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下午三点，我坐在某家轻食店的沙发上看书，点了一杯星冰乐还有一份炸年糕。我的位置靠窗，窗外是一片老旧的民房，几株种在红色囍字脸盆里的植物倒是从一大片黑色中挺拔出来，在太阳光里，绿得泛人的眼。
从玻璃窗望出去，天是淡蓝的。几朵云悠悠地飘着，形状各异，有几朵分外洁白，白得像雪，也格外厚重，层层叠叠，像蛋筒里堆积起来的冰激凌山；有些云倒是很散漫，丝丝缕缕往前游弋着。视线更远一点的地方是山，乌黑如墨的云都藏在山腰里，有些则躲在山背后，宛如一个知羞的孩子。
刚开始我还没有察觉到窗外有风，直到看见对面阳台上悬挂着的裙子突然鼓成一团时，才发现有风来了。裙摆鼓起后随风摇摆，几秒后又迅速干瘪，风来来回回乐此不疲。我一会儿看看云，一会儿看看被风吹起的裙子。窗外不知道是什么鸟儿在啾啾地叫着，连着路上的人声断断续续的。
时间像云一样细碎着往前游走。
两个小时前，我刚结束和郭女士的本月通话。通话时间一共十分钟，剩下的八分钟我们都在为“到底是要按自己的想法活着，还是要按照父母的想法活着”而争论。最后挂电话时，她气呼呼地说了一句，“好啦好啦，老子要去吃饭了，不跟你讲了。”声音洪亮，气势凶猛，随后，我只听到一连串的“嘟嘟嘟”了。
挂完电话，我盘腿坐在床上，年纪越往上走，我越能察觉到郭女士在我身上的印迹。这些印迹刻在骨头和血液里，一到特殊时候，就会被激发并且显现出来。
1993年，郭女士刚好十八岁，扎着两个麻花辫，上身穿着碎花的确良衬衫，下身是当时时兴的喇叭裤，脚上蹬着小皮鞋，跟同在棉花厂里上班的男生一起去江边看落日。那个男生眼睛狭长，鼻梁高挺，一张嘴能说会道，出手阔绰大方，虽然个子不高，但也很快迷了她的眼。她在一连串的电话局工人、警察局小干警、走街串巷买卖人里，选了他当新郎。
1995年，她二十岁，躺在村里卫生室的产床上，她痛得哇哇直叫。半个小时前，她还挺着圆鼓鼓的大肚子在地里除草。一个小时前，她还就着辣椒炒蛋吃下两海碗白米饭。她四仰八叉地躺着，腿拱得老高，宛如一头不知羞的驴子，产婆大声吼着，“腿叉开，你吃饭的劲儿呢……”大概是我太调皮，以至于床上垫着的棉花被拿到池塘里去洗的时候，染红了一池的水。
1998年，她二十三岁。她包着艳红色的头巾，腰间挎着一个篮子，站在一人多高的棉花地里摘棉花。那是一块背靠着山的高地，风来回窜着，艳红色的头巾被吹得猎猎作响。她时不时朝田垅的那一头张望，嘴里喊着，“毛，你乖一点，就在那里玩泥巴，千万别摔到沟里去了啊。”半晌没有听到孩子的响声，她只得丢下手里的篮子，朝尽头跑去……
2000年，新纪元开始了，这一年她二十五岁。阳光从窗户里投进来，使得这间阴暗的房子多了几分暖意，但也正因为有光，所以整个房间一览无余。碎了一地的镜子，横在房间泥土地上的羊叉，大衣柜的正中间破了一个洞，两个红色热水瓶倒在地上。那个矮个子男人正靠着门沿抽烟，她抱着孩子坐在床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脸上还挂着泪痕。
“这日子没法过了，你天天赌，赌到手指头都少了一根了，还偷家里的钱，那是我辛辛苦苦种棉花的钱……”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控诉眼前这个男人。
几十分钟前，从赌场跑回家拿钱的男人刚好被她撞见，她先他一步，将藏在米缸里的几千块钱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没想到却因此招来了男人的打骂。她也是个暴脾气，虽然手上的力气没有男人大，但胜在肢体灵活，可以手脚并用，她又是抓又是踹，还用牙齿咬。一番打斗下来，砸了锅倒了瓶，当初的甜甜蜜蜜都碎成玻璃渣了。
那一年，她二十五岁，成了一个单亲妈妈。随后，她把孩子扔给母亲，一个人跑到了上海的裁缝厂上班。
关于她在上海的那几年，我一无所知。其实她对我也一无所知，也许从电话里得知“我这不吃那不吃，挑食得很”又或者是“最近考试考了一百分”……
郭女士二十九岁那年，穿着一身红嫁衣，坐在一辆装沙车上，嫁给了邻村的一个建筑工人。三十岁那年，她有了第二个孩子。
今年2020年，郭女士四十五岁了。她在人生的路上一直使劲儿折腾着，结过几次婚，也离过几次婚，有过几个男朋友，一个人在无尽的夜里痛哭过几次，也娇媚过几次。
记得某次，她在跟我闲聊时，无意讲了一个故事。那时候是冬天，她的男朋友在某学校门口卖烧烤，不管生意如何，每晚必定会给她发个微信小红包。生意好的时候就多发一点，生意不好就少发一点。那时候的郭女士也四十岁了，人到中年身材走样，不抹粉也不涂红，讲起话来嗓门够大声音够亮。骂起人来，话里话外也夹杂着几句污秽的话，但是她靠着床，跟我谈起这事的时候，眼睛里的那股子柔情媚意只有热恋中的姑娘才有。
后来我总是回味她那时的笑容，也许当时的我该说几句俏皮话给她鼓鼓劲儿，而不是一副嫌弃的口吻，“都四十岁的人了，还搞这些肉麻的东西啊！”倚着门框的弟弟大笑着补了一句，“就是就是。”她笑着赶我们出房间，随即又埋着头发信息去了。
她不需要我鼓劲儿，她像长在稻田里的稗子，兀自生长着，以一种不关心世间万物也不需要世间万物关心的姿态笔直往上窜着。
一直以来，有关郭女士恋爱、结婚、离婚，再度恋爱的事情，我一概不问。我不关心她和哪个男人结婚，又为了什么而过不下去。有时候我心里想着，“我现在对你不闻不问，为的是你以后也别对我的感情过问太多。”我确实是抱着这种自以为是尊重她，实质上却冷漠狭隘的想法而不对她的感情状态有过多干涉
。
至于她过的开不开心，快不快乐，从来不在我的考虑之内。对于把这一切包裹成自由，我是后来才带着愧疚。
前段时间，跟弟弟闲聊，谈到郭女士的现任男朋友，我八卦着那个男人对她好不好，弟弟说看起来是要比以前的那些人要好时，我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似乎我们从来没有问过她，“你过得幸福吗？他对你好吗？”这一类的问题，我一次都没有问过。
今天郭女士在电话里说，“人就是因为头顶扛着个脑袋，所以活得才这么不容易。”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很想问问她，“你过得幸福吗？”
这句话我始终没有说出口，后来我接了一句，“就是因为活得不容易，所以我打算按自己的想法活。”电话里她的声音响亮，几句话就把我驳回了，争吵还未结束，她就挂断了电话。
大概，她是在我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所以还来不及骂我，就匆匆把电话挂断了。
今年，郭女士四十五岁了，除了黝黑的脸上添了几条皱纹之外，还如往年一样。声音洪亮、身板厚实，叉腰骂人的时候不忘带几句脏字，一股子从泥土里带来的泼辣劲儿。二十五年前的那个春夏之交，她把这股劲儿给了我。后来这股劲儿撺掇着我一路往上，野蛮生长。
她是一棵稗子，始终扎根在自己的春天里。她是一株稗子，我也是，所以恰恰也有一个春天可以过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