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万历首辅张居正
张居正，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在他主政期间，实行吏治革新、打击豪强、改革税收、整顿学政、清丈全国田亩、实行一条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并且收效甚大，一时间，国库充实，天下升平，人民安乐。单单就其政治谋略、经邦济世之才而言，在明朝没有一个可以与之比拟的，甚至放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也是一个巨星。
张居正的远祖是凤阳人。凤阳是明朝的“革命摇篮”，朱元璋拉队伍的时候，一个叫张关保的老乡跟了进来。革命成功后，朱元璋当了皇上，张关保被封为千户。张关保虽然是个小官，但张家的家庭成分变了，住地也从此移到湖广。张居正祖父张诚是个护卫，父亲张文明仅仅是个秀才。纵向比，张家算不上官宦世家、书香门第，且日渐衰落。但横向比，张家与一般的贫民还是有区别的——秀才出身的父亲非常重视子女教育。
张居正幼时名叫张白圭，据说张居正出生前，其曾祖做了个梦：梦中一轮圆月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一片光明，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慢慢浮起。曾祖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于是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希望他以后能够光宗耀祖。
作为一个不得志的读书人，儿子的诞生给其父张文明带来了极大的喜悦。和现在的很多父母相似，父母实现不了的梦想，通常寄托在子女身上。张白圭才几个月大，张文明就拿着唐诗在他面前读。
张白圭五岁时，进了私塾，而他在读书方面的天赋也随之显现出来：过目不忘，下笔成文。过了几年，先生叫来他父亲，郑重地说：“这孩子我教不了啦，你带他去考试吧。”
1536年，十二岁的张居正参加童试顺利通过，其机敏灵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李士翱嘱咐小白圭要从小立大志，长大后尽忠报国，并替他改名为“居正”。
1537年，十三岁的张居正参加乡试，成绩优异，但湖广巡抚顾璘觉得他年龄大小，为了磨砺张居正，故意未予通过。
1540年，十六岁的张居正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顾璘对他十分赏识，曾对别人说“此子将相才也”，并解下犀带赠予居正:“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颜渊，不要只做一个少年成名的举人。”
1547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第九名进士，授庶吉士，正式步入仕途，开始了自己“开挂”的人生。
通过对张居正成长经历的简单还原，我们不难发现，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早期的家庭教育对孩子一生的成长更是意义非凡。作为现代的父母，切不可错失孩子成长的黄金年龄，所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就是这个意思。
现代心理学、脑科学研究，已经证实人的大脑在7岁之前已经发育完成了85％左右，只有剩下的15％左右是在以后的时间里逐步完成的，这也就是心理学中所说的0-7是一个人一生的“关键期”。小时候，常听种地的父亲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对孩子而言，父母耽误孩子七年，将耽误孩子的一生！为人父母者不可不认真对待孩子的童年！
8、曾国藩本身也是成功家教的典范
对于曾国藩，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的热情非但没有减少，反倒与日俱增。众所周知，曾国藩天生资质平庸，最终却位极人臣，“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被誉为近代唯一的圣人。
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评价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3
无独有偶，蒋介石也非常佩服曾国藩。据说蒋介石的案头就摆两本书，一本是《圣经》，那是为了取悦他那信奉基督教的太太，另一本书就是《曾文正公全集》。
由此可见，曾国藩的影响力绝对非同一般。他一生的成就绝对离不开他后期的“每日精进”——没有一日不读书，没有一日没反思。但，说起他后来养成每天读书的这一习惯，根源还是得益于他父亲正确的教育。
说起这事，还得从道光十六年说起。这年，曾国藩二十六岁，但已是他连续两次参加高考（会试）落榜。放榜后，略有失意的曾国藩无意在京城逗留，他立即收拾行装，搭乘运河的粮船南归。但，他并没有立即回家，而是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做一次“江南游”，进一步增长自己的见识，因为“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的路”。
途经睢宁时，曾国藩身上的盘缠已经所剩无几，于是他决定上门拜访当地的知县易作梅，以便借点回家的路费。易作梅也是湖南湘乡人，和曾国藩的祖父和父亲都十分相熟，并与曾国藩也相识。他乡遇故知，易作梅自然要挽留这位老乡玩上几天。几天的交往中，易发现曾国藩虽然会试未中，但从他的言谈举止上感觉到，这位老乡今后必定是个非凡之人，前途无量。当他知道这位年轻的老乡身上的盘缠所剩无几时，便有心帮助曾国藩。临别时，当曾国藩开口向易作梅借钱做路费时，慨然应允，借与曾国藩一百两银子。这一百两银子是什么概念呢？据史料记载，当时易作梅的一年的俸禄，也就是40两银子，曾国藩父亲作为一位私塾老师，一年的收入也不过十五两银子。100两银子相当于易作梅两年半的俸禄，曾国藩父亲七年的收入，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曾国藩感动不已。
当船到达金陵（今南京）的时候，曾国藩下船游览，发现金陵的出版业非常发达，丰富的书籍让他流连忘返。一日，曾国藩在书肆中闲逛，忽然发现一套精刻的二十三史，印刷精美，油墨芬芳，让他爱不释手，他太喜欢这套史书了。一问价格，不多不少，刚好白银一百两。这对当时的曾国藩乃至他的家庭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书商似乎也看出了曾国藩对这套史书的喜爱，开价一百两银子一分钱都不少。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书是讲究缘分的，失去了这次购书机会，也许今后都不会再有了。好在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钱已经交好，沿途就不再游玩了，省吃少用，所花费的应该有限。随身所带的一些皮袍冬衣，反正已是初夏，也不会再穿，索性全部典当了出去，也许勉强可以凑齐回家的盘缠。
想清楚了，曾国藩咬咬牙，把自己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典当铺，毅然把那部让他魂牵梦萦、倍加喜爱的二十三史全部买了下来。整套二十三史搬运到船舱中，散发出阵阵油墨的清香，让曾国藩如获至宝，倍感陶醉，心灵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但是快到家时，曾国藩突然有点后悔了：自己不仅连续两次会试落榜，而且还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已经有点没脸见家中父母了，现如今，自己又擅自借巨款买一套书，心情突然一下子变得很忐忑，很沮丧，不知如何面对自己的老父老母。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现在，不要说拿出家中七年的收入去买书，就是拿出半年的全部收入去买一套书，你的父母真的愿意支持你吗？就我所知，我周围朋友们的父母，包括自己的父母都不会同意的。犹豫再三后，曾国藩最终还是决定一五一十的将自己借钱买书的事，如实向父亲禀报，并且做好了被父亲责骂的思想准备。
老父亲听完他的汇报以后，沉默片刻，然后不紧不慢的说：“读书人嗜书如命，理所当然。买书的钱我会慢慢替你偿还，你不必担心。但，须谨记，你所买的书，须认真仔细研读完，便不负这一笔书钱。”说完，便平静地走开了。
曾国藩听完父亲的话，沉默半响，然后跪下来对天发誓：“此生，若不每日读书，便为禽兽！”
之后的事情大家都清楚了，不在赘述。
通过这一件小事，就足以证明曾国藩的父亲，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具有非凡的智慧。试想，如果当时他的父亲臭骂他一通，甚至采取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曾国藩很有可能就不会有什么愧疚心理，同时，他读书的兴趣和愿望，很有可能同时也就被熄灭了，至少不会那么强烈，日后坚持每天读书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小。我们现在的很多父母，不就是经常干一些类似的蠢事吗？当然历史是不接受假设的。
一个人成材的因素固然有很多，这个单一的史料记载，也并不足以证明良好的家庭教育就是曾国藩成功的唯一原因，但良好的家庭教育绝对是最重要的因素。
9、曾经的“笨小孩”却培养出优秀孩子
前面，我们已经知道，曾国藩被称为近代唯一的圣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他都做到了。但据说曾国藩年少读书时， 记性实在不好。有一次，他用了一晚上时间，连一篇文章都没背下来，结果天快亮了，在房梁上的小偷实在忍无可忍，跳下来根据听到的内容背了一遍，然后扬长而去。脑补一下当时的情景吧，哈哈哈……
其实，曾经的“笨小孩”曾国藩通过后天的努力，不仅成就了自己，同时，在他的正确教育下，他的子女品行都非常端正，其中次子曾纪泽、三子曾纪鸿和四女儿曾纪芬一生成就卓著。下面我们分别来看看，曾国藩对他们的教育细节。
曾国藩一生有三子五女，长子、幺女早夭，次子曾纪泽，承袭了曾国藩的爵位。不过，这并不代表他是个没本事的人。受曾国藩开明思想的影响，跟当时很多人不同，曾纪泽不仅从小学习了传统儒家经典，还学习西方文化，尤其喜欢英语。曾国藩去世，曾纪泽守孝的时候，案头上还摆着《韦氏词典》、《英话正音》等书籍，坚持学习英语。他的这些举动，受曾国藩影响极大。曾国藩本人不仅是洋务运动的先驱，而且还常常鼓励后辈，不仅要学习国学，还要学习西学。这个观点在当时，还是非常独特的。这个科举出身的父亲，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死读书，读死书，学习那些腐朽的八股文。以至于后来，曾纪泽只参加了一次会试，落榜之后，向父亲提出不想再考了，曾国藩不仅没有反对，他还大力支持他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去学习。这样的观念，不要说是在一百多年以前，就是现在，依然还是极其难能可贵的，现在的许多父母和他相比都相形见绌。
曾纪泽后来果然不负父望，正式出任为官后，充任外交使臣，访问欧洲各国。他的阅历、见识，也都高出同时代的许多官员。在担任外交使臣期间，值得称颂的是，曾纪泽曾凭藉个人之力，从沙俄手中谈回了新疆伊犁。在办事的时候，曾纪泽主张亲力亲为，又注重廉洁，跟当时清朝官员普遍的贪污形象相比，得到很多外国人的敬重。在洋务运动上，曾纪泽也贡献极大。他力主修建铁路，对朝廷某些官员的反对意见，进行严厉驳斥。对于修建铁路后带来的好处，曾上了一道完整的奏疏，从国防、河运、商贸、矿物等方面，进行很专业的论述。对于北洋海军，曾纪泽也极力奔走。正是因为他的这些功劳，而不是父亲的余荫，所以才在去世后，被追赠为太子少保，官衔正二品。
跟兄长曾纪泽不同，三子曾纪鸿对于做官并不感兴趣。对他来说，只有数学、天文、地理才是值得耗费精力探寻的事物。曾纪鸿的这个做法，曾国藩也不反对，还鼓励道：“纪鸿儿亦不必读八股文，徒费时日，实无益也”。身为文史大家的曾国藩，实在难能可贵！曾纪泽小时候读书，遗传了他老爹的特性——记性不好！曾国藩就写信告诉家里人：“若令其句句读熟，则愈读愈蠢，将来仍不能读完经书也。应当每天选五、六百个字，专门教一遍，解一遍，读十遍，就可以了。”正是有这样的家庭教育环境，曾纪鸿才会在社会上整体偏文史、重科举的大环境中，做出不参加科举，全心全意投身数学这种非同寻常的举动，并著有《对数评解》、《圆率考真图解》、《粟布演草》等书籍。4
曾国藩由于常年在外为官，主要通过书信的方式教育子女，一生所写书信颇多，其中较著名的是儿子纪鸿九岁时，专门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内容如下：
“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夜
字谕纪鸿儿：
家中人来营者，多称尔举止大方，余为少慰。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尔之所知也。
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手谕。时在江西抚州门外”
大意是说：吿诫儿子习劳习苦，不要沾染官家气息，保持寒素家风；读书写字不能间断，早上要早起，以此培养勤奋的习惯。希望儿子重点放在德行的修养上，不必过多地考虑功名之事，因为功名不能完全由自己做主，而德行是可以由自己来修炼的，宁愿子孙做君子而不做大官。
曾国藩的这封家书，既体现出了对子女教育的高度重视，又体现出他对儿子的尊重——即便是到现在，就我们一般人能理解，九岁的孩子还不完全懂事，不要说写信了，就是在打电话的过程中，很有可能都是在和大人谈完之后，顺便和孩子谈一下，而不会郑重其事、大张旗鼓地，专门为他写一封信，更可况是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时代里。曾国藩的教育理念，实在难能可贵。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曾国藩对女儿曾纪芬的教育。曾纪芬，就是广为人知的“崇德老人”，一生福寿全归，可以说完全得益于她父亲传给她的一套修身治家办法。
曾国藩曾对她讲：“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盖子孙若贤，则不靠父辈，亦能自觅衣食；子孙若不贤，则多积一钱，必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以银钱予后人。”“吾辈欲为先人留遗泽，为后人惜余福，除勤俭二字，别无他法。”曾纪芬始终牢记在心，自奉俭约，即使后来年纪大了，每届大寿，子女想送些珍贵的礼物来，都一定会被她阻止。曾纪芬对子女的教育从不放松。即使对已经成年的子女，仍随时耳提面命，管束查察从不疏忽。她说：“教导儿女要在不求小就而求大成，当从大处着想，不可娇爱过甚。尤在父母志趣高明，切实提携，使子女力争上进，才能使子女他日成为社会上大有作为的人。”她的儿子聂云台长大成人，不再步入政界，而是经营工商业，开办银行，经营航运，开发矿产，从事纺织，凭着经营之才，成为上海炙手可热的大财团。
进入民国以后，聂家移居上海，在威赛路筑园建屋……曾纪芬也已六十岁，自号“崇德老人”。她把曾国藩的那套修身养性功夫发挥得淋漓尽致，起居定时，饮食以三餐为主，以素食为主，不饱不饿。饭后走一千步，每天睡前用温水洗脚，即使是三九严寒，也把双脚露出被外，不大喜大悲，一直到九十一岁死时还耳聪目明，神智清楚。5
通过研究曾国藩家族的教育史，我们不难发现：家庭教育对子女的成长及家族的传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人父母者绝对不可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