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由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三部曲成了大家热议的畅销书。此人习惯于忠实地再现别人的理论，花很大的篇幅站在别人的观点叙述而极少穿插自己的观点，因此替别人承受了许多批判。
如果让我说这几部作品的中心思想，那就是警惕“演化人文主义”的复辟——从《人类简史》开头提到我们智人的祖先消灭了其他人类，到最后提醒大家技术的进步可能会造就全新的人类并且让原有的人类变得可有可无，最终重演智人祖先的历史。直到《今日简史》的结尾，他担心的基本上还是这个问题。中间那些个备受争议的概念，从“共同想象的实体”到“农业革命”、“帝国”、“算法”，甚至“中国和美国谁将领导全球化”，其实都可以看做他的叙述过程。
那么，什么是演化人文主义呢？
按赫拉利的说法，演化人文主义脱胎于19世纪的人文主义思潮。当时科技和工业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关系，“上帝已死”，于是人们开始怀疑人生的意义，而人文主义思潮针对性地提出：人本身就是意义。后来人文主义思潮发展出了3个分支：注重个人的自由人文主义，注重集体的集体人文主义，以及宣扬弱肉强食的演化人文主义。
大家对号入座，不难发现这3种人文主义似乎对应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的3个阵营。没错，演化人文主义的代表正是纳粹主义。
从“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名称来看，演化人文主义似乎是将达尔文进化论粗暴地迁移到人类社会的结果。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社会领域的思想并不只是靠生物学理论来做类比，他们还有一个来源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后来帕累托把这两个阶级的矛盾扩展成了经济生活中的普遍矛盾（他不仅率先预言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预言这种经济和资本主义一样注重效益），而马克斯·韦伯则认为类似的矛盾在社会领域中是普遍存在的，他还想通过引入竞争来改善德国的官僚制度。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实在过于庞杂（我目前甚至理不出一条线索）；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的理论被一些人庸俗化，他们认为如果德国人在竞争中消灭了其他民族，那就实实在在地证明他们就是天选之子。于是旧的演化人文主义就这样登台亮相。此外，演化人文主义至少还有一个理论基础源于维也纳的圈子，而德国的鲁登道夫将军似乎也是它的鼻祖之一……总之，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涌现出了这种想法。
让我们忘掉这笔糊涂账吧，不管怎么说上个世纪的演化人文主义是彻底搞臭了。科学的研究显示，纳粹们鼓吹的人种差异实际上并不存在，但是人们在这场灾难中对受害者的冷漠至今依然是我们的心头大患：假如有朝一日，人与人之间真的有了实实在在的差距，那又将如何发展？
由瓦尔·赫拉利从生物科技和算法的角度上提出了人类分化成两种不同物种的可能性：生物科技让有钱人进化成神，而算法夺取了绝大多数的工作岗位，把大多数人变成了无用的阶层。
技术的发展或许会实现这种预言，而生物学的研究早已为新的演化人文主义打下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呼~现在终于可以开始介绍我们的主角——复杂性理论了。
复杂性理论大体上是产生于生物学的研究。我们中学都学过孟德尔的遗传定律，而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孟德尔和达尔文等前辈的基础上发展了进化生物学，他认为生物不过是基因组进化的工具。但是以古尔德为首的另一派生物学家反对他的观点，他们发现生物进化的速度远远大于基因组通过自然选择调整、适应的速度，并且提出基因型和表现型远远不是那种一一对应的关系。
大约到了90年代初，斯图尔特·考夫曼又在古尔德们的基础上推翻了道金斯关于基因起源的猜测（考夫曼的计算结果表明，按道金斯派的“原始汤”一类的假说将早期的有机物进化成生物的概率过分接近于零，平均下来即使穷尽宇宙的寿命也不会发生一次），并且用一种“催化闭合”假说取而代之：一片水域里的化学物质同时发生化学反应，一个反应的产物会小概率地成为另一个化学反应的催化剂；当化学物质的种类超过一个临界点，它们的产物就会互相催化，使得反应速率大大提高，这就是所谓的“催化闭环”。催化闭合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会产生原先没有的化学反应和新的产物，甚至是爆炸性地增长。考夫曼将生物内部化学反应的总和——即新陈代谢看作生物的本质，这样也就解决了生物和新的性状如何从无到有的问题，自然选择也才有了“选项”。
考夫曼继续推论：这种催化闭合导致的新化学反应出现，一方面会为生物带来新的进化方向，另一方面说明宇宙中有许多化学反应虽然还没有发生但理论上完全可行，其中的前景远远超过我们已知的世界。尽管他对生命的奇迹充满了敬畏，但他也期待着未知化学反应的前景；他们从未停止“生物工程”的研究，甚至希望合成一些没有遗传物质的生物来证实催化闭合假说。
况且这种理论上的可行性不仅局限于化学反应，而是在普遍存在于生命活动之中：研究表明，一个基因即使改变了许多碱基也可能照样实现原先的功能；许多蛋白质只要空间造型相似，即使氨基酸差别很大也可能互相替代；还有当我们改变基因之间的影响关系，一样可以实现从稳定到灵活最终变成混沌的信息控制结果。既然生物内部有了这么多可能性和变化，而生物之间又共享着化学反应的产物，那么在自然选择的配合下，它们形成的系统就有了自己的秩序，即使没有小行星之类的天灾影响也可以自行发展、兴旺甚至发生大规模的灭绝。并且类似的秩序可以推广到社会、经济领域，就像造物主事先写好了剧本等着我们去开荒一样。
考夫曼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最细微的移动，可能会给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创造再创造的世界，带来细微的，或者是剧烈的变化……试想，99.9%的物种，都是来了又走了。小心些吧。你自身迈出的脚步，就可能诱发某个灾变，将你永远带走；你、我、他，谁都无法预言，究竟是哪个微小的变动，会诱发微小的或是灾难性的变化。小心些吧，但是不要裹足不前。你别无选择。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但是同样，要有足够的智慧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我们都尽力而为，最终不过是迈向自己的灭绝，为新的生命形式、新的生存方式，让出道路。”
考夫曼的理论和表态不仅从理论上完善了进化论，还给进化赋予了一种必然性和哲学意义：正如马克思认为社会会经历一系列阶段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考夫曼认为我们的使命是尽力而为，最终为新的生命形式、新的生存方式让出道路。当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探索新生命形式的历史进程，融入了那个从简单到复杂，由无序到有序的熵减过程，他就不再是为了他自己或者眼前的小圈子而存在，他的生命简直有了宇宙洪荒的意义。这种崇高的意义不仅填补了文艺复兴至今的信仰空虚，而且远比上个世纪的人文主义更具活力，甚至连最近30年的加速发展都无法撼动其根基。
怎么样，有没有觉得这种新的演化人文主义还不错？有没有觉得自己即使没有家人的陪伴也不再孤单？即使将来硅基生命取代了咱们碳基生命又如何呢？不过事情还没结束。
复杂性理论当然不止我提到的这点内容，不过咱们老百姓通常也不会老老实实吃透一本书，搞清楚每句话的上下文然后忠实地吸收其中的思想；相反，我们更容易被其中的只言片语引起共鸣，成为我们思想的一部分，然后再把我们自己的只言片语散发出去打动其他人。比如马云们从刘慈欣的小说里看到了一种“黑暗森林法则”，把它作为自己的经商哲学，然后现在网上到处都有文章把“黑暗森林法则”作为自己的论点。因此，复杂性理论还可以进一步地歪曲。
比如大家熟悉的“红后效应”——“只有拼命往前跑才能停在原地”，其实考夫曼也提到过。从我上学的时候班主任就劝我“别人都补课你不补咋办”，上班以后又接触到了各种“试错”、“迭代”、“机器学习”、“ai取代”，回头一看现在已经影响到幼儿园教学了，好像不这么闹就没有现在的繁荣。但是考夫曼通过建模计算发现，如果进化真的像这种军备竞赛一样，平均的适应程度反而不高，和缺乏竞争的情况相仿，而比较好的情况是在“红后”区和缺乏竞争区之间的临界点，用他的话说叫“混沌的边缘”。
这种推崇“红后效应”的思潮在经济领域引发的一轮轮的融资泡沫还算无伤大雅（既然大多数企业本来就活不了几年），但是对儿童的影响就不可谓不恶劣了——从这十几年的情况估计，他们将来甚至难以适应大学生活。
尽管我把这种贩卖焦虑的思潮视为复杂性理论的歪曲，但是没有证据表明那些人真的接触过考夫曼的理论。那些人应该是不约而同地产生了这种想法，正如1个世纪以前的西方涌现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如今西方人还在根据肤色之类的东西歧视别人，而我们似乎占据着演化人文主义的新风口。无论事情如何发展，都已经验证了由瓦尔·赫拉利的论断：“演化人文主义并不违反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