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塔鲁是作者理想主义的化身，他虽然一直在抗争，但从未萌生过希望，最后他跟他的理想一样，注定要幻灭。
他是个社会活动家，反对一切形式的死刑，希望实现一个不杀人的世界。
他的人生可以总结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检察长父亲带他去看死刑审判前。
青少年的他生活天真无邪，家庭富裕，父亲温和亲善，母亲简朴慈爱，虽然父母并不相爱，但并不影响家庭的和谐。
第二个阶段是从他离家出走到目睹一场枪决期间。
知道了父亲在法庭上以社会的名义处死罪犯后，他意识到这是一种最卑鄙的谋杀。一年后他离家出走，到欧洲搞政治，参与各个国家的斗争，自以为这是在同社会斗争，同死刑斗争。虽然有时候也要宣布死刑，但他认为那是为了建立一个不杀人的世界。然而，当他亲眼目睹了处决现场，看见几名士兵的枪同时将人的胸口打出一个大窟窿后，他醒悟了。
他发现在这段时间里，自己间接地同意了数千人的死亡，甚至煽动杀死他们，只因为自认为导致他们死亡的行动和原则是正确的。这跟那些身穿红色法袍的人，以社会的名义处死犯人没有区别。
他终于看清楚：这个世界就建立在死刑基础上。
“今天，比较而言，即使好人也难免杀人或者被杀，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这种逻辑中，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致人死亡。”
在这样的逻辑中，他想建立一个不杀人的世界的理想，就变成了的幻想。
从此，他被剥夺了希望，同时也失去了安宁，一直生活在矛盾之中：他与这个荒诞世界抗争，但永远也不可能赢。
第三个阶段是他与里厄走到一起，与鼠疫进行抗争，直到死亡。
塔鲁在鼠疫发生不久前才来到奥兰城定居，鼠疫爆发，眼看着政府穷于应付，他主动找到里厄，提出组建义务卫生防疫队。
当里厄问他主动做这件时刻有生命危险的事的理由时，他回答是出于理解的道德观。
这个理解的道德观，是他理解了虽然世界荒诞，但人不能被动接受，必须做出反抗。
在为期十个月的抗疫过程中，塔鲁的卫生防疫队，真正肩负起奥兰城的防疫工作，而他也始终保持着充足的耐性和热情，奋战在抗疫一线，直到胜利前夕。
对塔鲁而言，这不只是他对鼠疫的抗争，也是为了通过为别人服务而获得安宁，减轻自己的罪恶。
塔鲁认为人身上携带的总免不了杀人或被杀的意志，其实跟鼠疫没什么区别。只不过“天然生成的，是细菌。其余的东西，诸如健康、正直和纯洁，都是意志的一种表现”。而世间的罪恶，几乎总是来自愚昧无知，善意如不明智，就可能跟邪恶造成同样的损害。因此，“鼠疫，每个人身上都携带。”
所以他说：“早在来到这座城市，经历这场瘟疫之前，我已经饱尝了鼠疫之苦……这种状况，有些人身处其中并不自知，或者安于现状，还有些人知道处境却想要摆脱。我呢，就始终想要摆脱这种处境。”
想要摆脱，就必须成为圣人，可惜人只能达到近乎圣人的境界。
因此，他但求自己做一个“仁慈而谦抑的撒旦”、“一个无辜的杀人者”，“即使拯救不了人，起码也尽量少给他们造成伤害，有时甚至给他们做点好事”。
在抗疫胜利的前夕，塔鲁感染鼠疫死亡，成为这场鼠疫抗争的最后一次失败。
这是塔鲁注定的结局，也是作者刻意的安排。
《安娜·卡列尼娜》里说：人都是为希望而活，因为有
了希望，人才有生活的勇气。
一个没有希望的人，走向的只会是死亡。
塔鲁的死亡，暗示着理想的破灭，同样，塔鲁的抗争也代表了与荒诞世界抗争的最优秀的力量。只不过，抗争终究要付出代价，而这代价便是一批最优秀的人先离开。
所以里厄感慨，这次失败终结了战争，将和平本身变成一种永难治愈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