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四姐而言，我已算一个很幸运的人，得到过很多认同与支持，爱护和激励，至于那些挣扎拂逆，有谁活在世上而没有遭遇过呢。但四姐的一生让我无法等闲略去，于是在她去世六年之际写下此文，是祭奠，也是忏悔。希望上苍宽仁，世间再没有类似四姐的一生。 ——题记
六年前，她忽然生病住院，我从哥哥处得到消息，已经确诊，肝癌晚期。我去医院看她，她已经瘦得很，半躺在那里，并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可能在她一生中，这都是不多乃至仅有的被大家关注和善待的机会。从小到大都是不被待见的，结婚前是唯一的例外，于是从婚前的彩礼她就开始挑剔，一生仅此一回，女方的愿望男方当然尽量满足，于是她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来发挥行使权限，不管父亲和哥哥怎样反对，都一意孤行——其实无论从哪一角度看，那都是不体面的。
躺在医院里的时候，已经是近三十年后，她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因为被这样多的关注和善待而不适且不安，这种不适且不安甚至大于了她必须承受的病痛。多年以来她被不断剥夺，再也没有获得过新婚时那种任性的权利和机会，她在生活中的立足之地早已越来越小几近于无。结婚之后她生了两个女儿，或许这也构成是她地位卑微的原因？但应该不是主要的原因。只每天在蔬菜大棚中默默地劳作，回到家，男人动辄呵斥，女儿也习惯了用嫌弃的眼神看她。几乎每一次节假日，我去她家都看不到她，问起，他们说，在棚里干活。而每一年节她家的人来回访，都是男人领着两个女孩来，从不见她的踪影。后来我忍不住了，问那个我称之为姐夫的男人，我姐呢，怎么不一起来？他胡乱应付一句，就在家里哪，表情是不消说起。我转而问两个女孩，怎么光你们来，不带你们妈妈一起来？女孩也只胡乱应付一句，我妈她！那意味，出门怎么能带着她呢。
我以为这样问过了，下一次就一定带着了吧，但是他们始终不觉得，我的问询其实包含着问责和否定。我想他们为什么来我家串门，带着礼物，还打扮得体体面面？不就是因为我是她的亲妹妹吗？不就是因为她是我的亲姐姐吗？没有了她，我跟这一家三口还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我跟这位亲姐姐，又真的建立过一种姐妹之间理应具有的亲密关系吗？
在我把叩问指向世界，指向她周围一切人众之前，我是不是应该先指向自己？在幼年的蒙昧时期，我记事较早。而从我早期的秉性可以证见，所谓人之初并非性本善。我的天性是需要不断读书、参悟、内省，来做各种调适纠偏，才能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或许圣贤之说和道德教化让自由主义者反感，但我的确需要圣贤和道德教化的熏陶感染方得中庸。记忆中有两件事，一直忘不掉，第一件就是关于她。
那一年我几岁已经说不准，总之育红班还没有进（我五岁跟着教书的大姐去学校育红班）；什么季节也不记得了，只记得是一个夜晚，家人围着锅台吃饭。我家姐弟六个，加上祖父母和父母，十口人坐不开，就有几个人要自寻地方。我一开始不饿，后来想吃了寻不到坐处，就往锅台凑过去，已经没有坐处。我去挤一个空隙，空隙右边是她，她却不肯让我，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刚忙完的母亲进门，问我怎么了。现在反思，小时候母亲对我的宠溺真是无底线的。我指着她，说，四姐姐不让我吃饭。她扭头想要分辨，但母亲没问青红皂白，一个巴掌就打了上去。
母亲在我眼里，一直都是温柔女性的典范，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的一切美德。勤苦忍耐，时时保持克制，在邻里乡间得到各种好评而从无是非。我爱她，我在从小到大的各种文字中很多次写到她，给予她各种发自深心的热爱和赞美。但是，同样一个母亲，可能会带给不同孩子不同的印象和感受。在二姐和三姐的印象里，母亲是一个感情淡漠的人，她们很少感到来自母亲的母性之细密与慈柔。二姐三姐排在六个孩子中间，成长的年代又落后贫穷，需要付出极限般的劳动力才获取家人的温饱，所以对于母亲，中间的孩子很容易就被忽略掉了。当地有句土话，头生子稀罕老生子娇，要苦就苦当中腰。大姐作为头一个孩子，在一个多年不见小孩的家庭中是被宠爱过的，最小的我因为是个小尾巴，虽不得人心也颇享娇宠，而哥哥，作为大堆孩子中唯一的男丁，更是得天独厚被另眼相待。惟此二姐三姐被忽略着长大，也就不足为奇。
但与二姐三姐相比，处境最不堪的当然还是四姐。我们这个家族人丁单薄，到我父亲已经四世单传，而祖上偏偏还是读一点儒家诗书的耕读人家，爷爷在民国年间的课本，藏青布面插象牙骨针的大摞精装《礼记》以及好多线装旧书，直到现在还在老家的大木头箱子里满着。爷爷是1997年去世的，二十五年后他学生时的课本书还在。记忆里他忙完了农活就握一个书卷在窗前或树下看书。这样一个老人自然将“无后为大”视为正统。我的祖母是一个乡间的小脚老太太，从我记事起她就是那么一个小老太太，她2004年95岁去世，平生大字不识一个。他们对于外人也许都是无关紧要的人，但是唯独对于母亲，却有着极高的乃至生杀予夺的权威。
母亲健康而勤劳，也能生养，但生出来的接二连三都是女孩儿，讲真，我的祖父母对于这些女孩儿，都没有待错，他们是那种最慈祥有爱的祖父祖母，但他们对于一个男丁的渴望所带来的压力，全都给了母亲。主要的，我父亲还在我二姐出生的那年出了轨。彼时母亲的处境和心境可以想见。她是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妇，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乡村，如果真的被离婚，可能也真的死路一条。所以当她接二连三生出这些女孩的时候，她对生活的绝望也是接二连三加重着的。否则，她就不会在我四姐仅仅几个月大的婴儿期，晚上起来哭闹，会抬手去打，而且打起来就停不下。
那一年是1967年，文革开始第二年。那些夜晚，油灯的灯光晃动了一屋子的暗影，一个瞪着惊恐目光的婴孩眼里，看到的就是这些暗影扑朔迷离如鬼影一样的窜动跳跃，是呵斥和殴打，是黑暗和恐惧，这就是她的出身之地。据说几个月的她满口生疮，嘴里痛得含不住奶头，吃不进东西又会饿，这让她在母亲劳累至极的午夜不停地嚎哭，那是母亲平生第一次动手打自己的孩子。除了这个婴儿，其他五个孩子，不管是受宠的还是被忽略的，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挨过母亲一个巴掌的暴力。
可能在母亲当时的感受，她的所有压力和痛苦都跟这个刚刚到来的孩子关系密不可分，她没有能力去辨析环境和时代的是非黑白，她将自己所遭受的全部嫌弃和不满都转移到了这个小婴儿的身上，仿佛一切由此而来。如果出生之前这个婴儿承受了她多少热切的期待，出生之后就遭受了她多少的憎恨。
我祖母曾一脸皱纹堆积成层叠的笑纹，家常地闲闲说起，就是这个四儿，最不济，三岁了不会自己拉撒，四岁了不会自己吃饭，笨么！围在边上的我们都跟着笑，在当时不辨是非的懵懂的我们眼里，既然大人这样讲，自然这就是一件十足可笑的事情了。世界应该是怎样的，我们不晓得，世界是这样的，我们却感到了。关键的四姐也坐在我们中间，也跟着笑。似乎不笑就更显得可笑，跟不上趟的可笑。
四姐比我大六岁，她也像别的孩子一样上学了，只是怎么都不开窍，跟我家相熟的老师说，怎么完全不像你们家的孩子，简直是一团浆糊。这句话也被家人多次等闲地说起，说起就都笑，四姐还是跟着笑。那时我还没有上学，而我天然地以为自己肯定“像我们家的孩子”，自然也以大多数人的立场和身份来取笑四姐。我们都当成一个无须回避的事，主要的，四姐尽管是被言说的事主，在旁听的时候，可能她也本能地觉得，唯有跟随了大多数人的立场和身份，才能较少被排异，能继续参与这个家庭、这个集体，这是她唯一可以选择的，或者说已经是选项中最小负值的可能性。既已天然获得标签，就不如随波逐流中淹没身为异类的痛楚。她总得试图活下去。
其实学习不好的人有很多，其中生活得很好的人并不少。至于四姐是天然智商低于家人的平均值，还是她遭遇的处境演化使然，我说不清楚。我能记得的就是本能地讨厌她，每个人都克制不住地嫌弃她瞧不起她，除了祖父母无差别对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父亲只喜欢聪慧的人，他对母亲都有点接纳无力。但母亲在四姐大了几岁，我哥哥也出生之后，终于乾坤初定，心神安泰起来，本性中的温和安稳慢慢复原，所以慢慢的，她对四姐也不比其他孩子更差了。记忆里母亲那个傍晚的爆发，一切由头在我。至于小不点的我为什么偏偏去挤四姐的位置，去对母亲诬告她而不是另一个，这里面是否隐藏着一个小孩子本能的欺软怕硬，以及对于环境的和光同尘，现在的我已经无从辨析。能清晰记得这一切，怎么也得三四岁吧，但就是那个三四岁的我，平白无故让四姐白挨了平静温和的母亲的一记耳光。也许母亲那天特别劳累，也许她在外面受到重大的压抑委屈？也许仅仅因为四儿大着六岁而不懂容让，反而去欺负那个更小的致其哭闹？谁能分得清这些前因后果？谁又有精力去追究这些生活中转瞬即逝的微尘！
在多少年后，当我去医院的病房陪护四姐，我相信她早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或者在更早的时候她就忘记了，又或者她从来就不记得，这在她从小到大遭遇过的不公正待遇里，恐怕算不上一件多么深刻和特殊的遭遇以至于像我对自己所遭受过的任何一点欺侮都久久难忘。她必须拥有极好的健忘的能力才能一天天活下来，所以她早就忘了，一直记得的是我，只有我，在母亲的巴掌落在四姐身上的那个瞬间心里忽然空落，那个三四岁或二三岁的邪恶的幼童，应该还什么都不懂，陷于一片早期的蒙昧，但那一个瞬间冷凝成许多年里我都无法抹去的一个梗，一个指向内部的块垒。当时我已觉得心虚，不敢再有任何的响动。但是很快也就过去了。她还是我的四姐，我还是她的小妹。几年之后我进了学，育红班里一个叫李波的男生老欺负我，而我打他不过，我回家对四姐讲了，她毅然在某一个课间走进我们教室，让我指给她看哪个是李波，她穿过桌椅板凳径直走过去，猛推了那孩子一把，手指着他说，你小心，今后胆敢再欺负我妹妹，看我不揍死你。那个小阎王仰望着她，大气都不敢出。
她这样保护过我一次。毕竟她大我们五六岁，身高块头在那里，她在自己的环境里再不跟趟，在那帮小孩子眼里，还是天然带着震慑。当我在病房里，一边给她梳头，洗脚，换衣服，一边讲起这件往事的时候，她茫茫然地微笑着，有点诧异也有点迷糊，继之舒心满足。她的舒心和满足并不在于那个故事里自己威风凛凛的震慑，而在于，她活在这世上的五十年里，竟然也有一天，会得到自己小妹这样周到体贴的服侍就像天下那些乖巧善良温和的小妹们一样，而这是她从未预想到的，她脸上现出幸福的神情，这是一个只有得到了亲人爱护的人才会获得的幸福。而这种神情我们已经多年，或者说很多年间再没有从她的脸上看到过。
那些年，我从她脸上看到的是什么呢？眼神狂乱而恐惧，嘴里胡言乱语，嘴唇不受控制地咕哝蠕动，仿佛她不在现实的周围环境里，而处身在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凶险处境中走不出来，四处都是咄咄逼来的戕害，这个由现实延续的幻觉迷雾般笼罩缠绕着她，四处突围而无法突破。在一些激愤而敌对的咒骂与诉说相间的话语里，她乱糟糟的头发迎风乱动，完全就是一个以前见过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样子。家暴，周而复始的家暴，加上周围群体的精神冷暴力，日复一日将她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父亲，大姐，哥哥，三姐姐，三姐夫，一次次出面调解，去她家里劝和，震慑，去村委反映，也有时做出交换式许诺，比如承担孩子将来学费……会好上一阵子，也仅仅好一阵子，过阵子一切恢复原样。周而复始。而每当有离婚的提议出现，不管出自娘家人还是她的丈夫一家，第一个不接受的不是别人，而是她自己，可能她对于之外的世界完全没有想象和信心，反而怀着更大的惧怕，毕竟此刻，这个家暴者也是一个外人面前的保护者。他健壮，吃苦耐劳，干活一个顶俩，家里日子过得不差。他在人前人后的风评并不很坏，只除了打老婆。她大概恐惧离开他之后，会跌入更加不堪的境地？毕竟在她的经验里，之外的世界从来都不是一个友善和平的世界。友善和平的世界只存在于一种想象之中，而且那种想象只发生在她结婚之前。
四姐有一副曾经令我羡慕的外貌，青春期的到来曾让她平添了一种年轻姑娘的动人，怎么都晒不黑的皮肤，细腻白嫩得不像村姑，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有点天然卷，个头不高不矮，身材不胖不瘦。提亲的人不少，但她看中了他。那两年，她再受到家人和村里人的挑剔，嫌弃，都会发誓般说一句，将来，我离了这里就好了。她以一个可以展望的美好未来拯救当下的自己。由此而气定神闲，信心十足，不急不慌。她镇定得很。但是父亲看着她在婚礼前的乖张，补上一句，你这样子，到了哪里，也好不了。
世间最可怕的诅咒，是不是来自家人的诅咒？那种诅咒尤其黑暗，因为往往真的会笼罩一生。因为这种诅咒的出现，已提前参考了一个前因。她那个“好了”是有过的，只是很短暂。也果真就像家里大人说的，到哪也好不了，她去了新家，一个新的环境和世界，一些新的人群，一个寄托了她人生重新开局的所在，这个所在离我家不过八九里地，仍是差不多的院落，差不多的街道，差不多的人群和农田劳作。那个村里的人并不比我们村的人更加友善，那个家庭的人，因为没有血缘的关系，更不比原生家庭的人对她担待和容忍。而她在环境里久已形成的对于欺压的对抗，对于世界的不信任，对于他人的不亲近，也已经成为习惯。就像大风一直吹，树枝就都偏向一个方向，她已长成了这个样子。于是无论她走到哪里，都自身携带了那种基因。就像我虽然生活在城里，但一直作为弱势，最擅长的竟然不是别的而是维权。她的一切不足和缺陷很快暴露，而她本人并没有能力脱胎换骨，延续着之前的一切缺陷和被嫌弃久之的习性进入的群体，获得的很可能是比原来加倍的凉薄和欺压。她孤身一人在那个全由外人组成的环境中，被孤立和冷视着。大概从那些人的立场，觉得这个看上去文静的姑娘，行起事来实在超乎想象。比记忆里更苛刻的眼神，比父母之家更挑剔的态度，比原生家庭更甚的寒凉，越来越浓重地笼罩上来，让她左冲右突无法突围，然后渐渐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了，在被打压和被修理中不断退让，直到再也承受不住，终于彻底崩溃，然后眼神狂乱，表情恐惧，像个疯子一样出现在我们面前。
年节都是要回娘家的，偶尔周末歇班回去也会见到她，也就是说一年里至少我们要有十多次的见面，但是，她究竟什么时候真正精神失常的呢？几乎每个人都没有一个清晰的记忆了。也或许她原本就不是一下子由此一状态变成彼一状态，而是渐进，也或者说渐退的过程。一种由轻到重的变化，当我们意识到和发觉确认的时候，已经很严重了。她不是恒定的疯癫，当姐姐哥哥带她去精神医院看医生，她偏偏一切又正常，看着精神病院的门牌好笑地问，家里那么多活儿还做不过来，闲着没事咱到这里来做什么？她回答医生的话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人的回答。姐姐哥哥只好再带她回去，回到原来的轨道上，让她继续自生自灭。
第二个记忆是有一天，她忽然将电话打到办公室来。那时候我就业不久，在单位里很有一种绷紧感。办公室四五个人，主任在。主任接的电话，他接电话的时候我已经听出了是四姐的声音，一个溺水者的求救声，着急，慌乱，粗野，词不达意又言语密集。我当时第一感受不是心疼自己的姐姐，完全不是，我只是突然觉得紧张，当我从主任手里接过话筒，神经的第一关注点不是电话里在说什么，而是同事们都在边上听着，那嘴角时常挂着嘲讽的同事就在我边上，能清晰听到四姐的呼喊，你姐夫都要打死我了你怎么也不管……我失去了语言、体恤和同情，我能感到的是两三米距离的好几双耳朵，成为此时此刻首要的存在。为什么偏偏这一刻电话机声音如此响亮，话机里的声音能传出好几米远？为什么她偏偏在我上班的时候干架，而不是晚上我在家里，能够从容应对的时候？那一刻我所有的只是一种什么都不在节奏上的慌乱难堪。我说四姐我在班上呢，我下班后给你回电话吧。她好几遍质问我，你难道看着我被打死也不来管吗？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姐姐？
那些年，四姐成为我们全家人的心理负担，尽管她从来不花我们的钱，不吃我们的饭，不需要依靠娘家的经济而生存。但是她的存在本身就成为一个难题，这个难题没法忽略不计，又没法彻底解决。这个难题就像一枚地雷，你不晓得什么时候再一次爆响。母亲会发作，那种发作毫无意义，骂那一家人也没有用处。亲戚们听说了也只会叹一口气，说这就是她的命吧，女属羊，命不强。她全部的不幸和痛苦没有人能感同身受，只要她不来找我们，每个人都假装她或许回到正常。我们其实不愿意想起她，但是家庭聚会的时候也通知她前来，但是人们顾自谈话，她只在旁边，作为一个安静的仿佛不存在的存在。而她在那样的时候往往不会哭泣和诉说。现在想，她哭泣和诉说的时候其实并不太多，尤其在精神失常之后，她就在那种日常的痛苦中浸泡着，每天起早爬晚的干活，遭受着各种异样的目光和排斥。没有一个人平等地对待她，没有人真正关心她，也没有谁去帮助过她……她统共只向我求助那么一次。
在无法自救而终于绝望的每一个时刻，她习惯向大姐姐、三姐姐求救，可能在她的感觉里，她们比她大，比她强势，比她体面有身份有能力，能够解救她于水火。而我比她小，所以她向我求救，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的。她要陷入怎样的绝望才会想起我来，但就是那唯一的一次，我也没有即时放下所有跑去救她，直到她精神失常之后，连求救的能力都丧失，她已经再不会从本子上找出我们的号码打过来了，座机号早已废弃，而她从来没有过一个自己的手机由此也不会使用，而彻底丧失了跟我们联系的能力。那天我说我在班上，等我忙完手里的事。我已经记不起我是不是当天下班后去了她家，跟她男人谈判，论理，说服。总之我也去过，但是对她男人那样的人，还是三姐夫的拳头更有效。我这样抹不开面子的书生，基本无济于事。
当我受到李波那个小魔头欺压的时候，她拯救过我，而她感到无助窒息的时候，我却没有去帮她。或许我事后去了，调解了，我也去过几次，和姐姐一起，但是所谓调解，不过是润滑剂，并不解决根本问题。我们都知道。但是当多年之后，我在病房里陪她度过最后的日子，跟她复述起很多早年的事，我压根没有提这件事。这对于我和她都是不愿意提及想起的事情，我估计她也像很多事情一样早忘记了。
我们陪伴着她，围坐在她身边，说着假话安慰着她，说病是不要紧的，治疗一阵子就会好起来。但我们都已知道了结果，除了她。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受，我经历过两次，一次是父亲，一次是她。当事者被医生宣判了死刑，而本人并不知道，她仍是活着的，会说会动会痛，跟我们平行于世界。就像你在参与一种对当事者保密的围观，内心含着悲悯，忍不住对她好。她平生都未受到如此优待，我们给她洗头，剪发，洗衣服，更换上干净的衣服。我们买最有营养的食物给她吃，不计较金钱。我们蹲在地上给她洗脚，两手给她搓去每一点灰尘，然后擦干，帮她挪到床上。我抚摸一下她两鬓的头发，替她把耷拉下来的乱发拂拂好，挂到耳后——假如我们一直都这样对她，假如我们曾经偶尔这样对她，她的人生会不会有所不同？因为在这样的对待中，她身受剧痛而面色带笑，露出以前从不曾有过的随和与安详，那是一个只有得到了好的对待，觉得自己处身安全，身边人都怀揣善意，时时被珍惜和爱护的人才会有的随和与安详。但几乎贯通她的一生，这都是仅有。而她的时间已经不多，她的人生走向了尾声，阴雨雷电了将近五十年的心里，在最后的垂暮之时，夕阳出来，含着微笑吻了一下她的人间。
是的，她只活了不到五十年，就是我现在的年纪。她以前因为常年劳作而筋骨有力，却因为内心恐惧，焦虑，痛苦，而情绪灰暗动荡，两者的冲突在她三十岁之前并不显端倪，是在她精神失常之后，常年吹风淋雨的心里，那些阴湿之处发生了霉变，我们都知道肝是情绪的接受器，一个人的内心痛苦首先应验在肝脏的负重上。她的肝脏实在承载不了她霉变情绪常年如一日的腐蚀，终于举械投降了，然后领地尽失，于是癌细胞快速占领，攻城略地。她走向了自己生命中的尾声。
二姐不到三周岁患小儿麻痹症，没有再直立行走过一步，终生都是挪动着前行，躬着身四肢着地如一只蜗牛，匍匐着缓慢移动在地面上。但二姐的一生却是平凡而开阔壮美的，姐夫病逝之后，她自己每天织绣花边维持生计，有练达的人情之常，能统筹帷幄地掌控自己的生活，改嫁后也是如此，在她的盘活激发之下，一个贫困欠债的农家几年间起高楼，驰骏车，而且在第二任丈夫去世之后，二姐跟儿子儿媳一起，对丈夫的光棍哥哥，一个多年的脑血栓和糖尿病患者照顾如亲人。要知道二姐是带着孩子改嫁过去的，这个哥哥跟她儿子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二姐由此得到全村的尊敬佩服。而四姐四肢健全，却一生凄惨，这种凄惨主要体现在其心灵。一个人的内心痛苦有时大于肉身之不幸。她负重之重，千山万壑，都是习惯延续的跟环境和人群的砥砺抗拒，然后寸寸丢失立锥之地。而这种长期的焦虑和疼痛，我们哪一个生活在她身边的亲人是没有罪的呢？这个世界上的罪犯，疯子，杀人者，变态，都是人世的负担，同时也承受着自身的不幸，但他们生成的原因，如果追源溯流，会不会都能打开一个黑暗的来处和根源？那些集体无意识的欺压和伤害，何曾有一日根除？四姐一生已矣，真希望这世间能尽少一些四姐。
2022.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