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我们那一去不复返的高中时光
21年前，《新华字典》上有这么一句话：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
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
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
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当年，这句话充满了市场经济初年的活力、野蛮与不确定性。
如今，这句话在我们读起来，却是如此的荒诞不经。
诚然，通过高考完成了大分流之后，
这三位小伙伴就已经注定了各自不同的人生，
所有人生的可能性在那个分流的时刻就已经框定了的。
但随着时代的更新迭代，越来越多人已经开始质疑：
一方面怒斥日益固化的壁垒难以用一场考试来击破；
另一面越来越多的孩子放弃高考转而出国留学。
所以高考，真的能改变命运吗？
有一部纪录片叫做《出路》，或许能够给予我们一些不一样的思考维度。
.1.
我为什么要读书？
要不要读书？
读书与不读书之间，区别在哪？
这是当下很多人都在讨论的一个话题。
是因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是因为对跳跃阶层的需要？
还是用来消耗日常无聊时光？
在纪录片《出路》中，导演郑琼花费了6年时间跟拍了3个人；
三位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山区小孩、小镇青年、都市少女；
同样是从学校走上社会的年轻人，但由于本身对读书观点的不同，他们分别选择了截然不同的社会道路。
作为山区小孩的马百娟，由于父亲固执地认定：
“上学要打工，不上学也要打工，为什么要上学？”
所以直到小学校长出面游说，马百娟才可以去上学。
那时候，她已经10岁，是那个仅5名学生的学校里面年纪最大的了。
马百娟生活的地方有多落后呢？
在手机地图上搜索“野鹊沟”，视野是一片空白的。
一口井，一条路，一间商店，一所学校，便组成了野鹊沟。
而这就这么偏僻的地方，马百娟一家一年的生活开支没超过50元。
她早餐是用水泡一泡冷掉的馍馍，稀里呼噜地吃完后就出门了。
而在不需要学校的日子里，马百娟则已经成为家庭重要的劳动力。
拉扯麻绳，解扣，拎起桶，身体摇晃了一下又稳住，马百娟打上来一桶的水。
野鹊沟的人一生只洗两次澡，水很珍贵。
就这样如此糟糕的环境下，马百娟却非常喜欢读书。
她想考上北京的大学，每个月挣1千块，给家里买面和挖水窖，因为家里的面和水不够吃。
读书对她而言，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镜头切换到湖北小镇青年徐佳，很明显，读书对他而言，就是一个跳跃阶层的唯一途径。
但非常可惜，前两次复读，高考分数都是497分，让他不得不怀疑这是上天在玩弄他的命运。
更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在2007年，亲戚承包了一个山头，一天午后，徐佳的父亲开着亲戚的大卡车，连人带车栽下山去。
第一次高考失败后，徐佳毫不犹豫的选择复读，因为爸爸死之前说：爬都要爬上大学！
结果第二年，他又考了个一模一样的分数。
他说：老天是不是在耍我？我甚至有想过，死了算了！
在经历过短暂的打工生涯后，21岁的徐佳选择再次回到校园。
即使前两次高考失利，让他对失败有了恐惧，经常冒冷汗，手不受控制地发抖。
但参加高考，念大学，完成父亲遗愿，是徐佳读书的最大动力。
而另一边，在北京家中的秋千上，17岁少女袁晗寒却比较“离经叛道”。
因为她和她妈妈刚申请了美院附中的退学。
父母都是北京人，爸爸从事房地产行业，妈妈在电视台上班，从小家境优渥。
上的是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小学、最好的初中、最好的高中。
但她崇尚自由，一下子就轻易放弃了大部分人一生可能都摸不到的，那么多人削尖了脑袋想挤进去的地方。
她的梦想很多，排话剧，画画，开过酒吧，当过营业员。
她在用大把的时间来享受她的自由空间。
对于未来，她没有想过太多，成为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
她的愿望很简单，饿不死就可以，不追求很高档的生活，只要舒服即可。
读书俨然成为阻碍她追求自由的道路。
.2.
自由的挣扎
没有去上学的袁晗寒，实在烦透了每天蹲在阁楼里看碟的生活。
她租下南锣鼓巷的一个铺面，自己买颜料画墙壁，自己买木料做桌椅，开了家酒吧。
第一天，酒吧只卖出了两杯奶茶，买主是《出·路》的导演。
第二天，袁晗寒往门口放了很多空啤酒瓶，假装生意很好，但没人上当。
3个月后，酒吧倒闭，改成了卖烧鸡的。
3年后游历完欧洲各国，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就读艺术方向的硕士。
像一切神经敏感的人一样，她永远和环境保持着克制的距离。
央美附中是这样，杜塞尔多夫也是这样。
全世界顶级学者艺术家来这里讲学、开讲座，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资源。
可袁晗寒并不当一回事。她不爱去画室，一进画室就感觉胃疼。
很多时候，她会去魏玛和朋友玩，用烟草作为消遣，对着歌德和席勒的雕塑，讲着漫无边际的话。
会重新选择读书，同样是为了抵抗漫长的无聊且自由时光。
同一时间的马百娟却并没有继续上学了。
尽管学校老师在作最后的努力，说马百娟按时交作业，学习也在努力。
却被哥哥一句“纯粹不想念了”轻轻挡回去。
结束了小学生活，马百娟试图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看似不用再学习了，获得自由，但事实并非如此。
她在街头游走，寻找务工信息。
一间酒店让她燃起了希望，“工资1000多块”，正是她当时在作文里期望的，她眼睛重新亮了。
可是没学历没能力，她连进去扫地的资格都没有。
走出酒店，车来车往，马百娟没有停留太久，把视线投向一家德克士。
看着低头无语的马百娟，有很多憧憬、很多想去尝试，但也伴随着很多限制。
而这边，通过不懈努力后，徐佳如愿考上了湖北工业大学。
对小地方的孩子而言，高考可能是唯一一个能够体现公平竞争的方式。
郑琼第二次拍摄徐佳时，他已经快上大四了，也开始到处投简历。
由于非重点大学学历，工作也找得十分艰辛。
投了大半年，做了几十份问卷，终于把自己“卖”给了一家电力公司。
实习每月2500，转正3000，数着手里的红钞票，徐佳笑了。
更多时候他都好像在为别人活着，不止他一个，而是很多代都在被这样的环境洗脑。
找到工作后的他就与相恋四年的女友结婚了。
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妈妈、妻子过上更好的生活。
看到这里，当我们再次想想三位主人公对于自由的挣扎就会发现：
自由对马百娟而言，是虚伪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存在的；
自由对徐佳而言，是中等的自由，是需要拼命才能博取过来的
自由对袁晗寒而言，是高度的自由，可以随自己意愿做想做的事；
.3.
每个人都应有能力承担他的命运
6年后呢？三位主人公都迎来了什么样的命运呢？
16岁的马百娟在工厂工作，和自己的表哥结了婚。
马百娟日复一日吸着粉尘，陶瓷厂就在她当年退学的小学隔壁。
她的父亲认为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书念少一年，够用就行。
生了娃之后，工作反而会拖累她带孩子。
在封闭的环境中，身边所有的人都在给她灌输女人最终要依靠男人的观念，而这好像就是她们唯一的出路。
导演最后的镜头是她在门外和挺着大肚子的朋友聊天，她没有逃离那个地方的束缚，走上了老一辈的命运：结婚生子。
而徐佳还在当初的电力公司工作，大学、工作、结婚。
这个农民工的孩子，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只有不断努力和拼命，才能比别人走得更稳。
现如今，他在武汉有了房子车子，逐渐向新中产阶级靠边，足以让母亲在村里人面前挺直腰板。
虽然他奋斗的终点，还远未到达袁晗寒的起点，但他扎扎实实是三个人中，唯一一个确实被高考改变命运的人。
当徐佳看到袁晗寒的生活方式时，被问到阶层的差距。
徐佳说：“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但我会努力去改变。”
镜头切换，这边袁晗寒从德国回来，就去上海余德耀美术馆实习。
因为德国让她感觉像一个发展到头的养老国家。
虽然生活总是漫不经心，但她还想回国折腾一下，“看看国内这个环境需要些什么。”
同年，她在北京注册了自己的艺术品投资公司。
像当初那个酒吧一样，家里人并没有指望她事业成功，她自己喜欢就好。
对袁晗寒来说，试错成本是低的。
她可以选择学业，选择职业，也可以选择，随时换个目标。
但她依旧对未来没有感到特别大的目标感。
看完这部纪录片后，我就在不断思考，未来对于我们到底是什么模样的。
三个不同世界的人，呼吸同一个世界的空气，也曾经过读书这段时光，但读书对他们的命运影响确实截然不同的。
就像同样面对一座通往未来的桥，马百娟连桥都看不到是什么样子，徐佳正在桥上努力地行走、不掉下去，而袁晗寒早早通过，却埋怨对岸的生活不够有趣。
同时我也想了这么一句话：没伞的孩子，必须努力奔跑。
诚然，家里有伞，我们固然是幸运的。
但没伞的孩子，也不必垂头丧气。
毕竟只要愿意努力奔跑，即使起点再低，总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一步步接近自己的理想的。
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徐佳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也正如导演郑琼所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境。
只有脱去一切身份、金钱这些世俗的外套，才能打破成功学强加在身上的框架，找到自己的使命和价值，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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