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国标
【摘要】随着今年十四五规划的出台,表明我国正迈向新的历史发展期,经济和教育政策均做出了短期和长期的远景计划。同时,我国也面临着经济产业的升级转型,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人才培育为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但面临的各类教育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等问题依然较多。新加坡的职业教育发端较早,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如今已被当作职业教育类产教融合的典范之一。另外由于其全球化国际教育政策的实施,其职业教育的人才受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认可。本文通过对新加坡职业教育发展历史的梳理,展示出新加坡职业教育发展的相关机制和特点,通过总结其优缺点和职业教育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以便能够对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有更多的参照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新加坡职业教育中国职业教育 教育政策
随着我国十四五的到来,中国实现了全民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经济发展也到了新的阶段。面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格局,教育也相应进行适应未来趋势的重新设计,这对我国的各项教育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论是中高考的改革,还是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改革都面临新的发展环境和改革目标。本文拟打算对中国职业教育未来发展趋势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做一初步概要介绍,同时,通过借助于对新加坡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和各项教育设计理念和实施效果的跟进,以便能够对探索我国职业教育朝着更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启示和借鉴。
一、我国职业教育的现状与面临的问题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对我国教育现代化进行了战略上、实施路径上、保障措施上的宏观指导。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了20条职业教育改革举措,明确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2019年4月份,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提出到2035年,一批高职学校和专业群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引领职业教育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1】。
据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等职业学校1.01万所,中等职业教育招生600.37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总数的41.70%。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1576.47万人,比上年增加21.21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总数的39.46%。普通本专科学员中,毕业专业学员人数363.81万,占总毕业人数的47.96%【2】。以上数据表明,我国的职业教育已经成为普通教育之外的第二大教育类型。尽管职业教育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但还不能充分适应国内外社会经济环境,如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有待完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仍不健全,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尚未建立,职业教育结构层次不合理,人才规格不高,产教融合程度低,职业学校服务产业发展的能力不足等。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职业教育质量的提升,已经不能满足我国职业教育未来竞争力、适应现代经济建设需要的人才培养的要求。参照相关资料,并结合国家现实情况,笔者认为我国职业教育面临的问题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3】:
(一)职业教育制度方面健全问题
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育训结合,健全多元化办学格局,推动企业深度参与协同育人,扶持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举办各类职业教育。推进资历框架建设,探索实现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职业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影响到职业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一是东部地区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导致的不均衡,二是各地区城乡之间发展不均衡。职业教育的覆盖面受到的限制较多,比如受教育人群的精准性上,各地教育经费的投入上,以及社会企业的参与度上。
(二)高等职业教育招生和培养制度上改革问题
目前我国在职业教育招生制度上,总体还是以文化课成绩为主,对实践技能的考核还缺乏制度性的选拔机制,另外对工匠类的人才,如职业类应用性的本科和职业技术类的专业型硕士,还处于改革建设的初期,社会认可度和参与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此外,对于学历证书和技能证书联合培养和贯通培养还需要更加有机的衔接。
(三)职业教育的证书培训校内校外的认证机制协调问题
院校内和院校外,目前有两种职业资格证考试认证系统,面向的人群也有一定差异。两者的报名考试制度和证书互认上,以及联合相关企业特定的考试认证上,还需要进一步实行证书互通、认证协同。这方面的机制,目前有1+X证书制度试点,以及“学分银行”的建设,这两方面的机制对人才的持续成长拓宽了渠道。
(四)产教融合,构建现代学徒制和企业学徒制问题
目前我国在职业教育中,开展的产教融合上,有诸多方面的限制措施,如中小型企业培养学徒的成本,还有财政支持等问题。以往我国的职业教育实习制度往往偏重于工业企业居多。此外,如学前教育、护理等公立单位培养,这类公办单位能一定程度保证培养质量和就业对口,但随着我国产业比重逐步向第三产业过度,越来越多的生产服务类企业以民营企业居多,这类中小型企业并没有很好地在培养制度和财政支撑上提供有力的措施,在培养质量和稳定性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五)培养方式和方法上更新的问题
现代的职业技术更新较快,不同领域和学科跨界融合越来越多,技能培养需要实训基地或是器材,以及培养教师知识水平的进修提升,这是一个较为系统的更迭过程。由于我国各地区的师资、器材、财政支撑,以及学习资源条件不同,尤其是各地的企业发展水平有较大的差异和差距,导致异地培养或是交互培养机制上存在较大的困难,尤其是信息技术时代来临,这种差异会更为凸显。如何在制定标准化的路径上,有效整合国内甚至国际的学习资源,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职业技术人才,需要进一步探索深化相关机制改革。
(六)市场化职业教育办学力量和投入不足的问题
由于职业教育人才最终主要是为市场化的企业所用,但目前办学的主体,依然是公立学校,这导致了培养人才的模式与企业人才需求无法完全对接一致问题,增加了选择和沟通成本,以及培养方式的重叠和浪费。中小企业的参与积极性不高,大型企业吸收培养就业的人才有限等问题较为突出。在办学主体上,政府的办学职能定位需要尽快转化到“管理和服务”路径上来。
(七)评价组织的规范化、第三方评价组织和国家化培训机构引入问题
目前对职业教育的评价主要是依托国家相关的行业协会或政府相关部门,但是也出现了部分乱考试、乱发证的谋利现象,扰乱了证书的市场公信力。在证书的考核和评价机制上,我国与国际证书的接轨程度也较低,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的也较少。职业教育培养方式的国际化交流机制和国际化职业教育机构的引入竞争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开发和深化。
(八)职业教育技能型人才的待遇、晋升和社会认可度问题
由于我国的升学选拔机制上,对普通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和中职和高职教育的区分,这种措施实现了人才的分流培养,但是也带来了诸多问题。社会认知上普遍认为只有学习不好的人才会去中职和高职,对技术和技能型人才存在部分歧视。许多企业招聘上,唯学历论,或是设置学历招聘门槛障碍。这种歧视是全方位的,不仅在就业时的工资待遇水平上,还有工作单位的晋升评职称上,有学位和无学位的差异化对待,同时在城市落户等方面也存在区别对待。职业教育和工匠精神更多是停留在口头号召上,在实际就业环境中,职业技术能人才遭遇到较多的发展困难。
(九)职业教育发展咨询委员会的问题
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创新空间是个动态变化调整的过程。目前职业教育培养的方式和评价整体上还是学校或政府评价为主,企业评价或是第三方民间组织评价的较少,这种机制制约了培养方式的更新和进步,不利于建构高水平、开放化的教育培养体系。这一类问题和上文的第八点中提到的问题紧密相关。
针对以上职业教育反映出来的突出问题,教育部、财政部、国资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个部门在2020年9月联合印发了《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的通知,通知中提出的行动计划包括以下几个方面【4】: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完善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制度体系、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健全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实施职业教育治理能力提升行动、实施职业教育“三教”改革攻坚行动、实施职业教育信息化2.0建设行动、实施职业教育服务国际产能合作行动、实施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建设行动。以上行动计划为我国职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具体到实施环节,依然面临着其他更多的实际困难,以及各项方案政策的协调统筹中,会有其他不同问题产生。本文拟通过对新加坡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以及其相应的发展现状,结合中国职业教育计划趋势,作一初步的对比,以便能对我国职业教育实施有所启发和借鉴。
二、新加坡职业教育发展历程介绍
新加坡从1955实现半自治,到1965年完全自治到现在,发展成为东南亚唯一的发达国家,其教育制度设计和职业教育政策规划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按照一般的观点,新加坡的职业教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1955年到197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新加坡由于刚从英国独立自治,之前做转口贸易的模式受到较大的影响,而新加坡的工业体系还未建立。自治之初,新加坡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了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政府明确了着重发展能够加速解决就业问题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的经济路线,重点培养满足工业发展需求的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1960 年成人教育局成立,负责对成年人和校外青年进行职业培训【5】。从60年代开始,新加坡开始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发展重点,借助于外资企业的先进的培训方式,在新加坡政府提供土地、人员和七成的运营成本和奖学金下,开展了双元制培养模式。所谓双元制,即一年培养基础技能,一年生产实习。这种培养模式,有双重作用,一是提高了新加坡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二是职业人员素质得到训练,技术上有了积累。此外,通过职业学院教师海外进修计划,提高师资能力,从而摆脱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不足的困境,改变了新加坡对英国贸易过度依赖的既定格局。
这种职业教育的培养模式和我国上世界八九十年代的引进外资,利用外资经验来培养熟练技工的方式有类同处。不过新加坡的职业教育形式,从起步开始,教育政策和经济政策的联动规划特点便较为突出,这使得教育和经济对人才的需求和技能更新机制能够最及时得到反馈。这一点可以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方向的借鉴。在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改革行动计划中,企业和学校联合培养制度,通过大企业带动中小企业,以及充分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师资交流不断提升职业教育培养水平,符合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需求和改进方向。
(二)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也是新加坡经济转型的时期,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一阶段最显著的特色是使得企业联合培养更加规范化、系统化。从招生的录取开始,到培训学制的确定,新一批科学学院的设定等。这一阶段的培训内容主要是面向未来的高科技含量较高的,如精密仪器、机制人和软件等。国际交流和信息的通畅,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的融合,都为这一阶段新加坡职业教育的转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一阶段,是对培训的“双元制”的升级改造,同步配套的是学校学制的改造。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意识到传统的“双元制”培训体系并不适合培养高职层次的科技应用型复合人才。新加坡政府又委任经济发展局通过和跨国企业合作,于1982年成立德新学院(生产科技)、日新软件科技学院,于1983年成立法新学院(电子科技),于1988年将原有的经济发展局技术培训中心整合后,成立精密工程学院和20个跨国科技中心【6】。这些学院为新加坡现代工业的现代化和职业教育的发展贡献了很多力量。
(三)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新加坡经济产业发展向高端转移,并且更加注重研发、创新及创造、高价值服务,职业教育也开始了内涵发展和转型发展。随着进入到21世纪,经济格局的变化,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经济体的崛起,再加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等,新加坡的就业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以往的教育培养方式,已不能完全满足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在这一阶段,新加坡提出了“技能创前程计划”(SkillsFuture,前称未来技能计划)。这一计划最大的特点是全民性质和终身学习的理念贯彻其中。针对不同基础和起点的国民,给与不同的培训课程及资助,提升国民的素质和竞争力。该计划包括:技能创前程在职培训计划、技能创前程补助计划、技能创前程进修奖、技能创前程专才计划、技能创前程领袖培育计划、技能创前程导师计划等【7】。新加坡未来技能计划期望使国民不管处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能通过学习和训练发挥潜能,为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作出贡献。培训计划覆盖人群从学生到员工早期职业,到中期职业,再到终身学习。
在职业技能的领设置上,技能创前程系列课是一个精心策划的短期行业相关培训计划列表,重点关注新兴技能。具体包括:数据分析、金融、技术支持的服务、数字媒体、网络安全、创业、先进制造业、城市解决方案。另外,为了实现各个机构之间,对于培训技能和标准的共识,此计划还制定了“技能框架”。技能框架是由雇主、行业协会、教育机构、工会和政府为新加坡劳动力共同创建。技能框架提供有关部门、职业道路、职业或工作角色所需的现有和新兴技能的关键信息。它还提供了技能提升和掌握的培训计划清单,旨在为个人、雇主和培训提供者创建一种通用的技能语言。这有助于促进技能识别并支持技能和职业发展培训计划的设计。技能框架的制定还旨在为精益劳动力培养深厚的技能,提高企业竞争力并支持就业和就业能力【8】。
此计划的特点有如下特点:一是顶层设计,垂直管理,发挥现有资源在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中的资源配置作用;二是充分调动国民的参与度,实现人人可学,并且提供服务终身的职业技能培训服务平台;三是,充足的资源和资金保障。计划实施以来,最近五年,平均每年培训投入每年有近10亿新元。修读课程的公民需要支付的费用不高。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政府和社会组织还会额外提供培训补助金,以帮助他们提高技能并改善生活状况【9】。
三、新加坡教育体系设计对职业教育的促进因素分析
本部分将从学制设计,社会核心价值观和信息化建设对职业教育的促进影响方面作一分析,以便能与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做一对比借鉴。
(一)学制方面设计的一体化建设
新加坡教育实行的是小六分流制,即六年级结业考后,进行培养方向的分流。这种分流制度,从1979年提出,直至2008年废除,然后设置了二十多年的过渡期,前后有近五十年时间。分流制度会根据学业成绩和能力的差别,将普通教育中的一部分学生分流到职业教育的序列中。通过小学六年级离校考试(PSLE),学生进入中学的快捷(学术)班、普通(学术)班和普通(工艺)班三个源流,然后分别升入初级学院进大学、理工学院和工艺教育学院。分流教育制度改革在新加坡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表面上看该项改革是面向中小学教育,实际上是对整个教育制度的全新设计,使职业教育作为中学后教育的地位得以巩固,职业教育的生源数量和质量得以保证。因为分流教育制度的实施,新加坡学生的数理能力经常在国际竞赛中拔头筹;另外,统计数据也证明分流教育把高达30%以上的辍学率降低到1%以下。分流教育发挥了因材施教的精神使得大多数学生也在为他们量身定制的轨道上前进。虽然对分流制度的副作用时有讨论,并且最终废止,但这种制度也算是阶段期间的产物,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虽然自2020年开始,分流制度开始改革,分流制度会过渡到科目制。2024年起,新加坡中学不再有快捷、普通源流之分。通过科目制协助学生发掘潜能、减少源流所带来的歧视和标签。2027年起,教育部将把目前的N水准(初级水准)和O水准会考(中考)整合成统一的全国考试【10】。
分流教育制度的设计,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启示,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分流教育采用因材施教的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辍学率和人力资源的浪费,为经济健康增长需要的人力资本要素提供了稳定的基础。目前我国从2019年的最新职业教育改革,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视作平等的两种教育制度,可以说是这一教育设计思路的体现;目前我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年多,扩大新增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扩大高中义务教育或是中职教育迫在眉睫。其二,分流教育设计也会有相应的弊端,引起学员或家长的学业竞争压力,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由于竞争导致的择校、课外辅导兴盛等现象,进一步加大生育养育压力,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不利。我国目前有些地区已严禁中考复读,对“一考定终身”的评估模式需要有更多的配套的政策措施,减弱这一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如通过初中平时课业成绩的多次评估模式,或是在中职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之间,中职教育和高职教育之间,进行互认的课程学分的体系互认等,让中职学员也有长续的晋升发展空间,以免带来过早分流带来的身份标签化和学生无法发挥自身最大学习潜能,并由此带来连锁的负面影响。在保障因材施教的同时,需要给不同特点和轨道的学生,提供畅通的终身学习成长的通道,所以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制度间的制度设计尤为重要。
(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面向未来和个体成长的建设
新加坡的教育设计理念上,一直强调相对的核心价值观,这些核心价值观对凝聚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学员自身成长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1991年,新加坡政府发布《共同价值观白皮书》,不仅将儒家思想传播作为政府的使命,而且将孔子的核心价值观注入国家意识,共同价值观共计五条:第一,国家至上,社会为先。第二,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第三,社会关怀,尊重个人。第四,求同存 异,避免冲突。第五,种族和谐,宗教宽容。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为推动社会和谐,对文化、道德、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1】。此外,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的转变,迎接21 世纪知识经济的全面到来,新加坡于 1997年 提出“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家”(TSLN)的未来教育发展方向,2004年又推出了“少教点、多学点”的教学理念,鼓励学生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2009 年,新加坡发布《理想的教育成果》(The Desired Outcomes of Education,DOE)提出了培养充满自信的人、主动学习的人、能作出贡献的人和心系祖国的人四个目标。2010年,教育部确定了21 世纪技能(21st Century Competencies)框架,包括公民素养、全球意识和跨文化技能,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沟通、合作和信息技能,帮助学生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蓬勃发展【12】。 核心价值观【13】是《21 世纪技能》的核心,主要包括尊重、责任感、正直、关爱、 坚毅不屈、和谐六大核心价值观。社会交往与情 绪管理能力主要包括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社会意 识、关系管理、作出负责人的决定 5 项能力。它涉及人对自我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具备这一大素养能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相处。21 世纪竞争力主要包括公民意识、环球意识、跨文化沟通能力、批判性思维与创意思维等几项能力,旨在让每个新加坡公民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做有出贡献的人。《21 世纪技能》发布后,迅速成为新加坡学校教育、课程教学、教师、家长的共同目标。核心素养成为各学科课程标准的风向标,每科都承担核心素养的部分内容。在各项素养中,核心价值观是最关键的核心素养。一个人的知识、技能发挥何种作用,最终受每个人所持有的价值观的影响【14】。
新加坡在教育核心理念的确立和根据国内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而颁布的相关政策措施,有力地支撑了新加坡的国际竞争力。笔者认为,这其中最有利于中国职业教育借鉴之处,在于在成才成材的宏观理念设计上,要做到普通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的一视同仁,从学生成材、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潜能出发,而不仅仅是用普职分流的方式,对不同层次的学员采用不同道路培养趋向,使得中职生、高职生的在进一步学习上或是就业发展道路上受到歧视。由于政府的教育理念是人尽其才、终身学习,并且政府提供绝大部分的财政支持,所以这类有关成才的核心价值观才能更好地落地,被学校、家长和学员所认可。
(三)职业教育信息化的动态化、面向未来的建设
职业教育中,课程的信息化程度和公民的数字技术掌握程度也是衡量人才现代化和竞争力的重要一面。本部分通过回顾新加坡职业职业教育信息化的历史和观念,以便能对我国教育的信息化和职业教育信息化有所启发参照。
2020年教育部印发了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的通知中提到,我国职业教育信息化2.0建设行动,主要分为落实《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规范》,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深度融合,建立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大力推进互联网+教育,智能+教育新型教育形态,加快建设推出共享的职业教育在线开放课程【15】。这一职业教育信息化的方向,主要侧重于从办学学校和机构以及使用的教学技术角度出发,而从学生、教师信息素养和相关技能培训角度培养较少。
新加坡教育部从1997 年到2015 年已发布了四个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Master Plan),均包含愿景、目标和实施策略三方面的内容。(1997— 2002)规划重点强调教育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教师信息通讯技术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技能的培训,为教育信息化的推进奠定硬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基础;(2003—2008)规划强调在已有建设的基础上,将ICT 应用于教育教学,以信息化教学促进学生的学习;(2009—2014)规划则强调充分利用ICT 的优势,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的能力【16】;(2015—2020)规划提出培养面向未来的、负责任的数字化学习者,通过提高学生信息能力和素养,为国家和个人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17】。根据一项对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的跟进研究,发现ICT规划对学生的学习成果、教师的能力建设、学校课程和教学实践产生积极影响。新加坡的教育系统重视形成性和总结性评价,继续确定需要改进的领域,以确保这些政策最终有利于学生,使他们为未来做好准备【18】。另外,新加坡在提出了“21 世纪技能”框架提出信息与沟通技巧是适应全球化社会必须掌握的三大技巧之一,可见其对学生信息化素养的重视程度。在最新的信息化发展规划4(Master Plan 4 )中也强调要培养面向未来、负责任的数字化学习者。不仅发展以学科存在的计算机科学,同时也整合进STEM课程体系,在技能层面成为学生适应社会、获取知识和谋求发展的必备核心能力【19】。
从新加坡的这些教育计划和政策及实施效果来看,笔者认为我国职业教育、包括其他类型教育可以从中学习和借鉴处有三点,其一是对信息技术的通盘设计和重视程度,无论是中小学或是职业教育,对信息技术成为学员的学习工具和学习素养的认知均较为领先,始终强调是学员或是公民的技能素养,一切从成材的角度考虑设计;其二,充分发挥参与主体的积极型,无论是教师、学校还是学生的培训和提升计划,既有统筹全局的计划,使得各种教育体系能够前后贯通,同时又有精细化的各个层次对问题的解决实施方案,确保了信息化的顺利推荐实施。其三,紧跟国际人才的评价体系和标准。无论从标准的制定,还是对未来趋势的研判上,新加坡的信息教育都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这跟其广泛的国际交往和较高的国际化程度密切相关。
以上分别从学制设计,社会核心价值观和信息化建设三个方面简要地说明了新加坡职业教育的特点,其中不少教育政策制定和整个教育制度,包括中小学教育制度和高等教育制度等有紧密的联系,并进行通盘的一体化设计。这种通盘的设计,其一,保证了人才走向的自动流动性,充分挖掘、保障了人才的持续学习、终身学习的成长空间,最大限度保证了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对教师、企业职员提供的各项培训扶植计划又非常动态化了保证了知识的更新换代,保障了学生所学知识的前沿性和现代性,这种动态学习和评估机制,对提升人员的素质和竞争力提供了财政和机制上的保障。其二,对各项前沿技术整合到中小学和职业教育的学习目标,对保证全民的基本素养和国民的全球化竞争力提供了有力支撑。其三,国际化的学习体系构建系统。从人才培养的理念上,新加坡政府和教育部就对人才的培养目标进行超前的未来布局,培养的是面向未来的人才,而动态的各项学习效果的评估系统为修正、更新培养系统,提供了机制化的保证。
四、结语
对比我国职业教育的现状,在以上三个方面,我国的职业教育已经开始朝着这三个方向在设计落实,但在精细化程度上,还有一体化设计上,以及国际化的水平动态更新上均存在落后和滞后的情况,这和我国各地区发展不均衡有密切联系。由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我国在管理方式上也存在着粗放的特点,更多是抓典型找先进的模式,然后再推广其他落后地区学习,这种设计方式,更多是调动办学机构为主体,而不利用调动机构中的办学主体,如教师的提升,也不利于直接面向学生的激励和各项支持,总的来说,是没有更多地调动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在学员的长期学习和终身学习制度安排上也存在着相对分割的状态,缺乏更更清晰的成长路径的指导和规划。另外,由于我国工业和服务业各项工种门类较广,就业人群较多,国家在信息化教育的推进上,对学员或公民的信息技术提升上,还没有提升到未来的战略地位考虑,虽然有一些基础信息技术课程,但在学习深度和广泛度上可能还是有缺乏,对相关知识的学习,可能仅限于少数专业对口的学员,目前无论是农业、工业或服务业,不论是数字产业化还是产业数字化,都需要众多具有信息技术的人才。在职业教育和中小学教育中提升对信息技术的重视和学习,会更有利于提升整个社会的数字化建设水平。
参考文献
【1】汪燕,李慧玲,面向2035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挑战、矛盾与战略图景构建【J】教育与职业,2019-8,19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1],[EB/OL]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005/t20200520_456751.html
【3】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9〕4号[EB/OL]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2/13/content_5365341.htm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的通知
[E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zcs_zhgg/202009/t20200929_492299.html
【5】潘懋元. 东南亚教育[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199.
【6】姚寿广,经贵宝.新加坡高等职业教育——以南洋理工学院为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13,53.
【7】刘超群.新加坡“未来技能计划”的启示[J].职业技术教育,2016,(27):64-67.
【8】新加坡政府机构网站[EB/OL]https://www.skillsfuture.gov.sg/skills-framework
【9】刘超群.新加坡“未来技能计划”的启示[J].职业技术教育,2016,(27):66.
【10】现代教育报,新加坡迎来近50年重大教改 2024年中学将取消分流 [EB/OL]http://edu.sina.com.cn/a/2019-03-30/doc-ihsxncvh6679030.shtml
【11】蔡德贵 .东方各国的儒学现代化[J].齐鲁学刊,1992(02):120
【12】[14]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 21ST CENTURY COMPETENCIES[EB/OL]. (2019- 10-05)[2019-10-05]. https://www.moe.gov.sg/education/education-system/21st-century-competencies.
【13】Ministry of Education,Singapore. 21st Century Competentcies[EB/OL] .https://www.moe.gov.sg/education/educationsystem/21st-century-competencies.
【14】顾秀林,丁念金.核心素养导向的课程改革—-新加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刍议[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7,(4):73
【1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的通知
[E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zcs_zhgg/202009/t20200929_492299.html
【16】唐夏夏,闫志明,袁杰,付加留. 新加坡教育信息化新战略述评——以 Master Plan 4 为蓝本[J]. 现代教育技术,2016(11):27-32.
【17】Singapore Ministry of Educatio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divis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Master Plan 4 [EB/OL]. http://ictconnection.moe.edu.sg/masterplan-4.
【18】 Tan S., Cheah H., Chen W., Choy D. (2017) Impact of ICT Master plans. In: Pushing the Frontier. Springer, Singapore. https://doi.org/10.1007/978-981-10-4239-3_9
【19】贾同,顾小倩.教育信息化战略比较研究——基于美、英、澳、日、新五国的国际比较[J]历史与国际比较,2018-(7):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