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生产队

回忆生产队 / 远方

 我的童年是在生产队里度过的,这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生命记忆。

 我家是一个小山村,村上只有几十户人家,一百多口人。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村里被分成了三个生产队,集体劳作,记工分,均分口粮,同甘共苦的生活延续了几十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队才逐渐解体。

 生产队的劳动很单纯,主要是种植水稻,坚持以粮为纲,偶尔冬季种些小麦,没有别的经营。由于种植水稻与水关系特别密切,农闲季节大量劳力被投放到兴修水利的劳动之中,所以,真正闲下来的时间是不多的。

生产队时期,农村很落后,耕地主要靠牛,所以,牛受宪法保护。农村中常见的犁田、耙田、播种、插秧、施肥、耘田、灌溉、排水、收割、晒谷以及运送粮食等农活,全靠社员的身手。这些农活如同十八般武艺,样样都有讲究,真正干好得有些年头才行。所以,在生产队里,身强力壮,干活舍力气,活计精到的人,最受推崇。

 在生产队里,犁田耙田这样的粗活,体力消耗特别大,一般不会让妇女和儿童插手。可是,村里有些好奇的孩子,看大人犁田,步伐从容,神态悠闲,很是羡慕。特别是当铁犁划破农田,把黑黑的泥土如同浪花般翻卷起来,孩子们就会跃跃欲试,兴奋异常。个别调皮的小孩,还会紧追不舍,希望试试身手,找找感觉。有些大人拗不过,只好依了这些小孩,让他们过了把瘾。村里的小孩就是在这样潜移默化中学会了农活,成了队里的接班人。

 出工赶早是生产队的一大特色。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社员就会起床升火做饭,七点钟左右,三五成群往地里集结,前后相差一般不会超过一刻钟。有些女社员因家务拖累,或是为婴儿哺乳,也会在生产队长认可的时间内,一路小跑赶来。当年在生产队里,谁也不愿意承受大家审视的目光,更不愿意成为批评议论的对象。多数人到齐之后,生产队长吆喝着分配当天的农活,随后大家各就各位,有条不紊地干起活来,场面很是生动热闹。

 平日里劳动,不会特别辛苦,大家有说有笑,透露出劳动时特有的轻松愉悦的心情。中间休息时,在家的老人或小孩会为在地里干活的人送些点心,大多是稀饭和一些小菜。每逢这时,彼此间会交换着小菜,一起分享,其乐融融。 打打闹闹是生产队里常有的事。利用休息时间,年轻人经常扳手摔跤,一试身手,张显男儿豪气。有时免不了打情骂俏,甚至男女扭打在一起,地里一片欢腾,劳动疲惫一扫而光!

 夏收夏种是生产队最艰苦的劳动。人们把夏收夏种劳动称之为“双抢”。因为要在盛夏的一个月左右时间里,完成早稻收割和晚稻播种任务,否则,延误了农时,可能导致减产甚至绝收。所以,必须抢时间,争速度。 “双抢”日子里,生产队要开会动员,学校要放农忙假,队里男女老少齐上阵,天还没亮就出工,摸黑了才收工。“双抢”期间,除非得了重病,身不由已,一般不会有人请假。因为,此时全村无一闲人,独自在家休息,逃避“双抢”劳动,会遭人唾弃。

 “双抢”的艰苦,除了劳动时间长之外,更令人惧怕的是时值盛夏,在地里收割和插秧,头顶炎炎烈日,脚踩在发烫的水稻田里,炙热难忍,汗如雨下,让人透不过气来。此时若有凉风吹过,人们会情不禁的欢呼起来。 

在盛夏的时节里劳动,半天中的一次休息,是人们的唯一期待。因为,只有在休息时,人们才可以躲进树荫,避开灼热的阳光,获得喘息之机。

“双抢”季节,还有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是必须应对蚊虫的叮咬。特别是太阳快落山时,蚊虫肆虐,使人无法招架,尤其是年青的女社员,经常会被蚊虫叮咬的惊叫起来。这时唯一的选择是把衣袖和裤管全部放下来,任其浸泡在泥田里,纵然有许多不便,却可减轻蚊虫叮咬之苦。

 “双抢”劳动,不仅白天辛苦,而且晚上也辛苦。收割时要把白天打下来的稻谷挑到生产队的仓库里集中过称,尔后按份额分给各户,各户再把分到的稻谷挑回到家中,负责保管晒干。社员们劳累了一天,太阳落山了还回不了家,而是在低矮的密不透风的生产队仓库里给稻谷过称、过筛,并分配到各家各户,这就如同熬煎在火炉之上,此种感受,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明白。

 在“双抢”的日子里,社员们往往要到夜里八、九点才能吃上晚饭,到十一、二点才能上床睡觉,还常常由于天气炎热,彻夜难眠,第二天还得照常出工。所以,自古以来,农村就广泛流行一句话:“好男儿,不赚六月钱”。

在生产队里,插秧是最具挑战性、最富有情趣的一项劳动。因为,插秧时,不仅每株苗数要合理均匀,而且株距也要合理均匀;不仅速度要快,而且深浅也要适当,不然秧苗生长以至产量都会受到影响。此外,插秧是倒行的,真正会插秧的人,必须能够使每株秧苗之间距离合适并保持垂直状态,包括在弯曲的不规则的水稻田里也不走样。而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得从最基本的分苗、下插、站姿、倒退步伐学起,没有下一番苦功夫是不可能学会的。刚学插秧的人,往往学一个站姿,就会弄得满头大汗,腰酸背痛。正因为插秧要求高,劳动强度大,所以,插秧是加倍的工分。

插秧的有趣是较劲的场面。有时是年轻人相互之间,有时是年轻人对中老年人的挑战。年轻人相互之间较劲是源于争强好胜,年轻人与中老年人较劲则带有某种地位的挑战,因而,挑战性更强。年轻人与年轻人更多的是比速度,而年轻人对中老年人则更多的是比技巧。中老年人的优势在于技巧,年轻人的优势在于体力。插秧的姿势让中老年吃不消,顶得了一天也顶不了两天,而年轻人则不同,精力旺盛,体力恢复得快,累了睡一觉又生龙活虎了。这种挑战的结局是中老年人认可了年轻人。当然这种认可不是轻易实现的,而是在你追我赶的田间较量中,年轻人通过不断提升技巧争取到的。 在我所参加的生产队劳动中,插秧是最具挑战性、最精彩的劳动。插秧较劲的场面,常常会引来过路的人驻足观战,不时会有人呐喊助阵,如同在观看一场拼抢激烈扣人心弦的体育比赛。

兴修水利是生产队时代最具规模的劳动。由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兴修一项水利工程,不仅是一个生产队受益,而是造福一方百姓。因此,工程往往是以大队、公社、甚至是县委和县政府牵头组织。动员上工地的人一般都在几千人、上万人。而且,这些人中大多是年轻人。因为,年轻人不仅有更强的突击性,而且,年轻人没有什么牵挂拖累,说走就走,说干就干,适应工地集体劳动生活。

兴修水利工程一般是农闲季节里开工,要赶在第二年雨季到来之前完工,或告一段落,工期总是很紧。因此,要成立工程指挥部,要进行思想动员,要挂起高音喇叭,开誓师大会,组织突击队,开展劳动竞赛等等,以千方百计唤起人们的劳动热情和干劲。在思想教育动员之外,劳动的组织方式也采取了三班倒,实行二十四小时奋战。工地上可谓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揺。”可以生动地比喻工地劳动的场景。

 工地生活是艰苦的,工地劳动付出的体力是巨大的,然而,工地生活是美好的,尤其是对于村里的年轻人。许多年轻人由于参与了工地劳动视野开阔了,长了见识;有些年轻人在火热的工地生活中恋爱了,成就了一桩美好的婚姻;有些年轻人在劳动抢险中表现出色被招工提干,跳出了“龙门”。参与工地劳动的一般社员也增加了收益,因为工地劳动通常会比生产队劳动得工分高出许多。有些干部则在工地指挥部展示了领导能力和魄力,得以提拔或委以重任。当然,更重要的是,由于水利工程建成,改善了灌溉条件,增加了水稻产量,让社员得了实惠,所以,大家对水利工程建设还是诚心拥护的。

 挑公粮是生产队劳动的一道风景。挑公粮通常是以支持国家建设、国防建设的名义进行发动,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当年多交粮,交好粮,以实际行动支援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是一句很盛行、很响亮、家喻户晓的口号。社员对交公粮的热情很高,只要上级发出号召,大家就会在统一时间,把粮食往指定的征购点送去。原本可以分秋冬两季完成的征购任务,社员们总是在早稻收割后,一次性完成。超额完成征购任务,在当年是习以为常的事。

每逢交公粮的时节,队里各家各户,男女老少,全部出动,肩挑车拉,欢声笑语,奔跑在乡间的小路上,浩浩荡荡,特别壮观。这时候会让人情不自禁的想起革命战争年代,想起人民群众支援前线的场景,那种满怀希望、满怀喜悦、满怀胜利豪情,不怕牺牲的精神状态,以及那种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公而忘私的心灵境界,让人十分感奋。

 生产队的分配很耐人寻味。平日里每月评一次工分,评工分时要开会,队里的社员坐在一起,先议后评。一般的情况下,评分都很顺利,这与当时的宣传教育有密切关系,大家都很看重关于觉悟问题的评价,而不愿意为提高一点工分闹的不愉快,就是产生了一些不同意见和小磨擦,也很容易消除。 评分差距不大,一般男性评十分,女性也可得七分,“双抢”时普遍都提高一些。从实际情况看,在生产队里干的是体力活,性别差异是明显的。只是当年强调男女平等,同工同酬,不便把差距拉的太大。同性之间劳动能力差距也不小,可实际评分只会有一分半分的差距,这样的差距转化成现金,只有几分或一角人民币的差距。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甚至可以说根本无法实行,可当年却能运作的很顺畅,大家都能接受。这是时代的力量,不是个别人的作为。

 队里分配有两块。一块是实物,具体说就是口粮。生产队的口粮形成取决于几个因素,首先得丰收,总产量要多。尔后得做些扣除。诸如,征购粮、战备粮、饲料粮、工分粮、储备粮、等等。总产量做了这些扣除之后,按人口平均数,就是生产队当年的口粮。口粮多少体现生活水平高低,口粮高的生产队,年轻的小伙子找对象都比别人容易,相邻村庄都很羡慕。队里分配的另一块是货币。主要来源是粮食出售的货币收入,另加一些副业收益。此外,还包括生产队社员参加大队、公社、县政府牵头组织修建公路、电站、水库等基础设施的劳动补贴收入。在以粮为纲的年代,粮食由国家定价,几十年一贯制,货币分配说到底还是取决于粮食总产量的高低。

当年分给社员的口粮一般是由工分值扣抵。有些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工分抵不了口粮,就必须向生产队缴纳现金,缴纳不了现金,就必须向生产队申请分期付款,到期付不了款项,生产队就会停止供应粮食。这样就会使困难的家庭陷入困境,借欠求人,或期待着政府的救济。生产队也有收成不好的年头,分配的口粮不够吃,这时绝大多数社员只能等待购买返销粮,度过青黄不接的日子。

生产队聚餐是社员们最快乐的日子。“春耕”、“双抢”、“秋收”等阶段性劳动结束,或“五一”、“国庆”、“元旦”等重大节日到来时,生产队一般都会安排聚餐活动。生产队聚餐很简单,一些自酿的米酒,打一些糍粑、白粿,外加一些面条等。聚餐时,生产队长会先说上几句,大多数是鼓劲的话,给出一个聚餐的理由,让大家吃起来感觉舒畅。接下来就是斗酒,闲聊、或说些男女之间玩笑的话。这时大家都很放松、也很大肚,就是说过了头也不好生气。每次聚餐都会有些人喝酒醉,出些洋相,成为次日人们谈笑的话题,成为村上的新闻。

 生产队的人际关系比较融洽,大家相处的都比较好。这与当时的经济和社会风气有直接的关系。队里的社员发生困难,大家都会热心帮助。家里老人小孩生病了,各家都会带上几个鸡蛋或线面等营养品前去探视,表示慰问。有些人还会送上一些草药和单方帮助病人治病。村里有人修房子或建新房,大家会主动前去义务帮忙。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成为人们一种普遍意识和行为准则。这既有民间传承下来的美德,也有党和政府的示范。

 如今,生产队已是尘封的往事,然而,经历过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生活的人们,对生产队这个名词是不会陌生的。尽管生产队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的组织方式,只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背影。

从物质层面看,当年生产队是艰苦的。这不仅表现在劳动的简陋和环境的恶劣,而且表现在人们起早摸黑,收益低下,经常为温饱所困。 然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农村公社化运动失败,生产队作为基本的经济核算单位,成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持续了二十多年之久,其深刻的历史内涵是不能否认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生产队为农村千家万户命运所系。不仅,巨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成了人们一段难以忘怀的生命历程。

 正年轻的一代人,对生产队是陌生的。他们没有生产队的生活体验,无法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现在的传媒和学界更多的是从经营方式上解读这一时期,或作一些简单化的政治评判,这与历史的实际演进相去甚远。

 生产队的悲剧,不在于其作为一种经营方式被取代,而在于一段火热的生活中所承载着的几代人的梦想和信念被忽略了。而其中积累起来的忠诚大公、扶助贫困的精神,实际上具有普遍的意义,她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未来方向。

 认知和价值是人类坚持着的两种精神。认知是永无止境的,只有相对性,不能绝对化;而价值属于人们感受性领域,是崇尚感觉和心灵境界,这种心灵的感受性价值实现程度是绝对性的,并非古人就不如今人。如同当年的西安和延安,西安比延安富足的多,然而,西安却是人们想逃离之地,延安比西安困苦的多,延安却是人们想投奔的圣地。延安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其所坚持的方向,还在于其在现实性上给出的自由平等和对人的尊重。事实上歧视是人类最不堪忍受的情感,而这一点往往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生产队与家庭承包制就其经营方式的优劣是可以比较和讨论的。我们所应强调的是,人们在面向未来的追求中,可能会出现偏离、可能会发生失误、可能会出现挫折、甚至于会造成失败。我们不能因为这些,而忽视这一过程中的人们的追求,人们的热情,人们的探索勇气和生命融入。人类是在传承中走向未来的。传统不应只有成功的正面经验,还应包括那些为人类的美好理想而进行的不成功的探索,这同样是我们的重要财富。

 生产队的回忆是耐人寻味的,尤其是当社会生活日益深刻的改变着的往日的痕迹的时候,我对生产队的回忆却更为强烈起来。这也许是由于我从小就生活在生产队里,生产队是我人生的第一课堂,生产队引领过我人生的最初走向吧 ! (2006、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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