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 书影君
西南联大创办之初，教学环境及教职工的后勤保障条件，十分艰苦。
由于战争而物价飞涨，在抗战前500元的工资是一笔可以购买一辆小轿车的巨款，而在昆明时，教授们依旧领同样数额的薪水，但购买力只相当于战前的十几元了。
为了补贴家用，教授和学生们各自想办法。
文学系教授闻一多开始卖文、替人刻名章度日。石章每字100元，象牙章每字200元。刻一枚章的收入，可以支撑他一家人好几天的伙食。
国学大师冯友兰的妻子，在自己家院子中支了一口油锅，炸麻花出售给学生。
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的老师，有“中国物理学之父”之称的吴大猷，那一时期甚至开始养猪补贴家用。
还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在当地寻找家教的工作，以弥补生活费的不足。
经济条件不好是一方面困难，而治学环境的危险及学术资源的匮乏，也是西南联大办学中遇到另一方面困难。
教授们参考的书籍，大部分都遗留在沦陷区。即便是带出来的一部分，经过长途奔袭也难免遗失损毁，等到昆明时，参考书籍已经所剩无几。
教授们撰写专著，往往都是凭借着自己的记忆。即便如此，还要随时躲避日军战斗机的空袭。
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创建者金岳霖教授，在西南联大撰写自己的哲学专著《论道》时，就是把几百页的书稿随身装在一个手提包内。空袭警报一响，他马上收拾书稿，然后向昆明市区北边的山坡逃避。一边躲避空袭，一边撰写书稿。
大轰炸，已经成为教授们需要时刻警惕却也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
在一次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空袭中，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的家被全部炸毁。幸运的是，他在废墟中找回了自己正在撰写的《人文类型》的手稿。
而金岳霖教授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花费数年心血写成的哲学专著《知识论》，那多达70万字的手稿，在这次轰炸中不慎遗失，这令他心痛至极。
据统计，1938年到1944年止，日军飞机对云南的空袭多达281次，无辜群众伤亡7500多人。
即便在这样严酷的战火之中，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心中所想，依然只是教学和研究。
右眼失明，左眼视力也开始恶化的陈寅恪，坚持每天准点到校给学生上课。空袭时，他就带着凳子在住所前的大土坑躲避。昆明多雨，土坑中时常满是雨水，他就坐在水中，等待警报的解除。
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在西南联大一口气开了十多门课程，包括诗经、楚辞、先秦两汉文化等等。他上课时可以抽烟，讲课又十分风趣，深得学生喜欢。听课的学生，不但包括中文系、文学院的，理学院、工学院的学生也都跑来听。
学生回忆，听闻一多先生的课，有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
钱穆教授用他刚刚写作完成的《国史大纲》做教案，为学生们讲述中国历史。因为学生太多，教室太小，闻一多有时候不得不从门口踩着学生的课桌，才能走到讲台上。
汪曾祺在《草木人间》中回忆自己在西南联大的国文老师沈从文，严谨的治学态度。
“每次上课，他总是夹着一大摞书本走进教室，把仔细批改后的习作，和特意寻来的书交给学生。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病，筷子头大小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抄成了，卷成卷，上课交给学生。”
诗人查良铮（穆旦）在西南联大毕业后直接留校，在外文系担任助教。他在自己的书中回忆：轰炸第二天，在外躲避轰炸而露宿一晚的教授，顾不上休息而直接开始上课，学生们也是在下课之后，才去废墟中寻找自己的物品。
西南联大教授柳无忌在著作《烽火中讲学双城记》中充满感情地描述在昆明的这段生活：
“敌人侵略下，教授和学生们在后方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可是民族精神依然兴旺，而士气更因炮火洗礼而变得更刚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