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代戏曲家的笔下，有不少生动形象、个性鲜明女性形象，她们在剧作中是如此出彩，以至于将剧本中的男性角色沦为陪衬。与这些光彩照人的女性角色相比，剧本中的男性形象，尤其是作为爱情剧主角的书生形象显得是黯淡无光，有些甚至令人生厌。这一现象并不只是某一部作品中的个别现象，而是一种影响了整个元代戏曲的创作风气和创作趋势，关于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笔者认为大致有以下四点。
一、社会背景下的现实
由于元代统治者采取“轻儒”的用人政策，废除科举制度，读书人的晋升之路被堵塞，无力改变自己的生存现状，于是无能、无力成为读书人最深的苦闷。这种面对命运的无能为力感投射到作家笔下的作品，便形成了一批“无能书生”角色。
在《救风尘》中，妓女宋引章被恶少周舍的花言巧语骗走，婚后受到辱骂毒打，作为好姐妹的赵盼儿为了营救好姐妹，以一个女子之身孤身涉险，最终救回了宋引章，还给了周舍一顿教训。比起赵盼儿的有勇有谋、临危不惧，作为一个男子、宋引章的未婚夫的安秀实着实显得有些无能。
《望江亭》中也有类似的情节：面对杨衙内对于爱情的阻挠，并不是作为男性、官至潭州太守书生白士中出谋划策，而是力量相对弱小的女性谭记儿以一人之力戳破了杨衙内的诡计，最终换来了故事的圆满结尾。
虽然这些戏剧都属于“旦本戏”，女性作为主角照理应更加出彩，然而作家似乎也没有想要“美化”作为剧中主角的书生角色几乎完全沦为陪衬，一箱自傲的文人们似乎把自己的反抗意志更多的投射到了女性主角身上。
二、文人心境的反映
在宋代话本中，书生角色大多出自豪门壮族，然而在元杂剧中，书生们出场时大多是生活困顿、境遇窘迫的穷小子，低下的社会地位不仅让他们生活举步维艰，还会对他们的爱情产生各种各样的阻挠。
比如《西厢记》中的张生，在普救寺救出莺莺后，原本承诺将莺莺许配给能够解围之人的崔夫人，转而以一句“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 王季思校注：《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让张生与莺莺结拜兄妹。对于他后续追求莺莺过程中的“傻角”行为，作者也借红娘之口，笑他他憨，嘲他傻，虽然这其中当然有不少戏谑的成分，但是也从侧面反映元代社会读书人并非高高在上。
在“九丐十儒”的元代，文人、书生地位一落千丈，他们心中的怨恨、不满、愤怒、不甘遇寄托在文学作品中，剧中角色可以在剧终考取功名，有情人终成眷属，然而作者自己却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只能通过笔下的人物对自己进行嘲解。家室落败的张生曾叹：“暗想小生萤窗雪案，刮垢磨光，学成满腹文章，尚在湖海飘零，何日得遂大志也。”[王季思校注：《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这又何尝不是作家之叹呢？可见，书生们的经历正是作者心理的反映。
三、作者自身的矛盾心理
书生文人的活动场所，大部分在爱情剧中，这些剧作书大都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然而比起女性对爱情大胆热烈的追求，敢于跨越世俗的藩篱，男性角色的反抗行动就显得有些逊色。
比如《倩女离魂》中的张文举，在赶考路上见到倩女的魂魄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欣喜，而是搬出封建礼教的一套说辞，“聘则为妻，奔则为妾”，又指责她“私自赶来，有玷风化”。比起对爱情坚定宣告“我本真情，非为相谑，已主定心猿意马”[ 王季思《全元戏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的倩女，张文举遮遮掩掩的言行下，实在是有些矫情的虚伪。
再比如 《西厢记》中，张生在第一次见到莺莺后说自己撞见了“五百年风流业冤”，对莺莺展开了热烈的追求，还声称“小生便不往京师应举也罢”[王季思校注：《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愿意为了莺莺放弃科举。然而，在崔母的步步紧逼下，张生妥协了，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张生本人对功名的强烈渴望，这种情感在未得到莺莺时勉强可以被爱情压制，一旦与莺莺成了好事，就不可抑制了。
长亭送别时，莺莺对张生是再三叮嘱，其中掺杂了多次、大段的内心独白，最后甚至不顾女子的矜持，坦言“我则怕你‘停妻再娶妻’，休要‘一春鱼雁无消息’！”[王季思校注：《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可以看出，莺[]莺在此时已经无比清醒的认识到，功名利禄在张生眼中远远超过爱情。显然，莺莺是真正甘愿为了理想的爱情舍弃一切，功名利禄在她眼中也比不过与心爱之人长相厮守，张生却并非如此。
书生角色们的矛盾言行实际上就是作者内心冲突的反应。实际上，政治环境越是不乐观，知识份子对于入仕的渴望就越是强烈，可以说，官场、功名、富贵是融化在他们血液中的、一生不变的追求。于是在他们的笔下总会给这些书生安排一个通过科举做官，享尽荣华的情节。
更有意思的是，只要书生们参加科举，往往是一鸣惊人，拔得头筹——如果说单纯考得一个功名还是出自结局圆满的考量，那么直接考中状元，就不能不说是作者的自我安慰心理作祟了。
可以作为例证的还有关汉卿的《陈母教子》，故事中的陈母以身作则，教子读经，最终三个孩子都考中状元。这样直白的情节无疑直接坦露了作者表现对于状元及第的憧憬。
四、市民阶层的喜好
在创作过程中，作家必然会受到受众的影响，这体现在只有获得市民阶层认可才有演出机会的戏曲中，就更为明显。
在传统文化中，女性角色往往被期待着拥有美丽的容貌、温柔善良的个性、忠贞的品格，又因为作家在女性角色上倾注了自己对配偶的美好期待，元代的文人作家在创作剧本时往往赋予了她们各种各样的美好品格，使她们成为既有血有肉，又具有一定的人格高度的角色。
相比较而言，世俗道德对于男性的要求就低得多，忍耐度也更高，只要能在事业上取得一定成就，对自己的行为稍稍表示悔意，就能算得上是“良夫”。
《临江驿潇湘夜雨》中，秀才崔通科举高中后，置结发妻子不顾，另娶考官之妻，又诬告张翠鸾，想置她与死地，最终被发配到边缘之地的张翠鸾偶遇做了高官的父亲才被解救，与崔通重归旧好。
作品虽然对崔通的卑劣行为表示了谴责，但在崔通并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改变的情况下，实际上，像这样“重归于好”式的大结局在元代戏曲中非常之多，《风月状元三负心》、《王魁负桂英》都具有类似情节。
这样的结局能受到市民阶层的认可，对于戏曲中的书生主人公出现的低劣、卑鄙甚至阴暗行为的出现几乎是一种默许。
五、结语
总的看来，元杂剧中之所以形成如此特别的书生形象，既与客观因素有关，即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又与作者本身的主观因素有关，它是文人心境的反应，也受到作者身份的局限，显示出一定的矛盾冲突；最后，它还受到市民阶层受众的默许和认可。三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了元杂剧中书生的这一独特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