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良(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作者简介:刘永良(1958-),男,辽宁阜新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摘 要:薛宝钗既能作诗,又善论诗。她作诗,经常诗坛夺魁;她论诗,亦多有振聋发聩之声。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多次描写薛宝钗论诗的情景,让薛宝钗就诗歌的创作和鉴赏等方面发表了很多独到的见解,给人以重要启示。这样的描写既是刻画人物性格的需要,也是曹雪芹借以表达自己诗学思想的手段。
关键词:《红楼梦》;薛宝钗;论诗;曹雪芹;诗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I 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08)01-0018-06
作为《红楼梦》中三大中心人物之一的薛宝钗,不仅相貌出众,人品端方,而且博学多识,具有极强的魅力。她的聪明颖慧,通今博古,多才多艺,向来为人们所推重。而她对诗歌的评论,反映了她的艺术鉴赏力和美学观点,更值得探讨。
在《红楼梦》中,经常写到大观园中众多青春女性写诗论诗的情景,其中写得浓墨重彩而又生动传神的,大概首推描写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场面。她们二人赋诗,轮番夺魁,难分高下,可谓“双峰并峙,二水分流”。每当读到这些章节时,读者大都会从中得到艺术的感染和熏陶。而她们二人的论诗,也常常出言骇世惊俗,旗帜鲜明,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甚至是发人所未发,道人所未道,也同样使广大读者从中得到教益和启迪。
薛宝钗虽然常以“女子无才便是德”来开导别人,思想上并不赞成女子读书作诗,但她自己却既善写诗又善论诗。她论诗时常提出很多独特的艺术见解,读来令人耳目一新,甚至常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而且,曹雪芹还借题发挥,借人代言,表达了自己的诗学思想。
一
薛宝钗论诗,主张创新。
首先,薛宝钗主张诗歌新鲜大方,反对落入俗套。在《红楼梦》第三十七回中,薛宝钗对史湘云说:
如今以菊花为宾,以人为主,竟拟出几个题目来,都是两个字:一个虚字,一个实字,实字便用“菊”字,
虚字就用通用门的。如此又是咏菊,又是赋事,前人也没作过,也不能落套。赋景咏物两关着,又新鲜,又大方。在她看来,好诗就应该“又新鲜,又大方”,要突破前人的窠臼,要新人耳目,要赏心悦目,决不能人云亦云,步人后尘,落入俗套。这样的见解无疑是高明的。
类似的说法还见于第七十回中:
黛玉便说:“大家就要桃花诗一百韵。”宝钗道:“使不得。从来桃花诗最多,纵作了必落套,比不得你这一首古风。须得再拟。”
在这里,薛宝钗强调的仍然是创新,反对“落套”。因为歌咏桃花的诗歌非常多,再写这样的题材,就难以出新意,“纵作了必落套”。
其次,薛宝钗论诗虽然主张创新,但反对“过于新巧”。在第三十七回中,薛宝钗还曾对史湘云说:
诗题也不要过于新巧了。你看古人诗中那些刁钻古怪的题目和那极险的韵了,若题过于新巧,韵过于险,再不得有好诗,终是小家子气。诗固然怕说熟话,更不可过于求生,只要头一件立意清新,自然措词就不俗了。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薛宝钗主张诗要“立意清新”,命题新奇,但同时也反对“刁钻古怪”,韵过于险,这无疑是正确的。即使是讲究创新,薛宝钗也是有原则的,那就是反对过于新巧,认为过犹不及,过了就不会写出好诗,终不免“小家子气”。这样的观点不偏不倚,可谓公允。
二
提倡“寄兴写情”也是宝钗论诗的重要观点。
第三十七回,大观园里结成了诗社,李纨自荐出任社长,青年男女共赋海棠诗。但是除李纨外,大家都未曾欣赏到新抬进的两盆白海棠,作起诗来不免有难度。
李纨道:“方才我来时,看见他们抬进两盆白海棠来,倒是好花。你们何不就咏起他来?”迎春道:“都还未赏,先倒做诗。”宝钗道:“不过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见了才作。古人的诗赋,也不过都是寄兴写情耳。若都是等见了作,如今也没这些诗了。”
这里,宝钗又提出一个“寄兴写情”的观点。脂砚斋对此评曰:“真诗人语!”批得非常好。
文学固然来源于生活,生活固然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但是并非任何创作都要拘泥于此。既然人们过去见过白海棠,就不必非得像小学生一样,作诗前非要亲自观赏一番然后再下笔。诗不能照搬生活,特别是咏物之作,贵在“寄兴写情”。从这个角度看,宝钗的观点无疑是可取的,古往今来的优秀之作莫不如此。以咏梅而言,不论是林逋的《山园小梅》还是陆游的《卜算子·咏梅》,都是旨在传达梅花之神,而对梅花之外形并没有作具体的描写。
薛宝钗的咏白海棠诗正是其创作主张的最好实践。诗不拘泥于赋白海棠之形,而是重在传白海棠之神,重在比兴寄托,于是有了“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彻魂”的传神之笔,有了“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的寄兴之意,因而这首诗也成了宝钗性格的一个形象写照,人们由这首诗便会很容易地想象出她那特有的端庄稳重、敦厚温柔的品格,乃至她的气敛神藏、内蕴外朴、以退为进的处世哲学。特别是“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二句,深蕴哲理,更能引人遐想。有人说宝钗倡导“寄兴写情”,而此诗却并非以“情”、“兴”见长,未取法唐诗,而是效法宋诗。此说不免有些欠妥,显然是把“寄兴写情”面看得太窄了。其实这里的“情”和“兴”包涵的内容是很广的,这首诗堪当“寄兴写情”的咏物佳作,完全可以自立于古代优秀咏物诗作之林。
三
在第三十七回中,还有对薛宝钗反对因作诗限韵而束缚人的作法的描写。众姐妹欲作菊花诗:
湘云依说将题录出,又看了一回,又问:“该限何韵?”宝钗道:“我平生最不喜限韵的,分明有好诗,何苦为韵所缚。咱们别学那小家派,只出题不拘韵。原为大家偶得了好句取乐,并不为此而难人。”湘云道:“这话很是。这样大家的诗还进一层。”
在宝钗看来,诗不必限韵,如限韵定会束缚人,这样就不会作出好诗来,显得“小家派”。这表明在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上,宝钗更重视内容,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在当时能有这样的见解是难能可贵的。
由薛宝钗的这一主张我们自然想起了林黛玉。在第四十八回中,林黛玉就诗歌句法、章法和立意的关系也发表过很好的见解。她认为,诗歌应有“起、承、转、合”的形式,要讲究对仗和声韵,其中又以“词句新奇为上”;但她更强调的是立意,认为:“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是要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初步揭示了诗歌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薛宝钗所说和林黛玉是异曲同工的。
四
薛宝钗对咏史诗也发表了很好的见解。
薛宝钗认为作诗不能因袭步拟古人,而要勇于翻出新意来,这样才可能写出好诗。在第六十四回中宝钗曾指出:
做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义,究竟算不得好诗。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诗甚多,有悲挽昭君的,有怨恨延寿的,又有讥汉帝不能使画工图貌贤臣而画美人的,纷纷不一。后来王荆公复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永叔有“耳目所闻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二诗俱能各出己见,不与人同。今日林妹妹这五首诗,亦可谓命意新奇,别开生面了。
宝钗所说的“第二义”即次要的,与“第一义”相对而言。所谓“第一义”,即佛家无上至深之妙理,通常用以指事理之最根本、最紧要者。[1]王荆公即王安石,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曾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二句见其《明妃曲》。欧阳修字永叔,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耳目所闻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二句见其《明妃曲再和王介甫》。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宝钗对中国古代诗歌熟记于胸,反映了她目光四射、浊照深微的识见。
古代的咏史诗多如牛毛,但多是人云亦云之作,没有什么新意可言。诗至晚唐,李商隐、杜牧、皮日休、罗隐等人,于咏史题材善作翻案文章,读来耳目一新,令人深思,确有史论价值。如李商隐的《贾生》、杜牧的《赤壁》、皮日休的《汴河怀古》、罗隐的《西施》等,皆是翻案出奇之作。宋代的王安石、欧阳修继承并发展了这种传统,他们歌咏王昭君,借古讽今,寓意深远,于旧的题材中翻出了新意,化腐朽为神奇,袭故而弥新,读来的确能给人以启发。
宝钗特别举出王安石的“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和欧阳修的“耳目所闻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两联诗来,可谓独具慧眼。
王安石写过不少咏史怀古的诗篇,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评价,抒发其远大的政治抱负,表达对朝政的愤慨,以史喻今,见解新颖。其中,《明妃曲》尤为出色: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这是一首立意新颖、善翻旧案的咏史诗,一反历代歌咏王昭君的诗歌留恋君恩、怨而不怒的传统见解和归咎毛延寿欺君的正统观念:“在历代文人繁多的题咏里,王昭君大抵是一位深可哀矜的悲剧人物,汉元帝是一个事先受蒙蔽、事后情意缠绵的多情皇帝,而毛延寿则是酿成明妃悲剧的祸首。元代马致远的《破幽梦孤鸿汉宫秋》杂剧,集中地表现了这一观点。王安石这首诗却独出机杼,于传统见解中翻出新意。”[2]所谓“独出机杼”和“翻出新意”主要表现在:明妃的形象可爱可敬;封建君王是罪魁祸首;为毛延寿鸣不平;讽喻现实:一是宋王朝对外的软弱无能,二是压抑人才。特别是《明妃曲》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封建君王,认为是汉元帝亲手制造了王昭君的悲剧,毛延寿独当罪名是冤枉的,可见立意之新奇,揭露之大胆,笔锋之犀利。这首诗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欧阳修、司马光、刘敞等均有和作。
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二首很有名,其二更富于新意:
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闻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狂风日暮起,漂泊落谁家。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
借王昭君的传统故事批评了汉元帝“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的昏庸无能,甚至尖锐地指出:“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作者又在王安石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加尖锐的问题。诗实是借古喻今,表达了对当今朝廷的软弱及屈服于外力的不满,提出了造成历史人物王昭君不幸根源的看法,表现了其诗议论化的特点。
宝钗能在众多咏王昭君的诗中独选出这两首,认为“二诗俱各出己见,不与人同”,这样的见识十分难得,令人有拨开阴霾见青天之感。由宝钗盛赞王安石、欧阳修的两首咏昭君的诗,我们也能从中联想到《红楼梦》对封建君王的批判态度,作者之胆识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宝钗还认为黛玉的五首咏史诗与王安石、欧阳修的两首咏史诗一样,都是因“立意新奇”而“别开生面”,从而对黛玉的诗作予以高度的赞美,打破了封建社会“文人相轻,自古而然”[3]第1册,158的陋习,体现了宝钗的大度。
第五十一回,薛宝琴新编《怀古诗》十首,在最后两首《蒲东寺》、《梅花观》中分别提到了《西厢记》、《牡丹亭》的故事情节,众人听了都称奇道妙,而薛宝钗却说: 前八首都是史鉴上有据的;后二首却无考,我们也不大懂得,不如另作两首为是。
其实,薛宝钗对《西厢记》和《牡丹亭》这两部古典戏曲不仅不陌生,而且她最初也是很喜欢的。在第四十二回中她曾经亲口对林黛玉说她家中“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并且她还说:“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薛宝钗说自己对《蒲东寺》和《梅花观》所描写之事“不大懂得”,不过是反对作诗以《西厢记》和《牡丹亭》的故事为歌咏的题材罢了。而非常喜欢《西厢记》和《牡丹亭》的林黛玉则批评薛宝钗这种说法“忒`胶柱鼓瑟',矫揉造作”,又进一步对薛宝钗说:“这两首虽于史鉴上无考,咱们虽不曾看这些外传,不知底里,难道咱们连两本戏也没有见过不成?那三岁孩子也知道,何况咱们?”林黛玉和薛宝钗二人对《西厢记》和《牡丹亭》不同的思想倾向生动地说明了林黛玉敢于突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思想上更多一些进步的意识,同时也说明薛宝钗在思想上更守旧,受封建礼教思想戕害更深。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面。薛宝钗说《蒲东寺》和《梅花观》于“史鉴”上“无考”,这话本身并不错。《西厢记》和《牡丹亭》毕竟是文学创作,薛宝琴所作的诗毕竟是怀古诗,如果怀古诗所歌咏的事情于“史鉴”上“无考”,这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从这一点上说,薛宝钗主张“不如另作两首为是”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对此似不应该指责,更不应该不加分析地给薛宝钗乱扣帽子。
如果联系薛宝钗对《西厢记》和《牡丹亭》一贯的看法,我们仍然认为,作者在这里是有意识地展示林黛玉和薛宝钗两个人物形象在思想倾向上的巨大差别。不过曹雪芹故意把这件事情写得很含蓄,作者的观点深深地隐含在字里行间,不让它轻易地流露出来,给广大读者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让读者自己去体会。这种艺术手法是很高妙的。
五
薛宝钗论诗,还涉及到了诗人的艺术风格问题。
在第四十九回中,因香菱作诗入魔,史湘云整日大谈写诗,小说曾有对史湘云开玩笑的描写:
如今香菱正满心满意只想作诗,又不敢十分罗唣宝钗,可巧来了个史湘云。那史湘云又是极爱说话的,那里禁得起香菱又请教他谈诗,越发高了兴,没昼没夜高谈阔论起来。宝钗因笑道:“我实在聒噪的受不得了。一个女孩儿家,只管拿着诗作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的。一个香菱没闹清,偏又添了你这么个话口袋子,满嘴里说的是什么:怎么是杜工部之沉郁,韦苏州之淡雅,又怎么是温八叉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放着两个现成的诗家不知道,提那些死人做什么!”湘云听了,忙笑问道:“是那两个?好姐姐,你告诉我。”宝钗笑道:“呆香菱之心苦,疯湘云之话多。”湘云香菱听了,都笑起来。在这个片断中,宝钗所说的话固然反映了她对女儿家作诗的偏见,所取笑的也是香菱、湘云作诗之忘情投入,从中可以体味出作者在人物形象中寄寓的褒贬情感,但是从薛宝钗转述湘云的话中完全可以看出她对中国古代的一些大诗人的艺术风格还是熟烂于心、了如指掌的,足以表明其诗歌素养之高。
杜工部即杜甫,曾任工部员外郎,诗风沉郁顿挫;韦苏州即中唐诗人韦应物,曾任苏州刺史,诗风恬淡自然;温八叉即晚唐诗人兼词人温庭筠,相传他才思敏捷,叉手八次即可成诗,故有此雅号,诗风秾艳绮丽;李义山即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其诗意境朦胧,旨意难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有云:“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4]在肯定李商隐诗的前提下,对其诗寓意深微、婉曲典丽、朦胧难解的特点也有惋惜。
其实,《红楼梦》中这番评论诗人风格的话是有所本的。明代高棅《唐诗品汇·序》就曾指出:
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大历、贞元中,则有韦苏州之雅澹,刘随州之闲旷,钱、郎之清赡,皇甫之冲秀,秦公绪之山林,李从一之台阁,此中唐之再盛也。……降而开成以后,则有杜牧之豪放,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之偶对,他若刘沧、马戴、李频、李群玉辈,尚能黾勉气格,将迈时流,此晚唐变态之极,而遗风余韵,犹有存者焉。[3]第3册,14
唐代诗歌繁荣,诗人辈出,流派众多,风格各异,《唐诗品汇·序》对此有精辟的论述。薛宝钗在闲谈中即能说出李白、杜甫、杜牧、温庭筠、李商隐等人的艺术风格,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曹雪芹读书涉猎之广。
薛宝钗论诗不仅注意到不同诗人的不同风格,而且还主张具体到每个诗人,艺术风格也应该是多样化的。如在第七十回中,看了林黛玉的《桃花行》诗后:
宝玉看了并不称赞,却滚下泪来。便知出自黛玉,因此落下泪来,又怕众人看见,又忙自己擦了。因问:“你们怎么得来?”宝琴笑道:“你猜是谁作的?”宝玉笑道:“自然是潇湘子稿。”宝琴笑道:“现是我作的呢。”宝玉笑道:“我不信。这声调口气,迥乎不像蘅芜之体,所以不信。”宝钗笑道:“所以你不通。难道杜工部首首只作`丛菊两开他日泪'之句不成!一般的也有`红绽雨肥梅'`水荇牵风翠带长'之媚语。”宝玉笑道:“固然如此说。但我知道姐姐断不许妹妹有此伤悼语句,妹妹虽有此才,是断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经离丧,作此哀音。”众人听说,都笑了。
在这段对话中,应该说不论是薛宝钗还是贾宝玉,所发表的见解都有道理,只不过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说的。
贾宝玉看了《桃花行》就“滚下泪来”,并且断定“自然是潇湘子稿”,这不仅表明了他对诗歌的感悟和理解能力之高,也表明了他性格中对弱者多怜悯、多同情的特点,同时也表明了他对诗歌创作有较深刻的认识,因为他知道,诗人的遭际和诗歌的艺术风格是密切相关的。在贾宝玉看来,正因为林黛玉“曾经离丧”,才可能“作此哀音”,薛宝琴没有林黛玉这样的经历,“虽有才,是断不肯作的”。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即事物的普遍性;另一个方面,事物也有其特殊性,对此,贾宝玉的理解或许还不是非常深刻。如果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多愁善感的林黛玉有时或许也能写出另类风格的诗,薛宝琴作出这样的诗也不能说就绝对不可能。如果真正是一个大作家,他的经历非常丰富,而且他又像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所说“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5]901的话,其诗歌的艺术风格一般来说不应该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如果从这一点上看,薛宝钗的看法的确比贾宝玉眼界高。
杜诗的突出风格是沉郁顿挫。杜甫在向唐玄宗投献《雕赋》的表文中说:“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5]2172“沉郁顿挫”本是用来形容其辞赋的。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云:“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道。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6]首次以“沉郁”来概括杜诗的风格。至清代,朱彝尊、翁方纲、吴瞻泰、方东树、陈廷焯等人均以“沉郁顿挫”来概括杜诗的风格,世称允当。
“沉郁”和“顿挫”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清人吴瞻泰《杜诗提要》云:“沉郁者,意也;顿挫者,法也。”不无道理。一般说来,“沉郁”是就思想内容而言,指浩瀚博大的忧国忧民的思想、雄浑深远的意境和凝重深沉的感情色彩等;“顿挫”是就艺术形式而言,指波澜曲折的章法、遒劲刚健的语言和铿锵有力的节奏等。袁行霈《中国文学史》说:“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壮大深厚;顿挫,是情感表达的波澜起伏、反复低回。”“他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写民生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的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他的诗,蕴涵一种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他的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世的心态,便把这些喷薄欲出的悲怆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变得低回起伏。”[7]在杜诗中,“沉郁”和“顿挫”二者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形成这种艺术风格的主要因素是:时代环境的急转直下、个人生活的穷愁潦倒、思想感情的浑厚深广和心胸气魄的宽广浩大。
这种风格突出地体现在那些充满悲剧色彩、感情深厚、体制宏大的诗篇中。正因如此,杜诗无论抒情、咏物或叙事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主观感情色彩。沉郁顿挫是杜诗的主导风格,这是就整体而言的;而就每一首来说,又各有特征,或壮丽,或雄浑,或悲凉,或苍劲,或奔放,或轻灵,但基本都统一在沉郁顿挫的基调上。
薛宝钗所举的“丛菊两开他日泪”诗句见于杜甫的《秋兴》八首之一: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秋兴》八首是大历元年(766)流寓夔州(治所在今四川省奉节县)时作,此时的杜甫已经到了衰暮之年。所谓“秋兴”,就是因秋天的景物而感兴,有触景生情之意。这是八首中的第一首,描写夔州萧森的秋景,抒发流离漂泊之苦,表达心念故国之情。“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一联非常有名,是说两次看到菊花开放(也即两年),滞留蜀地,回首往事,不禁潸然泪下;孤舟系在夔州江边,无法东归,这更牵动了作者思念故园之心。正如明代王嗣奭《杜臆》所说:“山上则丛菊两开,而他日之泪,至今不干也;江中则孤舟一系,而故园之心,结而不解也。”这样的诗,就艺术风格而言,应该说是沉郁顿挫的。
薛宝钗所举的“红绽雨肥梅”见于杜甫的《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五:
剩水沧江破,残山碣石开。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银甲弹筝用,金鱼换酒来。兴移无洒扫,随意坐莓苔。
“水荇牵风翠带长”见于《曲江对雨》:
城上春云覆苑墙,江亭晚色静年芳。林花著雨燕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龙武新军深驻辇,芙蓉别殿谩焚香。何时诏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
其中“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和“林花著雨燕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两联都是非常有名的诗句,后人常常把它们当成写景状物和锤炼字词的典范而津津乐道。这两首诗轻灵明丽、清新妩媚,的确与杜诗的主导风格沉郁顿挫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薛宝钗说“难道杜工部首首只作`丛菊两开他日泪'之句不成!一般的也有`红绽雨肥梅'`水荇牵风翠带长'之媚语”,是很有见地的。
六
在《红楼梦》中,薛宝钗的诗歌主张和创作实践是一致的。前面所论薛宝钗《咏白海棠诗》即是,这里不再赘言。
薛宝钗在理论上主张诗要立意新奇,善翻古人之意,在实践上也是这样做的。《临江仙》一词就很好地体现了她的这一主张: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围碟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臣。
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
这是一首歌咏柳絮的词作。在亮出这首词之前宝钗曾说: 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轻薄无根无绊的东西,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说好了,才不落套。所以我诌了一首来,未必合你们的意思。
这就足以说明,薛宝钗本来就想作出一篇翻案文章。
宝钗之前写柳絮的那几首词,格调几乎都是哀怨愁苦的,如探春和宝玉合作的《南柯子》云:“也难绾系也那羁,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莺愁蝶倦晚芳时,纵是明春再见隔年期”;黛玉的《唐多令》云:“漂泊亦如人薄命,空缱绻,说风流”;宝琴的《西江月》云:“江南江北一般同,偏是离人恨重”;纵然是风流俊爽、英豪阔大的湘云,她的《如梦令》也有“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的句子。
宝钗这一首《临江仙》同上述几首低徊哀婉的格调完全相反,充满了乐观开朗、昂扬奋发的情绪。史湘云只看了词的前二句“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就高兴地赞美说:“好一个`东风卷得均匀'!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而这同薛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的性格是完全一致的。其中“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二句,或许是有意识地翻用苏轼《水龙吟》词中“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之意,很有奋发向上、乐观昂扬的情趣。特别是“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二句,唱出了古今柳絮诗词的最高音,也让人们透过词句看到了宝钗在贾府中因深得众人喜欢而踌躇满志的得意心态。
这首词不仅善翻古人蜘意,而且形象地展示了人物的个性特征,赋形传神,寄托遥深,感物抒怀,格调高昂,当是咏物词的佳作,难怪获得了大观园里那些青年诗人的一致好评,令他们拍案叫绝,由衷赞叹:“果然翻得好气力,自然是这首为尊。”因此,薛宝钗在大观园又一次夺魁诗坛,赢得了众人的青睐,这当是情理中事。
七
由薛宝钗诗论,我们看到了曹雪芹诗学思想的一个侧面。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把他的诗学主张借博学多才的薛宝钗之口形象地表达了出来,但是小说中却写得非常巧妙,非常自然,不露一丝痕迹,也没有一点说教气,完全符合人物的性格特征,这不能不令人佩服。
曹雪芹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他一生坎坷而短暂,最后却英年早逝,被贫穷和疾病夺去了生命。他对诗词曲赋有着高深的艺术修养,有着独特的艺术见解。他为小说中众多的人物形象创作了那么多既切合人物各自性格特征,又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诗词曲赋,令后人惊佩不已,赞叹绝倒。但是,由于很多复杂的原因,今天除未完的《红楼梦》外,我们只能读到他的两句诗:“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可以看出,诗的风格深受李贺影响,却又不乏自己的个性。张宜泉说曹雪芹“君诗未曾等闲吟”,敦诚也说“爱君诗笔有奇气”,曹雪芹的诗才从这里可见一斑。千古文章未尽才,曹雪芹最终没来得及把他的文艺主张和美学思想系统而全面地表述出来。
在谈到薛宝钗的《柳絮词》时,有论者指出:“薛宝钗的《柳絮词》或许是曹雪芹诗歌见解的又一次弘扬,又一次尝试。一次力求超越古人,作翻案文章的尝试。这次尝试之所以借薛宝钗之口之手来完成,自然考虑到`文如其人'的因素。譬如,从这首词中可以看到薛宝钗惯有的不颓唐不萎靡不`丧败'的心态和偶一闪现的坚韧弘毅自信自强的内质。联系当时的具体环境,还包含着不甘落伍不甘平庸刻意求新逞强好胜的潜在动因。但这并不是问题的主要部分,这仅仅是解读此词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首词的制作,还包含着作家本人按捺不住的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望,即把他关于诗歌创作的精彩独到的振聋发聩的见解抒发出来,把他力求`翻古人之意'的诗歌理念抒发出来,就好像借薛宝钗之口发表的那一大篇精彩的`画论'一样。”[8]说得很有道理。在《红楼梦》中,曹雪芹的确有借薛宝钗之口来发表自己诗歌见解的意思。
另外,尽管薛宝钗和林黛玉在思想性格上有很大的不同,有时甚至是对立的,即便是在诗歌的风格上,她们的区别也是相当明显的,如第三十七回李纨不是曾以“风流别致”和“含蓄浑厚”来分别评价她们二人咏白海棠诗的不同风格吗?但是,在对于诗歌创作的看法上,如关于主张诗歌立意新颖、不落俗套等方面,她们却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恐怕既是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又是曹雪芹的诗歌主张的具体体现吧。
再者,在《红楼梦》中,薛宝钗、林黛玉和史湘云等人年纪都还很小,在大观园诗社阶段大概也只是刚过孩提时代,是少年向青年的过渡时期。在现实生活中,这样小的年纪,不论学识还是阅历都是十分有限的。但是《红楼梦》中这些少女不仅锦心绣口,出口成章,挥笔成诗,而且还有如此高的诗歌理论修养和艺术见解,这恐怕是一种理想化的浪漫的描写。作者之所以这样写,主要还是借以表达自己的诗学理想吧!
曹雪芹在小说中让聪明灵秀、博闻广识的薛宝钗等人出来谈论诗词,并且见解又非同凡响,甚至一鸣惊人,这是一种既巧妙又自然,同时又阐述自己诗歌主张的方式,从中足以看出曹雪芹的独具匠心。
——摘自2008年第1期第33卷(总第154期)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