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二十二岁的曾国藩和四十三岁的父亲曾麟书一起参加科考。这是父子倆第六次并肩去考秀才，曾麟书则是第十七次。
这次考试，父亲终于考取了秀才，而曾国藩不仅落了榜，还被学台“悬牌批责”。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每次考试后，主考官都会挑几篇范文出来。当然，有正面范文，也有反面教材，曾国藩这次试卷，就被当成了“反面教材”。
考官的点评是：“文理欠通，引以为戒。”文理欠通，在当时是非常严厉的批评。如果用ABCDEF六级来划分成绩的话，曾国藩得分是F，是最差的一类。
可能考官觉得曾国藩基本功还算扎实，为了安慰他，给了他一个“佾生”的身份。
什么叫佾生呢？《论语》里有一章叫《八佾》，八佾就是儒生们在祭祀时跳的一种舞。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你可以来伴个舞。你想这是多大的一个屈辱。
曾国藩把“悬牌责批”视作他人生中第一次奇耻大辱。
任何事情都是双刃剑，尽管悬牌批责对曾国藩是一次巨大的打击，但同时也是一次宝贵的反馈，激发了曾国藩的斗志。
自此，曾国藩为自己取了个号，叫“涤生”。意思就是要把过去的失败彻底扫去，发奋努力，重新做人。
回家之后，他听由全家操办庆祝父亲的答谢宴，自己一头钻进书房闭门思过，他发誓一定要找出失败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自己太笨了。
他在《曾国藩日记》里说：“我志向远大，但资质太差，这是每个人都看得到的。”
曾国藩说自己笨，在他一生的文章中多次出现，可见“笨”在他心里是有阴影的。
你可能觉得奇怪，我们前面还在说曾国藩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可读到这里，连曾国藩自己都承认自己笨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有句话叫“每天都做相同的事，却期望有不同的结果”就是说一个人总是重复老路，是不可能有改变的。一定要从过去的思路中跳出来，才能寻求改变。
曾国藩之所以屡战屡败，主要原因就是父亲曾麟书的教学方法有问题。你想啊，他自己考了十七次都没考上，能教出好儿子吗？
幸运的是，曾国藩也发现了这点，放弃了老爹的教法，自己另辟蹊径，他开始从别人的好文章中找方法、找规律，不断反思自己这六年来的失败，逐渐琢磨出了一套自己的学习方法。
第二年，曾国藩再次参加科考，结果一考就中。神奇的是，从这一年开始，曾国藩的考运彻底反转了。
第三年，曾国藩参加乡试，考中了举人。接着考了两年，又高中进士，当时的曾国藩二十八岁。在明清两代，进士的平均年龄为三十八岁，曾国藩比全国中进士者平均年龄年轻了整整十岁。放今天，那简直是神童啊！
紧接着，曾国藩又报考了翰林，取得了一等第三名的好成绩，后来道光亲自阅卷时，很喜欢曾国藩的文章，钦点改为第二名。
能考取翰林可是件了不起的事，就像现在考上了清华北大，将来的前途是无可限量的。
方法对了，一通百通。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曾国藩最大的特点根本不是“笨”，而是他十分善于“反思”。
曾国藩这一生，遭遇过很多次巨大打击，但他依靠自己不断的“反思”，把这些打击都变成了自己认知的台阶，拾级而上，最终走向人生巅峰。
比如，“悬牌批责”事件，被曾国藩视为“平生第一大挫折”，但这次事件却成就了他人生的第一个“拐点”——
他逃离了过去的“大数定理”。
“大数定理”是统计学里的一个概念，它是用来描述随机事件多次重复发生，它的结果呈现长期的稳定性。
（比如丢硬币，正反面是随机的，但你重复丢的次数越多，你会发现他的结果很稳定，也就是一样一半。）
只要重复的数据足够多，随机事件发生的频率，就会无限接近它的概率。
大数定律证明了整体的确定性。
曾麒书考秀才考了十七次，终于在十八次考上了，如果从大数定理来看说明啥？
就是瞎猫碰见死了耗子嘛。如果让曾麒书再考一次，没准就又歇菜了。
那为什么经历了“悬牌批责”后的曾国藩，却能立刻反转呢？
如果你理解了“大数定理”，就很好解释了：
一个长期的结果，并不是命运弄人，而是这个人自身的结构决定的。
就像你抛一枚硬币，它正反面的概率，是硬币本身的结构决定的，而不在于你抛的次数。
而一个人的“结构”，正是由他的“思维”逐步构建出来的。
一个人如果很用功，但长期学不好，那就不是用功不用功的问题了，而是你的思维方式的问题了。
换句话说，我们的命运不取决于一两次的结果，而取决于长期的结果。而“思维方式”是“长期结果”的唯一因素。
所以，曾国藩痛定思痛，改变了过去的学习范式。之后的秀才、举人是一次性考过，后面的进士虽然考了三次，但对于脱胎换骨后的曾国藩，这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第三次再考，你看进士、翰林又是毫无悬念的一步到位。
知识改变不了命运，但思维方式可以。
如果说曾麟书考上秀才是中了彩票，一生也就仅此一次；那曾国藩的翰林之路，就是他调整自己的结构之后，一个必然开挂的结果。
篮球领域有一句名言：
“训练时，用正确姿势投丢的球，比用错误姿势投进的球，更有价值。”
这也是曾国藩胜过父亲的原因。
花半秒钟看透本质的人，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的人，注定拥有截然不同的命运。
没错，最好的人生大奖，不是中彩票，而是拥有了正确的思维方式。因为——
“一个人是对的，他的世界就是对的”。
和曾国藩比起来，同时代的另一个著名人物，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就“同途殊归”了。
洪秀全比曾国藩小三岁，算是同龄人。和曾国藩一样，他也是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全家人也是全力以赴供他，要他走通科举之路，但是他的抗打击能力显然不如曾国藩。
他考秀才三次落榜之后，就受到严重刺激，晕倒在榜前，做了那个著名的升天梦，梦到了“上帝”，于是彻底放弃科举，转而创立“拜上帝教”，走上了与曾国藩完全不同的另一条人生道路。
思想家塔勒布，定义过一个全新的概念——
反脆弱
脆弱的反面是什么？坚强？坚韧？牢固？
都不是。
因为坚强、坚韧，只能保持原状不变，没办法更进一步让自己变得更好。
脆弱的反面，应该是不仅在变化中保全自我，而且还变得更好、更有力量。
一个杯子，摔到地上就碎了，所以杯子是脆弱的。一个乒乓球，摔到地上非但不会摔坏，反而可以弹得更高。乒乓球拥有的就是反脆弱的能力。
反脆弱的能力，是在不可知的风险中，不是束手无策，而是扭亏为盈，在不确定性中确定获益的能力。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就是“反脆弱”的一生。每一次的挫折，不但没有打垮他，反而成为了他认知的台阶，支撑他一步步实现跃迁。
他在一个极度不确定的王朝，极度不确定的环境下，却确定地获取人生的收益：立功、立德、立言，成为一代大儒。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不确定性”之后，依然努力从这种“不确定性”中获取收益”。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张宏杰《曾国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