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
1.1媒介即隐喻
20世纪60年代，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的观点，他断言：“任何一种新型媒介都对人类事务的尺度、进度和标准产生影响，强有力地改变了人类感觉的比例和感知的图式。”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的开篇对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做了延伸，提出了 “媒介即隐喻”和“媒介即认识论”等观点。他认为，媒介包含并传播着所有信息，同时赋予这些信息丰富的内涵， 内涵即隐喻，文化又由这些丰富的内涵构成， 由此文化通过媒介进行传播。媒介这一认识论可以塑造文化特征进而形成文化精神，同时对印刷时代下的美国社会进行了论述分析。
波兹曼在书中试图论证媒介的“隐喻”作用支配着人们对信息的理解，甚至会因为语言的结构差异导致观点的分歧，于是媒介以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来定义现实世界。
所以他提出“了解一种文化最有效的途径是了解它用于会话的工具”。对此，他进行了举例说明，层层递进：首先他介绍原始的烟雾信号，不能用来表示哲学，它的形式已经排除了它的内容。其次是它说明在现在这个时代像塔夫脱（美国第27任总统）是不会被推为总统候选人的位置。因为在电视上，话语是通过视觉形象进行的，也就是说，电视上会话的表现是形象而不是语言。最后他说明传播的信息、内容。在一个缺乏媒介的世界里，没有用来宣传信息和内容的技术，人们就无法了解，无法把这一切纳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因此综合这些例子，也说明了把握了媒介也就把握了传播信息的主动权。
1.2“真正毁掉我们的，恰恰是我们无比热爱的东西。”
20世纪后半叶，印刷时代逐渐没落、电视时代来临之时,话语的结构因媒介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以高度的理性、逻辑性的公众话语为代表的“阐释年代”逐渐逝去，娱乐开始成为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电视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政治、宗教、教育等公共话语逐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许多公共话语内容悄无声息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波兹曼这样预言到。
波兹曼认为，印刷时代造就的是一种理性且严肃的文化，阅读是人们认识与理解世界的重要媒介，《娱乐至死》一书中 1945年林肯与道格拉斯的七场大辩论的案例最是经典。辩论中，两位伟人并不担心他们的观众能否听懂，当观众鼓掌时，他们甚至说：“不要用掌声，要动用你们的理性。”而当电视“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总统选举的传播媒介后，演讲的内容与形式就发生了错位。复杂的措辞、充分的证据和清晰的逻辑似乎无法收获人心，语法、句法的错乱也并不会影响半分，参加电视辩论的取胜法宝在于怎样说俏皮话博得观众一笑。人们沉迷于影像带来的视听刺激，娱乐代替了思考，形式大于了内容。
以电视为代表的图像传播改变了人们的认知结构，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言“电视正把我们的文化转变成娱乐业的广阔舞台。”事实上，波
兹曼反对的并不是电视所具有的娱乐功能，而是电视上“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电视媒体将各种各样的信息，无论是严肃的还是轻松的，无论是大事还是琐事，都以娱乐的方式呈现给人们，电视输出的海量的瞬时信息，让人们逐渐放弃了思考。他用独特的视角分析了电视媒介传播的娱乐化的现象，凡事物极必反，过度娱乐化创作对于电视节目制作来说并非一件好事，娱乐也并非一个万能的工具。
但让人们就这么放弃电视是不可能的，而许多人也试图通过电视的途径让人们认识到看电视是不对的，这件事本身就非常讽刺。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只有人们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体的神秘感，人们才有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
每一项传播技术的革新都会带来媒介的变迁，也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电视在给人们带来感官欢乐的同时，确实也在一定程度上侵蚀着人们的思想。从这一点来说，波兹曼的担忧不无道理。
2.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娱乐至死
21世纪，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媒介早已从波兹曼批判的电视进化到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娱乐也早已不仅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还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所承载的内容的鲜明指向。
2.1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现状
波兹曼所批判的美国电视时代的“娱乐至死”现象，在我国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娱乐以更加明目张胆的姿态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在波兹曼批判的电视时代，只有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才会受到“娱乐至死”的影响，而电视机的使用场景毕竟有限，人们所受到的影响也有限。但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拥有一部可以上网的手机就相当于拥有了通往娱乐世界的“万能钥匙”，手机的便携性让“娱乐至死”的影响无处不在。
从电视到手机的媒介转换，不仅仅是屏幕大小在发生变化，更大的改变体现在公众话语的内容也要适合手机这一媒介去重新定义。手机体型虽小，但其承载的内容绝不亚于电视。如今，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构成公共事务的领域都能在手机上得以呈现，并成为大众接触这些领域的主要途径。这些本应严肃的话语模式由于媒介本身的倾向而带上了娱乐化的包装，通过娱乐抵达手机屏幕。
波兹曼在20世纪后半叶提出的“娱乐至死”的观点仍然适用于当下，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娱乐的声音越来越大，娱乐至死的现象愈演愈烈。
2.2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文化思考
随着科学信息技术的快速更迭与演变，我们正在经历着由信息时代到人工智能时代的转变。移动互联网、5G、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同样引发了媒介生态中的“泛娱乐化”现象。波兹曼的警示在今日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媒介的娱乐化倾向影响大众认知。媒介以一种不为人注意的方式指导着人们看待、了解事物的方式，无时无刻不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而在当下，娱乐已经成为大众媒体的主要追逐点。比如，大众传媒不断对明星相关事件进行大肆报道，揪住明星的私事深究，严重影响受众的思维认知和价值观，难以发挥大众媒体应有的舆论引导等社会功能，对社会风气造成不良影响。
其次，随着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短视频等新兴娱乐形式不断出现并快速夺取了人们的注意力，成为隐形的“时间杀手”。时间在笑声中飞逝，而我们一无所知。
最后，在“娱乐至死”的当下，人们逐渐失去深度思考的能力。海量的娱乐形式和内容向我们涌来，一个又一个充斥着刺激性的视频画面接连出现，使人们沉浸在短平快的内容带来的短暂快感。理性思维在接连变换的画面里逐渐丧失， 感官体验早已凌驾于理性与思考，我们在笑声中逐渐失去深度思考和反思现实的能力。
由此可见，“娱乐至死”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波兹曼所说的“娱乐至死的物种”正是对娱乐至死的终极预言，而这则是我们要竭力避免的。
3.对于“娱乐至死”现象的反思与警惕
近年来，我们在呼唤娱乐回归理性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一大批优秀电视节目的出现也缓和了人们对“娱乐至死”的担忧。《朗读者》、《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等节目，这种把教育本质和娱乐形式相结合的方式，为今后娱乐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在社会日益趋向娱乐化的态势下，我们对“娱乐至死” 的警惕和反思，正是对公共领域严肃话语体系的保护，也是对文化精神的守护。当今时代，娱乐是人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娱乐本身。这既是应对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对紧张生活的休闲和放松。娱乐本身没错，但在享受娱乐的同时，我们要始终保持理性的思想觉悟，守住娱乐的底线。让娱乐回归正常，让文化回归理性。
正如波兹曼在《娱乐至死》的最后提到，赫胥黎最终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在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