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战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由此开启了屈辱的近代史。距此仅72年前的1768年，康乾盛世的余晖尚在，封建统治这辆马车早已失去动力，凭借惯性滑向143年后的终点。
此刻，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十二个大省份从平民到帝王，都在为一件事烦恼，一件即使在当时看来也是很荒诞的事——“叫魂”的妖术——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
这个发端于江南，几乎波及全中国的案件，在当时造成民众对自身安全的极大恐慌、官员对此事件的极度敏感、帝王对百官的极度怀疑。一个谣言不但没有得到制止，反而发酵成了全国为之震颤的大案，参与其中的统治者、官僚和平民百姓，每个人都因私利的驱动，并借助一套通行的规则，利用这个事件达到自己的目的。此案本身就像一个多棱镜，折射出不同阶层、不同人的态度，也让我们看到了封建统治在分崩离析前的种种震颤性预兆。
“盛世”的顶端——镀金时代
国与民皆患贫，奸伪日滋，祸乱相继，士习益漓，民心益竞，其由来也甚渐，其消息也甚微。
封建统治的最后一个盛世——康永乾盛世，与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盛世相比，康乾盛世是不完美、平庸、备受争议的，甚至有史学家不赞同“康雍乾盛世”的提法。如周思源不同意康雍乾时期是“盛世”，只能称“康乾之世”；同意者如史学家戴逸在肯定“康乾盛世”提法的同时，也指出其四方面消极因素：闭关锁国、重农轻商、禁锢思想、轻视科学，称之为“盛世的阴影”。
从18世纪末年以后，社会危机不断爆发，表面上繁荣一时的清朝社会很快陷入衰败，民众反抗不断，自然灾害频仍，官僚腐败盛行，国库空虚财政困难；文化和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文世界发展水平成为定局；清政府不能处理好关系到清代社会发展前途与命运的三个关键问题：一是政治腐败，二是制度落后，三是对外关系。
十八世纪最重要的事——掌控信息
官僚责任制度的运作是围绕着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
掩盖信息，是发生于皇帝与官僚之间一个严重的问题。
信息是一种权力与力量，但也与安全有关。
官场中上级不希望下级对自己有丝毫的隐瞒，恨不得公事私事都报告的一清二楚，这是一种掌控，也是权力欲望的驱使；而下级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或思考，并不会把所有事情都向上报告，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或为达到某种目的进行筛选后上报，最典型的就是报喜不报忧。但有些隐瞒是故意的，有些则是认识偏差造成的。
“叫魂”案就中部分官员应该是缺乏政治敏感，觉得此案就是部分不法分子传播利用谣言，骗钱、诬告、打击报复这些小事，根本没必要上报朝廷；但他们没有想到，某些精明的官员把此案包装成一把利剑，刺向满清皇帝心中最脆弱的两个点——谋反与汉化。结果就是皇帝认为此案关乎谋反，表扬了上报官员工作，申饬了没有及时上报的官员。
当然，谣言就是谣言，冤案就是冤案，官员明白，皇帝也明白，但皇帝是没有错的，一批官员受到惩处，皇帝松了口，所有官员如释重负，迅速释放了嫌疑人，结束了所有与此有关的案件。
棱镜下的图像——巨变前的图景
社会上到处表现出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除了丑恶的嫉妒，还有无耻的贪婪。
社会就像一面多棱镜，将人们对叫魂的看法以各种各样的色彩反射出来。
谣言的流行，必有其土壤。面对未知的恐惧，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找一个可以确定的依靠。同一件事，当事人所处的层次不同、位置不同，认识和感受必然不同。
统治者要维护自身利益，借此加强对官僚和精英的控制；百姓则借官府发起对妖术的清剿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暴民的狂怒易变和君主的反复无常，都让官员感到切实的威胁，他们全力维持社会秩序，镇压极少数人，以安抚民众，同时还要甄选信息上报、封锁真实消息应对君主的反复无常。
在清帝国的余晖下，“叫魂”案折射出政府政治腐败，社会僵化封闭的昏暗图景，也可能恰恰是这种封闭，保证了统治者、官僚和普通民众间脆弱的平衡。
72年后，英国的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碎了封建社会脆弱的平衡，封建统治退出舞台，黑暗笼罩中华大地，在一片凄风苦雨中，复兴的火种已开始孕育。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作者：孔飞力[美]（Philip Alden Kuhn，1933年9月9日~2016年2月11日），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历史讲座教授、东亚文明与语言系主任，以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著称。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
在此书中，他熟练运用了人类学、社会心理学、民俗学、宗教学、政治学、社会学的研究办法，讲述了1768年“盛世妖术”的故事，叫魂恐惧只是一场所谓盛世之下，底层劳动人民的恐慌和帝国高层管理者之间的博弈，从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的表象之下，看到的旧官僚体制对皇权的制衡和维护，以及社会阶层固化，甚至清代中期人口剧增之下贫民阶层大量增加，游民危机即将到来的前景，映射出清帝国即将走上的悲催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