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强种的后代
月亮并不象太阳，但它确实是太阳光芒的返照。
及 时 雨
在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期间，红安代表李家宏向李先念主席报告了家乡的喜讯：一九八二年，全县粮食总产量突破了五亿斤。
李主席问“莫光讲粮，还有票子呢?”
李家宏翻开了本子汇报说:“去年人均收入一百二十四元。”
“可怜啊!有粮吃了，可还买不起收音机，看不上电视。李主席的目光向与会者扫了一周，缓缓地说:“一个人下田干了一天，晚上回屋，把肚皮填得鼓鼓的，然后喘一口气，就侧身子倒在床上。这种生活不变，哪个鬼才想去种田!我们不能无限制地提高粮食产量一一因为土地有限，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既不会增加，也不会扩大了!”
当李家宏带着国家主席的忧虑回到红安时，县委正提出了向五亿五千万斤粮食突进的目标。
李主席的告诫引起了人们的思索。县农科所算了一笔帐:在现有的生产水平上，每增产一斤粮食，就要倒贴两角壹分钱，五千万斤就赔上一千零五十万元！
农牧局、林业局、水利局、财政局纷纷算起了帐，这些数字综合在一起，使县委震惊了。
当全县农业产值每年以百分之五点八的幅度递增时，林牧业产值却以百分之五点五的幅度递减，一加一减，得出了一千二百万元的负数。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滥伐滥垦，造成了大量水土流失，每年有近百万方沃土被冲走，河床增高，几条主要河流已经淤塞，被迫封航……
这是怎么回事?三十年来，辛辛苦苦地搞粮，却搞了个山穷水尽！红安不是老苏区吗?红安人不是有觉悟吗?老苏区的优势到哪里去了?这一切该么解释?
县委的疑问也是将军们的疑问。北京军区罗应怀副政委在对家乡作了调查分析后，和县委的同志交换了认识，他认为:红安地处穷乡僻壤，交通闭塞，这在革命战争中是个优势，但在经济建设时期则是个劣势；而毁林开荒，破坏了生态平衡，使劣势人为地扩大了。老苏区人民觉悟高。执行上级指示坚决，本来是个优势，但是，那些“左”的东西在这里也得到了彻底的贯彻，这就使红安成为“左”的重灾区，优势又变成了劣势。
罗应怀将军认为，这是红安的悲剧，县委应该下决心结束这个悲剧。
然而，结束这个悲剧首先要否定自已，承认落后，这并不是一件容易事。要知道红安三十年来一直是先进县，这其中也有县委领导的一份荣誉和骄傲。县委领导也是要脸面的。在争论中，县委同志们的认识统一到了一份批件上，这是中央军委顾问王建安将军的一份批件，他在批件中写道:一九七五年，红安盲目引进阿尔巴尼亚油橄榄，是我提议搞的，我应对此错误负主要责任，并向家乡人民检讨错误。
王建安将军向自己的乡亲认了错，他失去的是错误，得到的是更深的敬重。
这位一九二九年的红安县苏维埃主席，以其坦荡的胸怀，使他的后辈们懂得了一个道理，人人都有自己的高傲，但是一个人该知道什么时候拿出他的高傲，什么时放下他的高傲来!
县委认真总结了教训，找到了缺陷，挖出了潜力。他们打破了単一的种植业生产结构，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一年后，全县人均收人上升了近一倍，达到二百二十元。
红安的经济起飞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前途决不是平坦的。在县委的座谈会上，蔡县长用一支廉价的圆球笔抵着本子，边计算，边向我们诉说他们面临的困难：他们缺乏足够的资金和工副业基础，缺乏发达的交通网和运输工具，缺乏人才和信息，缺乏管理商品经济的经验。
“你们看过《血疑》吧?”这个有大专文凭的县长继续说道，“输血不仅在医学上有效，在经济上也有效呢。红安象那个‘幸子’，需要‘光夫’的血液来加快强壮……”
蔡县长开了个头，各位领导接着就发开了牢骚。
“哪个给你支援?山高皇帝远。有油水的事从来没我们的份儿。”
“都到穷山沟里刮油水，外贸收我们的盐脆花生，成本价都不给，硬是拿我们当华侨干啊!”
在采访中，我们已经听惯了干部们的诉苦，但是在他们发泄后，他们的情绪又高昂起来，又要热切地描述红安的前景了，他们都相信，再过十年，红安将是一个满山花开，蜜一般甜美富足的地方!
这是红安人的性格。红安人是喜好竞争的山民。他们曾参加过一场有史以来最激烈的竞争，他们一次次从失败中奋起，以其山民特有的坚韧和顽强，折服了强大的对手。今天，他们要同全国各兄弟县去竞争，去赢得新的胜利一一那就是富裕。在这场竞争中，他们处于落后的地位，落后了许多。他们正在陡峭的山路上追赶着，一寸一寸地缩短着差距。在这场进军中，后勤补给是决定性的因素。红安也只能做它的后勤支援所能保障它做的事。红安人心有余而力不足。
红安就象它境内的倒水河，平时缓缓地流着，而一场大雨过后，它便会陡然改变了平静，十分壮观地奔腾起来。
红安需要一场及时雨。
民声就是天声。在北京，李先念、韩先楚、陈再道、秦基伟、程子华、陈锡联、罗应怀等同志，分别向中央汇报了家乡红安的情况，提出了建议。
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里面的毎一条、每一款，都是红安县委的同志们所盼望的。有了这场及时雨，那里的山山木水将会注入多少勃勃的生气啊!
无 衔 之 将
有人说，红安是个出将帅之材的风水宝地，红安人是山里的强种。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里曾打出了一代能征善战的名将。他们高屋建瓴，威风凜凜地俯视着战局，变劣势为优势，转败局为胜局。
在今天，一个县的决策人如同战场上的将领一样，是一个神秘的值，他包含着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些因素，他的思想作风、知识结构乃至他的性格爱好，都会产生内在的、巨大的价值。
我们走访了红安县书记杨春生同志。
杨书记虽说是五十开外的人了，但却象年青人一样结实健壮，反应敏捷。穷县的县委书记也穷，家里一切都很简单，书却非常多，沿壁面立的几个书架上了各种书籍。
杨春生从书架上取下了几本线装书，夸口说是珍本。他藏有明朝按察使的笔记，清代巡抚的家书，以及一些文集，在这些文集中，有上个世纪士大夫和当代经济学家对经济远景的想法。老实讲，这些书的实用价值应该在省级领导。当我们提到这些书时，杨书记笑道:“我是个县委书记，不多也不少，五十岁的人了，干完这一任就要下台带孙子去了。看这些书嘛，无非是想晓得一点事，我们山里人，见得少，脑瓜子笨……”
然而，这个“脑瓜子笨”的县委书记立时就现了原形。邻县光山的王县长找上门来了。
杨春生兴高采烈地欢迎王县长。
“真他妈的活见鬼!一定是哪个在你屁上扎了一锥子，你才跑到我这儿来的!”
王县长下说:“我上你这儿来走走，没得什么要紧事儿。”
“扯谎。你的板眼我晓得，又找我干什么?讲吧!”
“我几时扯过谎，我是到红安有事，顺便来拉你吃顿钣的。”
“好，老婆回娘家了，咱们自己下厨房搞菜吃。”杨春生拉起王县长的手。
“哎，今天我来请客。”王县长把手挣开。
杨春生警惕地看了王县长一眼说:“滑头，你是来放我的血啰！”
“帮个忙吧，我们建花生食品厂，想从你们这儿搞一点木料。”王县长说着，递过一张购货清单。
杨春生接过清单，仔细听完了来者的要求，摇了摇头。
“你要这么多木料是要我去坐牢啊!妈的，我坐了牢，你是不会给我送饭的。我借你一方吧……”
“我拿一方能什么用场?”
“我不能再多给了。”
“你能的。兴许，以后我也有机会帮你的忙呢！”
杨春生又把清单拿起来看了看说:“那么……好吧，就算我帮你搞到了这些木料……你又能给我点什么呢?”
“我们花生制品厂年年收购你四百万斤花生。王县长说道。见杨书记没插话，又补充了一句:“每斤比牌价高四分钱。”
“六分。”杨春生变得冷若冰霜。
“好吧！”王县长叹了气，拍了拍杨春生的肩膀，“你是个生意人，一点亏也不肯吃呵！“
“我只有五十贯的家当，不能穷大方呵!”
杨春生确实是个精明的当家人。他的精打细算，给这块土地争得了不少的实际收益。
有的人可能认为，县委书记的工作大多是干干巴巴的。听汇报，写总结，作报告；党委会，常委会，办公会一一这些字眼也确实是干巴巴的。
然而，正是在这些日常工作中，体现了他们的性格与才干。
一九八四年九月，一个不大的日本观光团来到了红安。扬春生会见了这些客人。在随便、活跃的交谈中，有一个客人说，他在县博物馆看见一双红军的草鞋，很漂亮。但他不知道哪里能买到这种工艺品。他跑到县土产公司，土产公司却说不经营这种产品。他说，穿草鞋在香港和东南亚已成为一种时髦，而红安是草鞋的故乡，他希塱能在这里长期订货。
“没问題，没问题。”杨春生毫不掩饰地高兴了起来。不过心里却有疑虑。他自己也不知道在红安能不能找出一双草鞋，至少，他本人已经有十年没见过这种东西了。
客人走后，杨春生来到了供销社。供销社的同志对这笔买卖表示怀疑：“他为啥单单要草鞋呢?怕是拿出去做宣传品，来证明我们穷吧?”
杨春生说:“人家是生意人，他的事业是买卖好东西。买卖上了门，我们还在疑神疑鬼，这是钱，是外汇哪。”
“这日本人的钱能赚吗?”
“你这小庙里的鬼，就是日本国天皇老子的钱也照赚。”
在杨春生的督促下，供销社组织了草鞋生产。买卖进行得很顺利，那个商人把所有的现货购买一空，又续订了一笔合同。
“这是上千年来红安头一次和外国人做生意。”杨春生自豪地对我们说，“东京、香港、新加坡的商店里也摆上红安货啦，我们还要把竹笋、蜂蜜、茶叶、药材搞到美国、欧洲去。到时候，哪个还敢红安是穷乡僻壤，贫困地区！”
大胃口!大气派!这就是当今红安的大将之才。
事实与雄辩
现在，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人物，他叫陈慕凯，是县林业局的一个技术员。
二十八年前，陈慕凯大学毕业回到家乡，那时的陈幕凯是谨慎小心的。然而，在劫难逃，他到底还是被打成右派。原因可以追朔到那一年的秋天。一天，县百货公司门前排起了大队，人们在购买当时尚属紧俏商品的苏联手表。一位领导叫他去帮忙排队。他拒绝了。当然，自有热心人去为领导解忧，事后，这个热心人问他道:“你为哈要跟领导过不去?”
“我的信条不允我这样做。”
“你的信条是怎么讲的?”
“每个人都应该自己替自己排队。”
“傻货，”热心人说道，“我跟你一样，也是个大学生。但是领导过生日时，我去买过鱼，甚至在他家的房里刮过鱼鳞。”
“我没这个本事……我根本不会刮鱼鳞。”
两个月后，这番话被解释成抵制党的领导，于是，罪有应得……
经过这次波折后，陈慕凯才明白，他大大地失算了。因为他不肯安安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解解字谜，不去一份接一份地写改造思想心得，不去一小块接着一小块地在县城为自已的家庭争得地盘，反而徒步或乘顺道的拖拉机到各处林区东奔西走，勘察设计，画出一个个造林的草图，似乎那些已经荒了几百年的山岭，就不能再等上一两年，等调研员陈慕凯安排好个人的生活再说。
他始终没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他始终没有学会“刮鱼鳞”。
一九八四年五月的一个夜晚，陈慕凯在台灯下聚精会神地起草着一份报告。报告的开头用了一个象对熟人那样的简单称呼:“先念同志……”
他在报告中写到，一九七九年李先念主席回红安时，曾提出，应该把山上的马尾松换成杉树，杉树生长得快，经济效益高。据此指示，县委已订出了计划，要在五年内把马尾松全部换种杉树。这样十年后，红安的木材总积蓄量将翻六番，达到五百万方，年采伐收入六千零三十五万元。红安就可一跃而成为富县。陈慕凯认为:“这个计划太简单，太完美，因而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分析了全县一百零八万亩宜林区的土质和树种分布状况:“红安的土地并不肥，尽是石头疙瘩的山坡，坎坷不平的山洼和沙质土地。而杉树的生长需要肥沃的土壤。马尾松尽管成材率不如杉树高，但它却能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长得更兴旺、更皮实。此外，马尾松的枝杈发达，在红安这个偏远的缺煤县里，几乎全县的烧柴都取之于它……”
接下来，陈慕凯又列举了许多论据。这是林业工作者在纵论林木。他在这里搞了三十年千辛万苦的勘察工作，他有权确凿有据谈论这块土地。
他在结论中写道:“全县十二万亩杉树，由于土质关系，其中四万六千亩长成了小老树。而马尾松普遍长势很好，一棵马尾松年平均积五角线的木材，一亩二百棵即有一百元，全县六十四万亩马尾松，管理好了，一年的积材可创六千四百万元的价值。年采伐收入也可达两千七百万元。实际上马尾松是不可缺少的，如果因为有了新树种，就抛弃久经考验的马尾松，就象一个穷汉看见了一双皮鞋，为了买皮鞋，把衣服、裤子都卖掉一样愚蠢。”
陈慕凯写到最后两句话的时候皱了一下眉头。他想了一下，把“愚蠢”这个词涂去，换成了“欠妥”。他又看了几遍，直到他看不出再有别的欠妥的词句了，才在落款处用繁体字工整地写下自己的姓名。
信写好了，信封却没有封起来。对于自己微弱的力量，陈慕凯是不抱希望的。第二天，他把信交给了县委。
县委的同志们传阅了这封信。
“一个调研员讲话这样大胆，简直是前所未闻！”有人议论道。
“国家主席有他的想法，我有我自个儿的。”陈慕凯平静地说。
他并不感到有什么出格。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他也有他自己的关心和优虑，尽管他似乎无关轻重。他在县林业局调研员这个小小的岗位上，把自己的全部热情，全部美好的感情，都献给了这个事业。
县委杨春生看了这封信后，激动地说:“一个基层干部敢于对国家主席的指示提出异议，修正国家主席的意见，这说明了许多问题!许多好的问题!这里面有勇气，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有水平，文化水平、觉悟水平。”他把信还给陈慕凯说：“你得很对，你可以把信封粘起来了。”
第二天，这封信被裝进一个大信封里，用胶水粘牢，贴上了双挂号的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