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儿子从网上购回一件衣服，衣服倒是挺合身，可就是肩部和肘部贴了四块补丁，看着有些别愣。其实，我在大街上也见过有人穿这样的衣服，知道这是一种新款式，就没再说什么。
周末，我们三口人回老房子看望母亲，一见我儿子穿的衣服，母亲就耨了鼻子：“孩子，你这衣服是新的吗？”
儿子挺起胸脯：“奶奶，咋地了？是新买的呀。”
母亲摸了摸那件衣服：“你咋还买了件嘎嘎新的破衣服呢？”
儿子笑了：“咋破呢？这不是挺好吗？”
“还好呢，好孬糟吧，一件新衣服，贴了四块大补丁，磕碜透了。”
儿子蹲在地上乐：“奶呀，你太外行了，那不是补丁，是装饰，现在时兴着呢。”
我和妻子在一旁捂着嘴，但不敢笑出声来。
我俩实在无法给母亲讲清那补丁的含义，本来嘛，那四块补丁也没啥含义，就是一种款式，就像当下那些露着大窟窿小眼子的“乞丐服”，你能说明有啥含义？是为了通风透气吗？那就穿短裤、短裙多好哇。
母亲坐在沙发上，微闭着眼睛，不再言语，我知道，母亲还在琢磨着那四块补丁，她在追忆着那久远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艰苦岁月。
补丁于母亲再熟稔不过了，早些年，不光是我母亲，全镇子所有的母亲几乎都常年和补丁打交道。
每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母亲，坐在油灯下，为父亲和我们哥几个缝补衣服，一针针，一线线，针脚匀称、细密，有时一直缝到深夜。
左邻右舍的婶子大娘们都羡慕我母亲的针线活儿，有时一进屋就欣赏着我家的门帘儿，吧嗒吧嗒嘴儿：“你看看人家这荷花绣的，多水灵儿，上面都能落蜻蜓，你再看看你家那破门帘子，造的黑了巴黢的。”
另一个婶子拧了一下那位大娘：“你是老鸹落在猪身上，光看别人黑，看不见自己黑，好像我没见过你家的门帘子似地，跟粑粑褯子没啥两样。”
母亲赶紧把她们让到炕上，相互交流着针线活儿的经验。
那时候，镇子的家家户户、大人小孩都穿带有补丁的衣服，打补丁成了每家女人们的重要活计，当然也成了衡量女人称不称职的重要标准。
在我家，男孩子多，而且都挨肩儿，用父亲的话说，就是一帮活驴，所以每件衣服都是“缝缝补补又三年”，哥哥穿完了我穿，我穿小了弟弟接着穿，直穿得千疮百孔，补丁多得不能再补时才光荣退休。
每每这时母亲还是把衣服稍好的地方剪下来，预备给其它衣服打补丁。我们哥几个就是穿着母亲给打过补丁的衣服从少年到青年一路走来，虽未体面过，但也未露过肉。
其实，打补丁也是一门艺术，补好了看着就顺眼，补不好就像一块烂膏药，磕了巴碜。人都说男人窝囊窝囊一个，女人窝囊，窝囊一窝，补丁是女人的脸，一家人走到哪里，就会把这张脸带到哪里。
“你们快瞧瞧那老赵穿的，真他娘的磕碜，前大襟的两块布丁弄成两样色儿，还三扁四不圆的，他老婆好像没长爪子。”王大嗓门老婆指着远处的老赵说道。
在一旁的谢大婶推了王大嗓门老婆一下：“你可拉倒吧，消停一会儿得了，还舔脸说人家呢，你看看你身上穿的，挺好件红衣服，偏偏缝个绿补丁，还好意思出来嘚瑟呢。”
王大嗓门老婆挺了挺胸脯：“绿补丁咋地了？绿补丁更新鲜。”
谢大婶一撇嘴儿：“还新鲜呢，你没听说吗？红配绿，赛狗屁，这件衣服穿在你身上，连狗屁都不如。”
王大嗓门老婆指着谢大婶：“你个臭老娘们，都损秃噜皮了。”
旁边的婶子大娘都乐得前仰后合，王大嗓门老婆满脸通红，吐了口吐沫，臊巴嗒地往家走去，女人们也余兴未尽地回家做饭去了。
其实，谢大婶说的很在理儿，打补丁是讲究审美的，补丁要尽量与衣服的颜色相同或相近，如果对比度太大，看着就扎眼，不协调。
颜色协调了，接下来就是大小和形状的搭配。
通常情况下，一件衣服最容易破损的是双肘，裤子容易破损的是双膝，如果左肘或左膝磨出了窟窿，右侧也不会好到哪去，即使没出窟窿，也要两侧同时打上补丁，大小和形状尽量一致，这样才对称、美观，就像我儿子买的那件嘎嘎新的破衣服那样，两个肘部都打上了两块完全一致的“补丁”。
当然，还有几个地方也容易破损，但可以不打补丁，比如衣服的领子、袖口和裤子的裤管。针对领子，条件好的人家可以做个假领子套上，既美观又好洗；而袖子呢？则可以戴上套袖；至于裤管，那就必须缠绑腿了。
绑腿我很熟悉，小时在电影中就常看到八路军、新四军乃至解放军都缠绑腿，缠上绑腿人就显得精神利索，行军还快，着一崩子还可以包扎伤口。
据说抗美援朝时，志愿军开始时也缠绑腿，由于美军武器先进，常常使用燃烧弹，战士身上着火后，有绑腿缠绕裤子不好脱去而容易烧伤，打那以后志愿军战士就不再缠绑腿了。
虽然有假领子、套袖和绑腿来保护衣裤，但补丁的主导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上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镇子几乎所有人家的炕上都有两件宝贝，一件是男人抽旱烟的烟笸箩，另一件就是女人用来缝衣服、打补丁的线笸箩，线笸箩里装着剪子、锥子、尺子、顶针儿和线板子。
时间一长，笸箩被弄得黑巴出溜的，等到春节糊棚时，母亲在笸箩上抹些糨子，糊上一层花纸儿，那笸箩又玲珑可爱、复旧如新。
为了防备“无米下炊”，女人们都在自家的柜子里准备个铺衬包，包里备着不同颜色、规格不一的铺衬。所谓铺衬就是从旧衣裤上剪下来的旧料，预备打补丁或打袼褙用，铺衬包就是那时女人们的“百宝箱”
夏天的晚上，女人们收拾完碗筷儿，三五成群，挎着“百宝箱”聚集到巷子的大榆树下。她们先是闲聊一会儿，之后便饶有兴致地打开自己的“百宝箱”，把一摞摞颜色不一、大小不等的铺衬摆到地上，大家相互欣赏，相互选择，一旦发现对方有和自己相匹配的铺衬便提出交换，有时为了成交，一方不得不用两块或三块来换取对方一块铺衬。没办法呀，谁让你心仪人家的铺衬呢？上赶着不是买卖嘛。
为了让自己的铺衬包更全科、更丰满，母亲便给我和弟弟下了一道密令，让我俩出去捡破铜烂铁和玻璃碴子等废品的同时，见到好的铺衬一定要捡回来。
密令是下了，可效果甚微，要知道，家家都把铺衬当个宝儿，傻透腔了才会把能用的铺衬当做垃圾扔到大街上去。
为了不让母亲失望，我和弟弟绞尽脑汁，终于盯上了离镇子三四里远的被服厂，那个被服厂是国营单位，专门为林业工人生产劳动保护品。每天下班后，厂子的后勤人员将挑选剩下的边角废料扔到门口的垃圾箱里。
我和弟弟放学后就去那个被服厂门口等候，等工人把垃圾倒进垃圾箱后，我俩就把脑袋伸进垃圾箱里忘情地挑选能用的铺衬。悲哀的是，那时的工人都很敬业，把能用的布头都挑选出来，我和弟弟捡到的铺衬都小的可怜。
“有毛不算秃”，我和弟弟每天放学后照例去那个被服厂，一旦幸运捡到一块稍大些的布头，就会像如今在古玩市场捡了一个大“漏”，回家的路上都洒满了歌声，一曲《打靶归来》一直能唱到家门口。
晚上吃饭时，我和弟弟的碗里居然多一个油汪汪的咸鸡蛋，这就是母亲给我俩颁发的最高奖项。
铺衬多了，打补丁根本就用不完，母亲一下子阔绰起来，整天喜形于色，只要周末是晴天，母亲就领着我和弟弟在院子里用小块的铺衬糊袼褙。
“袼褙”一词现在很少用了，但在那时可谓家喻户晓，它是千层底布鞋的最基本原料。记得有首歌唱到：
最爱吃的菜是那小葱拌豆腐
一清二白清清白白做人不掺假
最爱穿的鞋是妈妈纳的千层底
站得稳走得正踏踏实实闯天下
那一双双普普通通的千层底，蕴含着所有母亲辛勤汗水和无私的爱。
别人家的千层底在水中刷几次就软巴拉嗒，而母亲纳的鞋底能挺过一个夏天。左邻右舍的婶子们都很纳闷：难道这千层底里也有啥奥妙？
其实她们不知道，我母亲打袼褙用的不是普通的铺衬，而是我和弟弟在被服厂捡来的嘎嘎新布头哇，这样袼褙纳出的鞋底不硬实才怪呢。
我和弟弟在被服厂捡铺衬持续了两年，这两年期间，被服厂的后勤工人已经认识并接纳了我们，我俩可以自由进出厂子，并时常操起扫帚帮她们打扫卫生，用现在的话说，那就算打进步吧。
有时，好心的工人会偷偷在垃圾里掺些块儿稍大些的黄色帆布布头，这种帆布是制作野外作业帐篷的原料，又厚又结实。见到这样的布头母亲神色紧张，以为不是好道来的呢。母亲晓得，这样的布头已远远超出铺衬的范畴之列了。
冬天到了，我们哥几个都穿上了母亲用黄帆布做的棉鞋，这样的鞋穿起来既舒适又保暖，比商店卖的棉乌拉鞋强百套。
寒冷的冬天，蹬滑冰鞋是我们男孩子的主打游戏，这种游戏的最大优点是刺激，速度快，有时都能超过自行车，缺点就是费鞋，用不了几天，系滑冰鞋的细绳就能将鞋后帮勒出个大口子，母亲用黄帆布做的布鞋也无济于事。
我和弟弟正在街上跟伙伴们蹬着滑冰鞋，被刚下班的父亲逮个正着，回到家里，几个耳光子是免不了的。之后的半个月，我俩再没敢动滑冰鞋。
那年的腊月二十九下午，母亲在屋里急得团团转：“这下可毁了，商店的酱油卖光了，明天就过年了，除夕吃饺子搁啥拌饺馅儿呀。”
我赶紧安慰母亲：“妈，别着急，咱再想想招儿。”
“还能有啥招儿，你李婶说朝阳林场倒是有卖酱油的，可咱镇子离那儿五六公里，雪大路滑的，走到那儿人家早就关门了。”母亲“唉”了一声要进厨房做活。
我自曝奋勇地：“妈，你看我行吗？”
母亲苦笑一下：“你去，你会飞咋地？”
我嘿嘿一乐，：“我不会飞，可我会蹬滑冰鞋呀，我和我老弟管保能买会酱油来。”
母亲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吧，你俩快去快回，别摔着，棉鞋蹬坏了，晚上回来我给你俩补。”
当我和弟弟顶着满天星星把酱油买回来时，父亲拍打着我和弟弟身上的霜：“好小子，有种，也能帮爸妈做点儿事了。”
半夜，我被尿憋醒，起炕一看，母亲正一针一线地为我和弟弟的棉鞋缝着补丁。
光阴荏苒，到了改革开放以后，镇子上家家的生活水平都开始提高，人们身上的补丁也越来越少，现如今，人们西装革履，争着穿名牌，衣服未等过时就下了身，谁还去给它打补丁呢？“补丁”这个名词早已寿终正寝，在人们的大脑中消失了。
可我不行，有时我还常常想起早年那些穿过的旧衣服，想起那些缝在衣服上的补丁，因为那补丁里缝着我童年清苦的岁月，同时也缝着母亲对我们儿女无限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