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之难

史航老师在给台湾作家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一书中作序时写道：“走过危机四伏的成长，我们每个人都是青春的幸存者。”

照理说“幸存者”是个正向而积极的词，预示着幸免于难，预示着重建、新生及希望，但鲜少有人去关注幸存者背后的故事，或者说这些被冠以“幸存者”名号的人，是否真的“幸存”下来了，是否从此真的过上了与正常人无异的生活。

在这本书的背后，蔡宜文教授的书评中也提到了“幸存者”这个词的重量——沉重的重。她说自己很害怕使用这个词，“因为我们几乎不会使用这个词去指涉其他犯罪的受害者，你不会这样说被偷被抢或是被打的人，当用到幸存这个词时，仿佛都是在描述一种屠杀，像是校园枪击，恐怖攻击等。”所以幸存者之难，从他们幸存下来的那一天，就开始了。

一种幸存者与性有关，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下，多与女性有关。

知乎有个话题叫“那些被强奸的女生，现在怎么样了？”——有很多人都在抨击提问的人，但出人意料的是，更多的是答案，并且很多答案都是本人回忆及叙述的。事件中所涉及人物几乎全部是女孩，她们都在年幼无知的时候被侵犯过，或者说诱奸过，作案人员或是远房亲戚、或是相熟邻居、或是年长几岁的童年好友，不一而足，均令人十分痛心。她们大多数人至今不曾走出阴霾，背负着沉重的自卑与痛苦，不敢渴望恋爱、不敢回忆过去、不敢同人倾诉；想过自杀、想过杀人、患过抑郁、尝过歧视、饱受责难……即便她们大多数人早已摆脱蒙昧长大成人，那段难以启齿的过去却似乎将她们永远定格了，而现在的她们是不完整的，是“不干净的”。

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没想过申诉，只想好好地，乐观地生活下去，对于那些敢于开口的人来说，等待她们也将会是无穷无尽的拷问与质疑。影片《韩公主》中被侵犯的主人公是这样，日本记者伊藤诗织是这样，就连写书的人林奕含也是这样，所有不管以何种方式遭受性侵的人都是这样。一旦启齿，关于她们“不完美受害者”身份的争议便随之而来，最终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伊藤这样的人终究是少数的，她们活着，去扭转偏见，去改变法律，那更多的人呢？连性侵“幸存者”这个身份都无法公之于众。

另一种幸存者是战争的幸存者，尤指军人。

言情虐恋《白色橄榄树》的结局便是身为特战军人的男主李瓒为救女主而被恐怖组织所俘虏，而后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后来被救回，即便身体的创伤得以修复，精神的痛苦伤疤却再也无法弥合。患上了严重PTSD的李瓒最后为了女主苦苦地捱过十年，最终没能等到他们的孩子长大成人，便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从而实现了自己的救赎。

结局很反传统地没有歌颂男女之爱的力量，抒发情可感天地，起死回生云云——尽管这般伟大与美好是所有人都日夜歌颂孜孜以求的，但这毕竟也是不现实的。

伤痛的重量远远超过所有美好的总和，经历了就是经历了，失去了就是失去了，时间甚至无法带来遗忘，对于战争的幸存者来说，任何安慰不过彰显了苍白的底色，所谓向前看、拥抱新生活不过是在奥斯维辛之后谈论诗歌——显得傲慢、做作、无病呻吟且浅薄。

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生于四月七日》讲述了年轻的Ron Kovic从参加越战到回归祖国之后的一系列事情，重点叙述了Ron在战场上伤残归国之后的种种心理变化，当然，其身体伤残是促成他痛苦的直接来源——双腿截肢、失去性能力，漫漫后半生只能与轮椅为伴，他因此认为自己作为正常人及男人的身份被剥夺了。但更深层次的是，美国国内外对于越南不义之战的谴责愈演愈烈、家人朋友的冷漠与不理解、其个人信仰的崩塌造成了他阴晴不定的性格与极度敏感痛苦的内心，作为“越战幸存者”的Ron从没想到，原来自以为完成使命荣誉归国的时刻，不过是一切残忍与暴力的开始。之于美国、之于越南、之于他自身。

灾难的一面是死亡、毁灭、损失、哭泣与社会，另一面是新生、重建、挽回、笑声与个体，罹难者面向一面，幸存者面向另一面。但这不是黄泉的两端泾渭分明，也不是边境的两头你我分野，罹难者的天堂越升越远，幸存者的土地落在脚下，抱有的除了感恩之心以外，请别再提什么“幸存者偏差”。

统计、科学与报道，根本无法概括这一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