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翻译兴衰原因分析

佛经翻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翻译活动，也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第一个重要时期。中国历史上的佛经翻译自汉末始，经历了四个阶段――发轫，高潮，顶峰，低潮。盛衰兴废皆有因可循，从总体来说不外乎以下几点。

第一，社会上层乃至王室贵胄对翻译活动的赞助是佛经汉译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从佛教起源国来看：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统治时期，他大力提倡并派遣传教士四处宣讲，佛教才大为兴盛，走出本土，向亚洲其他地方传播，并于东汉明帝时期开始传入中国，为佛经汉译奠定了基础。从佛教的传入国（中国）来看：统治阶级意识到佛教对他们的统治有利，于是对这一教派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因此国家作为赞助者的影响十分深刻。在经济上给予充分资助确保翻译家们衣食无忧，于是促进了翻译质量的不断提高；并且不断扩大佛经汉译活动规模，例如，东晋末期的国主苻坚下令组织译场，聘请中外高僧译经；姚秦时代鸠摩罗什的译场规模更大；到了隋唐，译场成为常设机构，译场分工更为复杂。统治者们对佛经汉译给予的关注度的提高以及翻译政策和译场制度的不断完善，都不断促进了佛经翻译活动官方化，高度组织化和高度政治化，也是佛经汉译盛行的重要保证。

第二，佛教本土化传播策略和佛经翻译的“归化”策略为佛经汉译注入“活的灵魂”。当一个外来的宗教文化和宗教思想进入时，必然遭受到本土宗教文化思想的排斥与抵制。于是，依附本土文化，并与之不断融摄与协调。这种本土化的策略是异族宗教文化在本土成功传播的必然途径。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主动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协调，通过摄取儒，道的思想取得了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接纳与认可，从而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博得统治者青睐。同时，为了促进佛教教义的传播，佛教徒和佛经译者采取“归化”策略，从道教教义中借鉴了许多概念和思想，以此来解释复杂的佛教术语。再者，佛经译本内容大多迎合当时的社会思潮，成为政治的附庸，也因此在黎民百姓心中建立了绝对威信，同时受上层和下层推崇。

第三，佛经翻译大家的大量涌现和翻译理论文献的发行进一步促进佛经汉译。佛经翻译从汉末到宋初，在一千年的佛经翻译盛世中，翻译家阵容不胜枚举。著名的佛经翻译家安清，支娄迦谶，支谦，道安，鸠罗摩什，玄奘等人不仅译出大量的佛经著作，还为佛经翻译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并形成自己的翻译风格和理论成果，对佛经翻译活动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空前盛况贡献颇大。

既然统治阶级是佛经翻译的最大推动者，那么佛经汉译由盛转衰的幕后黑手也就不言而喻了。

唐代后期，由于佛教寺院土地不输课税，僧侣免除赋役，佛教寺院经济过分扩张，损害了国库收入，与普通地主也存在着矛盾。唐武宗崇信道教，深恶佛教，会昌年间又因讨伐泽潞，财政急需，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和李德裕的支持下，从会昌二年（842年）开始渐进地进行毁佛，在会昌五年（845年）达到高潮，佛教逐渐式微，佛经汉译转入低潮。虽然宣宗继位后重拾佛教，敕复佛寺，此后仍有佛经译著诞生，但佛经汉译的盛况一去不复返。到了明末清初，西方近代科学知识被西方传教士带入中国，于是掀起了西方自然科学的翻译高潮，佛经汉译的进程被搁浅了；到了近代，一批忧国忧民的先进人物面对民族危亡,图自强,谋复兴,共赴救国图存大业, 积极推动翻译和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 社会科学知识, 培养早期科学 人才,在近代翻译史上开创了西学翻译的高潮，加速了佛经汉译的衰弱。至今，社会高速发展，翻译多元化局面开始出现，各个领域的翻译事业风生水起。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继承和发扬了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精华。

参考文献：

魏谨――《文化介入与翻译的文本行为研究》

谢天振――《简明中西翻译史》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

方立天――《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