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七一是个特别的日子，党的生辰，百年华诞。这是个普天同庆，万民同欢的日子。这是个大家都在四处传诵“生于华夏，何其有幸”的日子！
是的，生于华夏，何其有幸！这个已经百年的党，现在依然带领着中国十四亿人民奔向更好的生活，红星，也依旧照耀着中国！
这个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党，在1937年被一个外国人，用他独特的视角，把他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写在一本书里。这本书，就是《西行漫记》，作者是美国人埃德加·斯诺，他是第一个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介绍给世界的人。
这本书于1937年10月在英国伦敦出版，一周内便被抢购一空，当月内加印三次仍供不应求，仅在英国就销售了10多万册。之后，这本书被翻译成近20种文字，几十年间几乎传遍了世界，时至今日还在西方拥有众多的读者，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经典书目。
随着这本书的问世，西方人第一次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了解到新闻封锁下那个被称为“赤匪”群体的真实面貌。它让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正在孕育的那种不可战胜的精神，中国正在兴起的那种生机动人的力量，极大争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理解和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
在中国，这种力量体现地更为直接，它让红色的精神席卷了中华大地，让无数爱国的进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通过这本书真正了解了共产党，他们不辞艰辛、跋山涉水，越过重重封锁，奔赴革命圣地。
读《西行漫记》这本书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内容之一，说的是红军的干部都非常年轻，而且干部的伤亡率都特别高。因为每一次的战斗，干部们都会身先士卒，振臂高呼：兄弟们，跟我来！而不是像西方的指挥官那样发号施令：兄弟们，冲上去！
有人说，文字的力量，有时胜过千军万马。而这种力量，《西行漫记》恰好就有。
在陕北的100多个日子，斯诺从共产党人身上感受到一种独特的东方魔力，并断定这是古老中国的星火之光。
他深情的写道，“我和红军相处的四个月，是一段极为令人振奋的经历。我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们的身上，我强烈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如此强烈的感受。”
四个月的采访，斯诺写下了十几本日记和笔记，拍摄了三十卷照片，其中毛泽东头戴红星八角帽的照片，更是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传世之作。斯诺把自己对于红色中国的感情，全部熔铸于《红星照耀中国》，也就是《西行漫记》中，他在书里预言：“红星照耀中国，甚至还照耀世界。”
在苏区，斯诺采访了数十位中共最高领导人，接触了上百位红军战士，更切身感受了苏区人民的真实生活。这些第一手的真实资料，极大地震撼了他。
对毛泽东的采访，被斯诺称为生平经历过最宝贵的谈话。
斯诺眼里的毛泽东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他的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他的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
他平易近人，生活简朴，身上有着中国农民质朴纯真的性格，而且他颇具幽默感，喜欢憨笑。毛泽东博览群书，精通旧学，对哲学和历史有很深入的研究，演讲写作乃至记忆力都异乎常人。
毛泽东的外表不拘小节，但对待工作却事无巨细。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两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铁打的，这得益于他年轻时对于身体的严苛训练。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似乎就凭直觉知道，中国的未来需要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忍受艰难困苦。
在保安的窑洞里，微弱的烛光下，斯诺和毛泽东进行过许多次的彻夜长谈。
毛泽东向斯诺讲述了中国工农红军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讲述了苏区根据地的建设及其各项政策，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统一民族战线的主张，表达了对国共合作和共同抗日的诚意，预言了中日战争的发展前途和中国必胜的结局。他们还第一次谈到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的关系，论述了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表示中国愿同友好国家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更大的合作。
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徐海东等红军将领，普通红军乃至平民百姓，也给斯诺留下了深刻印象。
苏区那些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一个个情绪愉快、精神饱满。他们耐心勤劳、聪明努力，身上散发着一种令人惊异的生气勃勃，对红军忠心耿耿。看着他们，你会相信，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在这些“红小鬼”的身上，寄托着中国的未来。在见到他们之前，斯诺从未在中国儿童中间看到过这样高度的个人自尊。
红军是中国惟一的一支全国性军队，几乎中国各省的人都有。这里官兵平等，所有人吃的穿的都一样，美味食物也会大家平分。在战斗中，指挥员向来都同士兵并肩作战，他们总是习惯说“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说“弟兄们，向前冲！”，也因此，指挥员的伤亡率一度达到50%。
红军无论官兵，都生活简朴。哪怕做了十年红军领袖的毛泽东，所有财物也不过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在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他也不愿穿鞋。周恩来土炕上的蚊帐，是唯一的奢侈品。彭德怀穿着用降落伞缝制的背心，却开心地像个孩子。财政部长林伯渠耳朵上挂着的，是用线绳系着的断脚眼镜。
但斯诺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诉过苦，他们坚忍不拔的精神令人钦佩。对于革命，他们永远是高高兴兴的乐观主义者！因为每个人都怀着坚定的信念，认为自己是为家庭、土地和国家而战斗。
斯诺还在红军身上看到了一种“快活”的高级情绪。刚到保安时，他曾和一对战士结伴而行。他们几乎整天唱着歌，那种歌声是自发的由心底而出的快乐。
不作战时，红军的生活也很充实，军事训练、政治学习、读书识字、体育竞赛、娱乐唱歌……从早忙到晚。在困苦的战斗间隙，他们快活地享受着生命的另一种乐趣。这种情绪，是斯诺在消极的中国人身上很少看到的。
在外人看来，红军过着艰苦卓绝的生活，可在他们心中，有革命的地方就是好地方。他们吃什么，睡在那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革命。哪怕是十四五岁的红小鬼，身上也闪耀着刚毅坚忍的革命精神，这种被斯诺称之为“士气”的精神，深深感染和打动了他。
斯诺看到，在陕甘大地上，共产党取消了高利贷、取消了苛捐杂税、消灭了特权阶级，还为农民重新分配了土地。这里彻底消灭了鸦片，贪官污吏从来没有听说过，奴隶和乞丐已经绝迹，缠足和溺婴遭到禁止，奴婢和卖淫已无踪迹，一夫一妻的婚姻自由得到尊重和保护。这里人人皆有田种，孩子也可免费读书识字，农民们通过无线电聆听世界新闻，通过红色剧社丰富文化生活。这些剧社不收门票、没有包厢、没有雅座，领导人也和他们坐在一起。
红军帮助农民，农民也爱红军。战士们说，农民们总是自动出来帮助我们做急救工作，他们把受伤的战士从前线抬回医院。作战的时候，他们常常把小股敌军缴了械，切断他们的电话电报线，把敌方调动的消息告诉红军，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切断红军的电话线，甚至还帮助红军拉电话线！一个农村孩子会连夜跑十里山路，给红军战士送去敌军的进攻消息。他们替红军亲手做了一千双、一万双鞋子，每户人家都送子弟参加我们红军，他们认为红军就是人民。
在对红军长征事迹的采访中，斯诺还进一步洞见到红军那股不可战胜的力量。
在长征中，斯诺看到了红军的坚毅勇敢。368天的路程，235天的白天行军，18天的夜间行军，爬过18条山脉，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大小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军队的包围，打败、躲过或胜过后方的各路追击，穿过六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有些甚至是中国军队几十年没有去过的地方。
飞夺泸定桥时，红军战士一个个站出来，甘愿为了胜利付出生命，一个战士中了弹，掉了下去，接着就有了第二个、第三个，他们的勇敢甚至让对手惊异。斯诺在采访中见过这些战士，他们的年纪才不到25岁。过草地时，他们在荒无人烟的沼泽地里艰难行进，没有柴火就生吃青稞和野菜，没有帐篷就蜷缩在灌木枝下面躲雨。
但即便如此，仍有无数的战士，心甘情愿地跟着共产党走了下去。斯诺初到延安，曾遇到一个17岁的青年，一路跟着红军从福建走到保安。说起长征时，他并不当回事，只是坚定地说：“如果红军要再长征二万五千里，他就准备再走二万五千里。”
斯诺在书中这样写道：“红军的西北长征，无疑是一场战略撤退，但不能说是溃退，因为红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无损、其军心士气和政治意识的坚强显然一如往昔”。红军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红军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来自他们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
就像斯诺在本书的中文版序言中说道的，“这本书能风行各国，不是因为它的风格和形式，而是因为它的内容。这些故事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等人所口述的，我只不过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把他们解释出来，使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