述死亡的许多文献都涉及了生活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们设计的缓解死亡时的痛苦的宗教仪式。

—1900年夏季在中国的人们经历的许多死亡都是直截了当的，没有伴随任何形式的宗教仪式。

1. 目击者

·艾声《拳匪》

—1900年5月12日义和团涞水县高洛村屠杀教民事件

—1900年7月13日义和团易州屠杀教民事件

·管鹤《拳匪》

—天津某处义和团坑杀教民事件

·刘孟扬《天津拳匪》

·传教士的记载——奥格伦、芳泰瑞

·摄影师——詹姆斯·里卡尔顿——八国联军的罪行、义和团的罪行、自杀

·医护人员——埃玛·马丁——八国联军的罪行

·工程师——赫伯特·胡佛——揭露八国联军的野蛮罪行

·1900年的恐怖经历（2个阶段）

—第一阶段：义和团控制一切

—第二阶段：八国联军占领天津（7月中旬）和北京（8月中旬）

—两个阶段交替的时刻是非常可怕的

·正如中国和外国的观察家注意到的那样，1900年夏季中国人和洋人所犯的暴行是不想上学的。

·当时的中外人士普遍认为德国人的行为最为残暴

—永清县令高绍陈《永清》记载德国兵的罪行

—杨柳青保甲局绅董柳溪子《津西》

2. 加害者

·就参战者而言，由于环境影响，其中许多人人性渐失，魔性大发，会残酷无情地对同类进行杀戮、肢解，或施以其他形式的残害。

—“宰”——形容人们的杀人行动

—冲突各方都有非人性化的一面——人类并无轩轾之分

——世界上所有的人，无论人种、受教育程度、阶级、民族和文化背景如何，都有可能在某些形势下把自己的敌人不当人看而肆意进行虐待。

·人们有可能野蛮对待另外一些人，但是当他们面对死亡时，也会同时产生更具人性的情感，如担忧、悲伤、同情、勇敢甚至羞耻。

·人们在战争中的行为常常充满矛盾

—解释——死亡具有双重性

—人们是以根本不同的方式经历死亡的——死亡是寻常之事

—自然因素——非自然因素

—个别性——群体性

—是否相识的人死亡——淡然处之——没有人情味

·一般性的死亡——死的是别人

·特别的死亡——每个人自己的死亡

·我们往往把别人的死与自己的死联系起来

·义和团狂热的冲锋——超常的个人勇气

3. 受害者

·1900年夏天在华北的其他人表达的是更关乎自身的个人性质的担忧，因为他们面临着可能的死亡。

—担忧的成都也因阶级、性别和种族的不同而不同。

·对集中到租界中部的绝大多数洋人来说，中国人的炮击给他们造成的最严重的“心理冲击”出现于开始阶段。

—在外国租界避难的三四千中国人的处境更加艰险

·西什库教堂

·使馆区

·额头有纹

·“洋”字——洋货、洋书

—东洋车（人力车）改名为“太平车”

—恐吓与洋人有关联的人而获取钱财

·杀害妇女

—天津义和团禁止妇女出门

—逃离天津的妇女身穿红衣，以免被义和团所杀，结果却遭到洋兵的射杀，因为洋兵怀疑她们是红灯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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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作为神话的义和团

绪论：被神话化的过去

·历史学家很像为古董除垢去尘的艺术品修复专家，也经常做一些剥离层层历史神话以恢复过去的本来面目的工作。

—但是，在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过程中，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存在着从高到低的潜在的下降趋势。

—去掉历史事件的神话色彩，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样的事例不胜枚，存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

—恢复披上神话色彩的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它常常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引起严重不安，所以有时会受到人们的坚决抵制。

·神话——广泛、模糊

·从历史角度看，“真相”到底是什么？

—关于某件往事的明确结论一旦深深印进人们的脑海里（和心中），人们就会相信自己认可的真相，即使这一真相与过去真正发生的事情完全不同。

—除此之外，人们相信的“真相”不仅对人们的所思所想而且对人们的行为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就此而言，人们的这种印象会为产生和影响最无可争议的那些“真正的”历史行动的动因。

—“历史具有伸缩性，我们把历史塑造成形，它反过来又影响我们。”

·无论鸦片战争是否真的昭示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都无关紧要，如果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这种观点，如果这种观点已深入人心，那么它在一定程度上就会成为“真的”，尽管它不过是个有效力的神话。

·虽然历史的任何一个侧面都有以神话的形式在现实中继续存在的潜在可能，但是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由于与具有广泛且重要的历史意义的主题休戚相关，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就意图而言，把过去当作神话与把过去当作历史是截然不同的。

—当优秀的历史学家撰写史书时，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在尽量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准确和真实地再现过去。

—神话制造者——目的不在于扩大或加深这种理解，而是要使之为政治、意识形态、自我修饰和情感等方面的现实需要服务。

·就实际操作而言，作为叙述过去的互为补充的方式，历史与神话之间的区别微乎其微。

—作为一个目标，探求历史真相也许仅仅是历史学家的事。但是，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用于编排和取舍历史资料的理解，均受到性别、阶级、国籍、种族和时间等诸多因素的极大影响，所以探求历史真相的行动具有很大的相对性。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有的历史学家”，不论他们抱着什么目的，都在“创造历史传说”，“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创造中，粉碎并重构历史的各种形象”。

—即使是最有造诣的历史学家，在向某一被神话化的历史事件提出质疑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制造出另外一些神话。

·神话制造者——需要一定的“可信度”

·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复杂性、细微性和模糊性，而神话制造者往往以片面的观点看待历史，从历史找出个别的一些特点、特性或模式，把它们当作历史的本质。

·主观、片面、极不完善

—直到相互矛盾的神话化结论被熔为一炉，互相调和，互为证明，提出问题而不是搁置问题，我们才能朝着更实事求是地理解历史的方向迈进。

·神话化问题的最持久的神话之一：当被神话化的历史的某一方面缺乏可信的证据时。

—这种错误的看法基于一个并非毫无道理的假设：在对某件事情知之甚多的情况下，能够避免出现主观臆断的神话。其理由是，准确的理解有赖于大量的信息，信息越多，理解就越准确。

——事实并非如此——可信的历史记载的相对缺乏也许加剧了神话化的程度

——法国大革命、马丁·路德·金、义和团运动

·“普通型”神话：各个社会的普通老百姓头脑中贮存的大量历史形象的神话化。

·神话化的另一种常见形式是修改自己的生平经历

—我们经常修改我们以前的生活经历，使之符合和适应我们的自我概念在生命长河的不同阶段的不同变化。

·还有一种形式是涉及历史体裁的诗歌、戏剧、小说、艺术和电影对历史的神话化，这种形式比历史著作更容易使历史形象印在人们的脑海中。

—中国的文学艺术对义和团的积极评价在1949年共产党执政以后达到了高潮

—老舍剧作《神拳》（1960年）——老舍的父亲在1900年北京战斗中丧生

—王朔《千万别把我当人》（1989年）——揭示了义和团在20世纪末中国人意识中留存的一些极为矛盾的形象。

·文学和其他艺术作品对义和团的神话化从极端肯定到极端否定，涵盖面很广，但另一种形式的神话化（地方的大力褒扬现象）却倾向于全面肯定。

—纪念馆、祠堂、墓碑和纪念碑

—赵三多纪念馆

——村民们（其中许多人是义和团的后裔）对当年义和团的主要敌人的后裔（至少从文化方面而言是如此）给予的热情欢迎同样令人啼笑皆非，他们甚至盛情邀请我们在来宾留言簿上签名，以证明我们参加了这个奇怪的庆祝大会。

·周年纪念是纪念历史事件和任务的最常见最有影响的形式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周年纪念可在现实与历史之间筑起一条情感桥梁，对纪念的人物和事件加以重新塑造，以适应现在的人们和政府不断变化的看法。

·最后一种神话化的形式是借助于报纸、杂志和书籍的神话化。

—推力——来自政府或社会（2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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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新文化运动与义和团

·改良派对义和团的批判在知识层面上处于过渡阶段

—一方面认为义和团会威胁到一个经过改良的“进步的”中国的诞生

—另一方面又担心义和团运动会破坏儒家的理性主义和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社会秩序。

—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

·革命派

—邹容《革命军》批评义和团“野蛮革命”

·新文化运动——义和团为行运动参与者提供了抨击旧文化中最令人厌恶和最邪恶的东西的依据。

—崇尚科学和理性的价值观念的人把迷信和非理性视为中国社会特有的痼疾

1. 陈独秀、鲁迅与义和团

·陈独秀《克林德碑》：重新审视“这一段可笑可惊可恼可悲的往事”

—造成义和团之乱的5种因素

—克林德碑象征着的帝国主义不是中国陷入困境的原因，而是其结果。

—造成中国困难重重的原因是以义和团为表征的中国社会的文化氛围。

—中国问题的根源深藏于中国文化中

·鲁迅《随感录》——中国文化的走向

—陈铁生《拳术》——中国武术的名誉

—症结：陈把义和团当历史看，视之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陈迹，而鲁迅把义和团当神话看，视之为随时都能复活的幽灵。

·崇尚新文化的知识分子普遍视为这些陈腐东西的具体体现的义和团运动等历史现象——就不可能把他们仅仅当作历史看待。

—义和团被涂上神话色彩，乃是新文化健将们努力革新中国文化的活动的一部分。

·顾颉刚：精英意识

·在这个漫长的时期，当义和团因迷信、落后、愚昧无知和盲目排外而受到攻击时，他们是被当作更为普遍的大众文化的代表看待的。而不仅出于知识原因，而且出于社会原因，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内心里是鄙视大众文化的。

2. 西方对义和团的神话化与中国文化的特性

·“黄祸”——野蛮、残忍、盲目排外、迷信的象征

—拉尔夫·D·佩因《十字架与龙》

·中国和外国对义和团进行神话化的基础有根本性的不同，所以，神话化的过程也完全不同。

—西方人在道德方面和文化领域普遍具有自信心和优越感，而这优越感又受到西方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无可怀疑的优势地位的支持，所以对他们而言，具有象征意义的义和团的威胁是针对现实世界的，而对于崇尚新文化的中国人而言，则完全相反。

·大多数西方人认为，义和团的盲目排外、迷信、野蛮残暴和落后形成了一个整体，其每个部分都对西方人珍视的世界造成了同样的威胁。

·中国人认为：义和团的排外主义——不仅针对西方现代化文化，而且针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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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反对帝国主义与义和团神话的重构

·五四运动、共产党诞生、国民党改组、五卅运动、列宁帝国主义理论

—把关注政治的中国人的怒火日益引向激烈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方面

—辜鸿鸣：“义和团的小伙子们”奋起反对“欧洲、世界和真正的文明的真正的敌人”，是那些“被称为金融家和资本家的现代欧洲的高利盘剥者”，他们“合伙欺骗、榨取、威胁、谋害和抢劫这个世界，并最终要毁灭世界上的所有文明”

—严复：“然而其中不可谓无爱国者”

—郑贯一、冯自由、冯斯栾《开智录》

—孙中山

·义和团运动及其后一段时间中国遭受的耻辱对人们又很大的激励作用

—义和团的经历被融入中国的“帝国主义世纪”这个更广泛的主题中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某些爱国者采取了更冒险的做法：

—忽略义和团的种种缺点，把义和团描绘成十全十美的反帝国主义积极分子

1.义和团运动的精神遗产

·1924年新改组的国民党将《辛丑条约》签订日“9月7日”定为“国耻日”，接下来一周为“反帝周”。

·陈独秀观点的转变——《向导》发表文章——2个错误观念

——①憎恶义和团的“野蛮的排外”

——②义和团事件是少数人犯下的罪恶，列强不应该因少数人之故惩罚全中国人民付出拒俄代价。

—彭述之

—蔡和森：比较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义和团的历史遗产对国民党改组的意义

·五卅惨案

—瞿秋白

·1900年，一般士大夫和“文明人”都支持帝国主义者，咒骂“拳匪”，消弭群众的抵抗运动；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越来越多的国民加入了反对帝国主义和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行列，抵抗精神日益普遍起来。

·非基运动、争取教育利权运动

·胡艾《1925年再次发生拳民之乱了吗？》

·义和团——矛盾的课题

2.否定性神话的持续性存在

·西方人：“新民族主义”

·《字林西报》：《中国在动乱中》

·《红色湖北的新拳祸》

·蔡元培《蔡元培向各国宣言》——五卅运动

·西方新闻界“开明”《民族》——《中国的独立战争》

·1927年3月24日南京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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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文化大革命”与义和团

·在极权主义仅仅稍微有所减弱的社会制度中，中国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大大限制了中国历史学家不带任何偏见地研究具有很高政治敏感性的课题的能力。

·反思“迷信”、“反帝爱国”两种标签

·中国历史学家为什么发现他们很难完全摆脱义和团运动的神话色彩？

—原因在于义和团以最引人注目的方式挑明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上文化领域当中最重要的问题：人们是以矛盾的心情看待西方的。

—“文明”与“野蛮”的西方？

—蒋梦麟：“天使”与“魔鬼”

—帝国主义与现代化

——只要这种矛盾心情继续存在，义和团就继续扮演特殊角色，充当制造神话的材料。

1. 攻击刘少奇

2.对儒家学说的攻击

3.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攻击

4.神话化与可信度

5.20世纪80年代：历史与神话之间的关系再度趋于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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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Key：事件、经历和神话是人们了解历史的意义、探寻并最终认识历史真相的不同途径。不过，它们也是人们根据不同的原则塑造历史的不同途径，反映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调子”。

·典型性

—直接影响历史学家和神话制造者的思想观念的方面感兴趣

·如果我们忽视历史发展过程中变化极为缓慢使人不易觉察的那些方面，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每个人都经历和体察到其变化的那些方面，那么，就会有许多事情不受到重视。

—实际上，当人们认为历史是“发生事情”的场所时，他们一般考虑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得不到重视。

—因而，真正的问题是，具有鲜明特点的义和团是否仍然被用于解说人们对历史的认识。

·事件

—历史学家是按照相当有特色的一系列原则来重塑这些事件的——阐述历史

—3个原则

①与神话制造者不同，历史学家寻求理解和解释过去之事。

②与历史的参与者相反，历史学家事先知道他们要重新塑造的历史事件的结局。

③历史学家不受空间的局限。

·经历

—历史的创造者的想法——那些直接创造和经历了历史等人不可能说同样的话

—不同经历的种类非常之多，但每个人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

—经历：旱灾、降神附体、法术、谣言和死亡

—就更广泛的层次而言，结论有所不同：世界历史上有无数次群众运动，其中，宗教和法术扮演着重要角色，排外情绪是驱动力量，谣言和怀疑情绪到处蔓延，战争、杀戮和死亡随处可见。

——就最广泛的层次而言，诸如犹豫不决、感情冲突、多重动机、文化建设和自我意识等现象，存在于所有人的经历之中，而无论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如何。

—我们的确能够恢复相当大的一部分，而且，在比较广泛的层面上，我们能够深入了解历史事实。

·神话

—历史的许多内容（人们有意识地参与的历史）没有像神话那样保留下来。如果要像神话意义传至后世，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必须具备后来的人们和政府特别关心的特点和内涵。

—后来的人是怎样从各自的目的出发对历史事实进行修改和重写的。

—历史上的某些特殊主题总是被认同、简化、夸大和刻意拔高，使它们成为现在的能量源泉，使得现在和过去能够互相确认和证实。如此被利用的主体也许是、也许不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

·义和团运动的典型性问题

—无论义和团被视为事件、经历还是神话，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个独一无二的特点与其他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的特点一样——具有广泛的再生性，从而使义和团完全能够被用于解说性目的。

·相对真实性

—差异性：实际经历的历史——历史学家复述的历史

·神话的价值

—在文化真空中实无“经历”可言——当人们遇到“生死大关”时，他们会立即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神话“应对”之。

—神话化的处理模式在世界历史上普遍存在且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个人经历的神话化

—当某种经历被初次记录下来时，神话化的处理模式似乎不是很清晰。而当过了比较长的时间，我们回顾自己的经历并出于无心地涂上神话色彩时，这种处理模式就变得非常清晰了。

—经常对个人的经历进行再加工，显然会破坏最初的实际经历。

·历史学家认为它们的职责之一就是把重塑历史的工作与“通俗化”（民众对历史的神话化理解）区别开来。

—林肯“解放黑奴”与“拯救美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义性”

·意识（consciousness）

①历史学家的意识

②历史的参与者的意识

③神话制造者的意识

·答案取决于以下两点：

①某个人作为历史学家能够做什么？

②他希望做什么？

·本质——历史学家的“局外人”现象

—美国人研究中国史、男性研究女性史、白人研究黑人史

—更广泛的表现现象——当代人试图解释过去的人们的经历

——由于历史学家不是当事人，所以都有误解和歪曲历史以及曲解研究资料的原意的潜在可能性。

·我们力求在他们的世界与当代人的世界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翻译家的工作是把一个文本忠实而有意义地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

—历史学家是现实与历史之间的调解人

—在二者之间进行调解的复杂过程中，我们必须抑制我们的“局外人”倾向，以了解正在研究的历史人物的意识。但是，在有意义地向现在的读者解释这些意识和想法时，我们不能不投降，承认无法抑制这种倾向。

—历史学家与翻译家意义，必须熟悉两种语言——现在与过去。历史学家需要以敏锐的感觉、尽可能多的诚实求真精神，坚持不懈地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间来回游走。这种需要正是我们工作中最终的紧张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