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帝王的玺印，近年以来一直是艺术品市场上的“龙睛” 之物。一方面，因其珍稀鲜有；另一方面，器物虽小但是却具有重要的文化与历史价值。所谓：“画龙点睛”，不在大小，而在出彩也。颇富有意味的是，君王帝胄大都不满足于其最高统治者的角色，同时还要努力成为当代的最大收藏家，甚至诗人、画家、书法家、设计家和艺术鉴定家。
在帝王的一切理政和文化活动中，印章是他“不可或缺” 的“参证物”。在皇帝委任翰林院文臣名宿所编辑的“庋藏总集” 如《西清古鉴》、《石渠宝笈》、《秘殿珠林》、《天禄琳琅》的著录中，帝王的印章也是作为唯一的“证物”而存在的。凡在册的藏品，一定于书画卷册、传世善本上，钤有相应的印章。正因为如此，这些印章和它们遗存下的“钤本”印迹，才成为后人为艺术品鉴定的重要依据之一。而这些印章的实物，历经兵燹和日月风雨的磨砺，如能保存至今，更具有材质、钮制、雕镂工艺之美、篆刻文字之美的艺术面貌，是历史文化与艺术遗存的绝妙合一。
把玩“清宁之宝”，首先是印材材质灵透温润、宛若珠翠、纹理绛晕、有如珊瑚，是善伯石中的上品。寿山石有田、水、山坑之分。善伯属于山坑中的杜陵坑，产自月尾山西南，善伯洞又称“仙八洞”、“仙伯洞”，善伯洞石质地微坚而带有韧性， 晶莹脂润、蜡性较强、富有光泽。在清中期以前，山坑中的高山、芙蓉、善伯石与水坑中的鱼脑、桃花冻石，田坑中的田黄并没有明显的高低之分，只是其后，因将“田黄”与“皇帝”挂钩， 抬到了唬人的地位。善伯洞少人开挖，故而传世的善伯洞石旧品十分罕见。
“清宁之宝”的印钮，用精巧细腻的手法，雕刻了一匹栩栩如生的卧马。马匹安静的眼神，以及宽阔隆起的鬃毛，具有非常独特的造型特点。马头下面的印台侧面，有楷书款“玉旋” 两字。清代康熙年间，闽中杨玉璇( 玉旋) 堪称当时的一代雕刻巨擘，他所雕刻的印纽、摆件，无论是人物禽兽俱精巧入微、顾视如生。而其运刀之神妙、盘礴尽致、堪称一绝。至今在故宫所存的不少印钮、文玩，豪放精严、古拙有致、神形兼备、均出其手。
翻检印面“清宁之宝”四个篆体朱文配以宽边框，为求布局匀称，其中“宁”字做了省笔，“之”字刻作复文，这正是清前期治印布局的特点。印面刀痕明显，这与雍正以降内府工匠制作印章，平地深铲、笔画平直、规整化一的风格，具有明显的不同。以钤本与故宫所存档案比对，可以发现：印面的四角， 尤其是印文上半部大约四分之一以上的部位，有些许的磨泐痕迹。此印经过了三百余年时间的磨砺，辗转流传，能保存至今也堪称“奇迹”了。
清代帝王的玺印大致可以分为几类：执政玺——如二十五宝，历朝皇帝沿用，代表皇朝政权；颁赐后妃、亲王宝玺，蒙、藏、滇边疆的玺印，还包括历朝帝后的谥宝；各处殿堂、宗庙的“殿宝”。这三类都是政权的标志物，印章就代表权力与名号。除此而外是我们于书画作品，典籍善本中常见的玺印，多属于某位皇帝“私用”的印章，如“御书”、“御笔”、“宸翰”之类， 也有成语、成句或自撰的句子，如康熙的“稽古有文”、“敕幾清晏”；雍正的“为君难”、“亲贤爱民”；乾隆的“幾暇怡情”、“古稀天子”等。此外，顺治还常钤“广运之宝”，康熙也用“懋勤殿宝”，雍正常用“养心殿宝”，乾隆常用“避暑山庄”等印。
帝王的玺印大多属于下令镌制，很多印章皇帝本人还要积极参与设计、定稿，然后由内务府酌定委派工匠分头制作。也有遇生辰寿诞，由地方官吏访名手秘制、恭献的印章，此无非是讨好献媚、以博一哂，但稍有差池，反会招来申饬、罢官，这一类印章，很少进入“宝薮”著录。
这方“清宁之宝”，从篆刻的角度来看，在文字布局方面，或康熙参与了设计，从镌刻的刀痕分析，与雍正以后的寿山石印章，面貌上具有很明显的区别，推测应是康熙委命文臣而非工匠篆刻的。
此印的收藏家，是沪上名宿汪统老先生。汪老生于1916 年9 月，卒于2011 年2 月。自幼饱习传统文化，青年时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学贯中西。汪老自小就善写榜书大字，又精通诗律。年轻时曾用“忒翁”的笔名，后来即用作别号。在这件玺印囊匣的正面，有其亲笔题写的笺条。汪老以世交和文友的身份，结识了许多著名的书画、篆刻家，其一生收藏也主要集中在这两方面。汪老藏石极富，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收藏，并不拘于“田黄”“鸡血”一类的昂贵石材，而是只要喜欢就不拘一格的买下来，并且渐有名气。在上海解放前夕，有钱人争相割金换币之时，他却醉心于购石觅印。日积月累自然就“富甲一方”了。2010 年的“京沪收藏家藏品邀请展”中的印章，基本源自汪老珍藏。他还有许多收藏的趣闻，希望能有人辑录编纂起来，用作史料为文化界共享。这方“清宁之印”，就是汪老的“藏中遗珍”。
在清迁都北京之前的盛京（沈阳）皇宫，崇政殿后高台上的内廷，是清太宗皇太极和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居住的中宫。其中心的主体建筑叫做“清宁宫”，这里除了供皇帝日常居住以外， 在“大清朝”奠定基业的过程中，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崇德元年（1636 年）皇太极立国号为“清”，正式册封博尔济吉特氏为清宁宫中宫皇后。清宁宫除供帝后日常饮食起居外，还往往是召见王公、机要大臣，密议国事和皇帝设置“家宴”的场所。其西次间也被称之为“堂子”，是萨满教祭祀的重要地方。清初，在这里皇太极还宴请过一些归降的明朝官吏， 能在皇帝的中宫飨宴，当然是永生铭记的莫大荣耀。皇太极的这些笼络手段，确实产生了很大的作用。1643 年八月初九，皇太极在这里驾崩，终年52 岁。可以说，“清宁宫”集中体现了清迁都前的民族传统、历史遗风和余韵。
顺治元年（1644 年）清帝迁都北京伊始，便建“堂子”于长安左门之外玉河桥东，大约在今天“中国对外友协”的位置。顺治十二年（1655 年），又将十年前刚重修过的紫禁城坤宁宫依照盛京清宁宫满族“口袋房”形式改建。将明代大殿“一明四暗”的建筑格局，改为由东次间辟门，将东间作寝宫，也就是我们今天可以见到的作为皇帝“大婚合卺”的洞房。西间三面垒连炕，作为清宫内萨满教祭祀的神堂，正门北面是宰牲煮祭肉的二连大锅台，每逢祭祀，杀猪、煮肉、食用祭肉都在这里举行。萨满教祭祀，分为“野祭”和“家祭”两种，自此在家建“堂子”进行祭祀，成为唯皇室宗亲独享的特权。
顺治十一年（1654 年）3 月，孝康章皇后生康熙于景仁宫，七年后的正月初七日，顺治在养心殿去世，终年只有24 岁。初九日，年幼的玄烨升太和殿，即皇帝位，改明年（1662 年） 为康熙元年。四年后的1665 年，玄烨大婚。婚礼就在按照“清宁宫”改建后的“坤宁宫”内举行。而在此后，只有同治和光绪使用过这里东间的“婚房”。由此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被称为“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的一代英明帝王——康熙皇帝，在继承传统与创新图治之间所担负的重任。
康熙曾三次东巡，第一次是在他亲政并降服鳌拜两年后的康熙十年（1671 年），他首巡盛京，谒陵祭祖，表示他已承续传统，再握皇权，可以告慰列祖列宗。第二次是在平定“八蕃之乱”后未久的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第三次是在平定准噶尔之后的康熙三十七年（1697年）。每经历重大长期艰苦奋战， 奠定边疆版图之后，康熙必要重谒盛京。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方“清宁之宝”，大约就是在三巡之间，康熙帝回京不久命人镌刻制作的。回溯清代宫廷沿革历史，北京紫禁城内唯有坤宁宫曾按照清宁宫改建，以承续满族文化习俗传统。而康熙为弘扬祖宗基业，鞭策自己励精图治、奋发努力。用以自警、自勉而镌制的这方印章，意味深远。
收藏家之物，在于把玩自足，知其流传三味、历史典故，知其所以然，而不在藏品数量之多寡。愿此历经三百余年雨雪冰霜，兼具传奇色彩，深含一代帝王缅祖承续的“清宁之宝”，能够得到很好的延续传承。
清宁之宝」玺，白玉质，盘龙钮，玉质朗润清明，盘龙矫健生姿。龙口微张，双目圆瞪，龙角伏于脑后，四爪蹬立印玺四角，有跃起腾飞之势。刀法凌厉酣畅，细节处又一丝不苟，使得龙钮之龙神行并具，印文之文端正大气，深得苏州名工之刀法，康熙御书之笔意。此玺镌阳文「清宁之宝」四个篆字，书体清秀端庄，文字线条与印框同粗，圆润一体。清代皇帝多用宫殿名作为玺文，而康熙帝勤俭治国甚少大兴土木，所以印文多取诸诗文警句。
《康熙宝薮》所录一百二十多方印玺中，四分之三的玺文取自经典或自撰。「清宁之宝」取意《老子》：「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有清明宁静之意；另有《后汉书·光武帝纪下》：「今天下清宁，灵物乃降。」是为天下太平之意。康熙帝酷爱书法，作品既多，用宝钤印也有定式。在开页较小的作品里一般使用较小的宝玺，页首一般钤「康熙御笔之宝」等引首章一枚，后配两压角章。压角章的搭配多有固定，如「康熙辰翰」和「戒之在得」，「几暇怡情」和「兆民赖之」等等，其印文多不以「□□之宝」结尾，故此方「清宁之宝」应多单独钤印于画面顶部正中，或作为引首。
近年在艺术品市场，曾见数方明白无误的清宫御玺，材质有石有玉，殿宝、闲文互见。我以为，材质上的不同，没有高低等级之别，玉材若佳，故其宜矣，而若石质美焕，也是可遇而不可求得者。回顾汪统老先生的收藏经验，所谓“积石成冢”，不“从众”而独具“远见卓识”。一件收藏，得者在天、地、人和， 终不在一时市值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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