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5日 Lee公子 摘自《人类的出路》第八章 张庭宾著
张庭宾老师2017年的这本新书绝对是一本令人高山仰止的大作，书中的观点，纵横古今，跨越学科，高瞻远瞩，犀利透彻，其知识涉猎面之广令人惊叹——大国博弈，金融政治，军事科技，社会人伦，历史宗教，民族文化无不涉猎一一且绝非泛泛而谈和浅尝辄止，观点之犀利深刻让人敬服——无数的原创观点，发人深省，振聋发聩，耳目一新，甚至拍案叫绝！
这本书读完之后，发现其信息量太大，涉猎面太广，我自己已经消化不良。
书中太多内容都可以称得上精彩绝伦，但是我就拣其中一个让我觉得“拍案叫绝”的内容分享出来。
本书本人作为五星级评价（满分），但不做大众推荐，原因是思想浓度过高，认知压力太大，消化太过不易。
精英的“完美人生”与人类“葫芦型社会”
假如西方主流精英能够接受如此“精神小宇宙”与“大宇宙精神”贯通的思路，能够亲历东方佛教、道教、瑜伽等实践修行的方法—这些方法自中国远古仙人岐伯（口授中医经典《黄帝内经》给黄帝）、古印度释迦摩尼佛以来，数千年中已经被一代代东方的顶级精英所验证，也折服了包括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的古代精英。
如果西方顶尖的精英不再甘愿被动地随着肉体的衰老死亡，意识不断恐惧，最后灵魂不知所踪。从此尝试另一条来自于东方的道路:在人的肉体死亡之前，人的精神灵魂可以凝聚强大突破肉体囚笼，可以自主升入天堂，成为神人，甚至灵魂可以广大到与整个宇宙精神同体，永生不死；如果再进一步，有西方的精英通过实践禅定实修而证到那个境界，即西方人也可实证活着的时候上天堂，这将使更多的人相信这一条道路的可行性，从而愿意追随实践。那么，在世俗社会功名利禄上已经获得享受满足的西方主流精英们就会发现——他们可以有一种不一样的人生，不用赚钱到死，不用恐惧衰老死亡，他们可以有“完美的人生”在灵魂没有出路，不能自主上天堂的西方文化中，个人肉体经验主义是人这一生幸福感受的主要来源——主要来自于物欲的满足，满足眼、耳、鼻、舌、身、意的享受。但正像我们前面所分析的，这种肉体的享受，在第一次获得时，会最刺激，最有幸福感，就像做爱一样，而后将逐渐边际效用递减。当西方主流精英按照新教的要求，越到老年财富越来越雄厚，但身体却每况愈下，这与越来越丰富的可享受物质将形成越来越强烈的反差，生命的悲哀感势必将越来越严重，而最后意识将被死亡给压迫的完全室息一—这样的人生注定是一个悲剧。
西方人既有的人生幸福轨迹就如这张图上的A曲线，它大概在30岁前后达到顶峰，但其后随着身体感触能力的下降，幸福指数就会不断走低，到最后生命终结的时候就会归为零。但是如果我们相信人的灵魂通过修炼能够摆脱肉体的束缚，进入天堂拥有天界的幸福时，我们就会在中年以后，随着世俗的物质享受能力下降，生命走向衰老死亡面对越来越悲哀的压力，它反而会成为我们追求精神幸福解脱的越来越强大的动力。况且这种精神灵魂幸福的追求是无止境的，或者说，在达到与大宇宙精神同体的“佛法身”境界之前，这值得最有智慧、定力的精英不仅这一生，乃至无数生持之以恒地追求。这样他就可能拥有“完美的人生”那么，对一个精英来说，这样“完美的人生”是怎样的呢？在他年青的时候他参与市场竞争赚钱，获得了物质上的成功，财务上的自由，各种物质享受都得到了尝试，但却不沉迷，因为他知道这种快乐是短暂的，如梦幻泡影。他知道人生还有更值得追求的，这时候他开始做减法，将自己的事业逐渐转移给有能力的年青人来继承操作，给他们成长的机会，帮助他们实现在财务上的解放，他由此获得年青人的崇敬；他去帮助穷人，特别是缺乏学习机会的少年和需要临终关怀的老人，由此获得越来越多的社会声望，成为社会的楷模，成为社会价值观的中流砥柱。与此同时，他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开始深入修行一—通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六法门修行“菩萨道”，使自己关闭逻辑思维，通过禅定提升灵魂的清净程度，提升直觉思维的境界，最终使灵魂超脱肉体，主动自觉地升入天堂。
即如果一个人真诚地追求精神幸福的话，他由此必然会转化为一个以社会幸福最大化为目标的社会精英，而不再是以个人物质享受最大化为目标的自私精英。因为精神幸福的主要来源有两个:一是提携年青人、帮助弱者，获得他们发自于内心的感谢和爱戴，社会精英会从这种尊敬的目光，和谐的关系中得到精神价值的肯定和提升。二是放下物质欲望枷锁，摆脱逻辑思维惯性，使自己的精神灵魂变得清静纯真，从而将烦恼、痛苦和恐惧排出脑海，从而使自己的灵魂可以纯净强大到摆脱肉身，升入天堂。其实，这种放下物质欲望枷锁，反哺社会，给年轻人创造机会，真心实意地帮助弱者，通过有利于他人满足愿望，同时提升自己的灵魂境界和精神幸福的方法，就是“入世修行，自利利他”的“菩萨道”的精髓诚然，我们必须承认，人首先是自私（满足自我需求）的，但是由于人的需求像马斯洛（注11）所分析的那样，是有5个不同层次的。因此，虽然人与人在同一需求层次（特别是低级需求）上主要是竞争关系，是零和乃至负和博弈但在高级需求之间、高级需求与低级需求之间，却完全可以是相互满足需求的正和博弈。比如第一级（也是最低级）的生理需求（呼吸、水、食物、睡眠、生理平衡、分泌、性）、第二层次的需求（人身安全、健康保障、资源所有性、财产所有性、道德保障、工作职位保障、家庭安全）大多是零和博弈，因为人在物质占有上的排它性，而容易演变为投机剥夺别人合理利益的恶性竞争，恶化为相互伤害升级的负和博弈，即第一、第二层次需求属于“物欲自私小我”的范畴，为了避免恶性竞争，国家与社会必须实施统一、公正、严格执行的法律和规则。不过，第三层次情感和归属的需要（亲情、友情、爱情等）；第四层次:尊重的需要（自我尊重、信心、成就、对他人尊重、被他人尊重）；必须要以人与人之间某种程度上物质和感情上的相互扶持，相互真诚相待，才能得到满足。而在第五层次自我实现的需要（道德、创造力、自觉性）上，马斯洛的认识显然是不到位的，真正的自我实现应当是因为坚信某种信仰是真理，通过自律，以道德和品格的提高，最终实现这一目标，而这个终极目标是超脱对死亡的恐惧，使灵魂得以永生一—在这一目标的实现上，东方各文明有大量实践经验的宗教—比如佛教、道教和印度教等，他们都通过放下一切物质欲望和精神羁绊，使自己的灵魂获得纯净而实现。
因此，在当今西方主流精英在物质财富上已经极大丰富，远远超过他们和子孙所需要的情况下，他们如果能够认识并走上满足自己高层次需求的正确道路，而将部分过剩的物质财富反哺给尚未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人们一—比如全球每一刻约有10亿人在挨饿，这样必然得到更多人对他们的真挚情感和发自肺腑的尊重。而他们在追求第五层次需求—自我实现，让灵魂进入天堂的时候，他们必然需要做减法，将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修行，而将机会给到更多有志气、有能力的青年（他可以通过存留部分股权、信托基金等方式巩固和保持扎实的物质基础），从而使自己的精神幸福水平不断提高，最后不仅成为世俗社会的圣人、众人的精神楷模，乃至在活着的时候自主地升入天堂，使灵魂获得永生。
由此，人类最有智慧的精英可以迎来完全不同的人生——这堪称可以满足一个人五个层次需求的“完美人生”。而不是现在人类精英的生存思路——不停地赚钱，直到死在赚钱岗位上，使得越来越多的财富聚集到手中，社会贫富差距日益严重，导致越来越多穷人和年轻人越来越深刻的仇恨。而为了镇压这种仇恨，主流精英变得更加冷酷无情，实施社会达尔文主义，不断削薄社会金字塔，使之越来越接近图钉型社会。为了捍卫极少数金权家族的特权，统治者不惜破坏民主和法制，摧毁最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国与国之间也越来越恶性竞争，甚至最后可能尖锐到爆发世界大战的程度，即穷人和富人最后都会成为输家，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赢家。
与此相反，倘若物质上获得成功的精英，在中年之后，转而扶持年轻人、帮助穷人，自觉自愿地追求精神幸福和灵魂升级。如果人类大多数精英都能主动自觉地这样行动，那么这个现实“图钉型社会”必将逐渐转向“葫芦型社会”那么，何为“葫芦型社会”呢？如下图所示。这个新型社会结构就像一个葫芦那样，下面容器大，上面小，下大上下的两个容器是互通的，而整个容器的顶端是葫芦口。下面大空间里的人，是物质自私自利的小我，他们想要获得的是物质满足和财务自由，对于这种人性自私，最好的办法还是规则统一、透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即通过一个人（组织）的人性自私去制衡另一个人（组织）的人性自私，这是成本最低效率较高的方式；同时，在政治上实施社会中低层面的政治民主，比如省级（州级）以下的民主选举，也包括众议院的民主选举而当一个人物质享受上得到了满足，希望追求精神幸福和灵魂境界，他可以经过严格的筛选机制，须证明自己没有贪婪的物质需求，严格自律的能力，有着众生平等的价值观，并且能反哺社会，示范民众，则可以跻身上面的小容器，加入社会精英——以社会公众幸福最大化为追求者的行列（如果其出现了不符合社会精英标准的行为，则要被打回下部大容器）。社会精英内部通过推选，组建精英中的精英的决策机构——社会精英院，它类似古罗马的元老院，但与古罗马元老院更多是家族世袭不同，也与当代大多数国家参议院由大众选举不同，该院的成员由社会精英团甄别、推选而来，但应该受到社会公众的公开监督。这正像汤因比曾经指出的:“最好的行政体是 Meritocracy（能力主义体制）。但是我以为由最公正、最有效地严格选出来的人组成的能力主义体制，也不应免除来自群众的控制。这种能力主义体制，在人选上也不采取一般群众选举的办法（注12）。”
即这些人代表文明水平，引领文化发展，制定社会规则，掌握核心权力，甄别社会精英。由此可以避免“多数人的暴政”。而其中最有悟性和智慧的人，通过禅定等修行方法，超越肉体囚笼，穿越“葫芦口”而成为神仙，乃至菩萨和佛给社会精英示范，还能以天启的方式给人类发展以指导。
如此葫芦型社会就可以形成一个良性的内部循环，使得不同层次的人各得所需，相互满足对方不同层次的需求，最后形成一个各归其位，各得其所，理性共赢的有机联动整体，就像一个人体的各个器官组织，亿万细胞组成了一个人的有机整体一样。那么，由人类精英对“完美的人生”心甘情愿地接受和践行，则必然演化出一个可持续发展良性循环的“理想的社会”。
“葫芦型社会”的社会实践
——（摘自《人类的未来出路》第九章）
华为比欧美跨国公司更强大的竞争力来自于它独特的企业制度——一条非常纯粹的非上市股份合作制模式。华为对外坚决不上市，对内则实施了彻底的股份合作制，将有贡献有能力的员工最大程度地吸引到股东当中。2014年3月华为曝光了股权簿，当时15万员工中8.4万人持股，合计持股比例超过99％，而创办人任正非仅持股1.4％。由于华为保持了较高利润，股权分红如今已经约占到华为员工总收入的1/3。任正非对此的解释是:“（公众）股东总是很贪婪，他们希望尽可能快地榨干一家公司的每一滴利润。华为的员工也是公司的所有者，因此他们往往会着眼长远，不会急于套现，公司的拥有者并不贪婪。我们之所以能超越同业竞争对手，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上市。”事实已经证明，华为的非上市股份合作制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具竞争力的企业制度之一。这也是华为能够击败欧美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电信业霸主的原动力所在。
华为股份合作制获得的巨大成功，意味着中国企业不仅在技术创新上开始赶超欧美跨国公司，也正在成为全球企业制度创新的引领者。与此同时，另一家中国企业也展现了这种体制创新引领能力，它就是中国新崛起的跨国公司一中国华信。
在2016年世界500强排行榜上，中国华信位列第229位。特别是在2014年来，它以令人惊异的速度迅速布局，已经成为横跨亚欧非的石油跨国巨头，它已经初步形成了从石油资源－物流－储备－加油站的全产业链；同时在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三维”，以及实业和金融两个层面建立了中国民间石油的“一路一带”立体结构。它打破了国际石油领域几十年来寡头联合垄断的局面，成为个新的次重量级玩家。它已控股了哈萨克斯坦石油国际公司、捷克J＆T金融集团等。不仅如此，它还控股了美国老牌投行高宏集团，以战略布局新能源。中国华信的迅速崛起，不仅是因为其创始人叶简明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把握了中国“一路一带”“混合所有制”和国际油价暴跌的三重机遇。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创的三级企业管理模式，不仅符合人性不同层次的需求，更与本人“葫芦型社会”的合理结构不谋而合。
华信的公司体系为三级:第一级是集团总部，其核心是位于上海的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华信章程规定:中国华信是民营集体制企业，公司股权均为代持，不属于个人财富，华信永不上市，永不分红，永续经营；华信二级企业由15个一级投资平台公司构成。他们可以分配股权、上市融资；对于三级公司，华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利润分享的运营方式，也鼓励有能力有业绩的企业领导成为公司股东，甚至管理团队成为大股东。
与三级企业和三级企业制度相对应的，叶简明将华信人分为三种关系、三种文化:“三种关系”的内涵是:1.职业经理人接受严格的规范化管理，学习专业知识和管理技能，听从指挥，半军事化管理；2.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可以提升为事业经理人，事业经理人是战略执行者，具有独当一面的开拓管理能力；3.事业经理人可以发展为老板（董事），成为华信的核心精英。这样就形成了持续进步的阶梯机制，以此形成企业内部力量的有序向上升级。
这三种管理模式正是对应了人的“三层需求”:第一个层面的人——职业经理人是为物质生活的，他还在为工资够不够生活发愁，就要用管理职业经理人的模式；第二个层面主要是为名利一—事业经理人，在物质生活已经基本满足的情况下，他追求名利，就是权力、社会地位、社会价值，而不再过多考虑工资要怎么多几千元或者几万元，这要用事业经理人的社会名望地位满足他。第三个层面人——老板。叶简明说，这个层次的人“应该是拥有一种精神，实现一种理想他就不在乎名利了，他更多考虑的是能为社会留点什么，将来历史能不能写上他的一页。第三个层面的人可以重用，可以成为公司核心骨干。
中国华信这种被实践初步证明是符合人性、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与本人关于“葫芦型社会”的设想非常吻合:第一层面和第二层面的人还处于人性物质自私功利的葫芦下层“大容器”中，对他们必须实施物质激励、制度规范和人性自私之间的相互制衡监督来管理。第三层面的人相当于“社会精英”，他们属于葫芦上层的“小容器”，他们少而精，是公司的真正灵魂。他们制定战略，明确规则，示范文化，对下监督。他们的个人理想追求与公司的责任感、使命感合二为一，把它作为人生追求，可以保持公司的可持续良性发展。而不是通过上市使得公司股权利益分散化，不同股东基于不同利益取向，对于公司战略目标争斗不休，结果难免是资本市场对公司涸泽而渔——这也是现代西方跨国公司的最大弊端是它们越来越后继乏力的根本原因。
与华为的股份合作制仅适合于技术高度密集、一体化程度高的产业相比，华信的这种“新型集体企业制度”创新模式适合更广泛的中国企业。倘若中国企业能够在国家对等开放的必要保护下，坚持走自主创新+新型集体企业制度的话，中国制造业必将在未来10~20年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一支中坚领导力量。
此外，中国华信的这种实践，对于中国乃是人类的未来社会治理结构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它是能与本书构想的未来“葫芦型”社会相印证的罕见社会实践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