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6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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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晚清官场镜像》第4章

缉捕是州县官主要公务之一，缉捕的本意应该包括缉查拘捕一切违法犯罪者，但在晚清，广东有“盗甲天下”之称，缉捕几乎专指缉捕盗匪。

杜凤治有一次同四会绅士黄翰章说做知县有四大要务：“学校、缉捕、催科、听断。”黄翰章常有机会见到总督瑞麟，笑着对杜说：“中堂只言二字，谓最者缉捕。

差役的装备、破案技术条件有限，无非靠查访、购线等笨办法，在州县官压力下，他们只求尽快抓到人，有意无意错抓的不在少数。但杜凤治和所有州县官一样，要依靠这些差役缉捕盗匪。

所谓清乡，就是派出较多兵勇，对一个州县甚至更广阔的地区大面积地清剿、缉捕盗匪。清乡通常由督抚决定举办，或由州县官禀请督抚派兵勇在自己的辖境清乡，无论何种情况，州县官都有责任配合。

广东是械斗严重的省份，械斗甚至使用火炮、抬枪等重火器，一些宗族、村庄在大规模械斗时还会聘请职业盗匪帮斗，“斗匪”焚屋、抢劫、掳人、杀伤人命、武力对抗弹压的弁兵、差勇也是常见的事。一旦发生大械斗，州县官都要会同武营前往弹压剿办。平息一场大械斗，相当于一次范围较小的清乡。

杜就派出差役偕同绅士率团勇前往，黎亚林等开洋枪打伤帮役梁盛（当晚伤重致死），杜凤治得知后即致函守备江志请其发勇 50 名前来。程村及各乡绅耆“各处鸣锣纠集八九百人将罗洞黎亚林家围得水泄不通”。黎亚林等无法突围，不停开枪射击，团勇不敢靠近。杜凤治再致函江志“速督勇百名亲自前来”，又通过局绅严凤山谕绅士及衙役等不可疏忽致黎亚林逃脱。在局绅组织下，各村均送饭给围捕的团勇，并送数缸灯油以供照明。局绅又于近处加募勇壮 70 名协助夜间防守，并宣布拿获盗匪给花红赏格。黎亚林团伙的多数人乘夜逃去，只围住黎亚林等几个人。第二天。江志所带的官勇赶到，黎亚林等火药用尽，绅士所招的 70 名勇壮破门直入，拿获了黎亚林等八人（其中有黎亚晚之妻邹氏）。杜凤治同江志、陈应星（局绅）进入罗洞村，命壮勇将黎亚林和另一著匪罗启的房屋焚毁，责令绅耆罗绍安等人“即速将罗启及余匪交出”。杜凤治当日便命将黎亚林等 4 人用钉人架子钉死，并命将邹氏官卖，邹氏父母愿意出 20 元为其赎身另嫁，杜凤治就把这 20 元赏给中枪身死的帮役梁盛家属作为抚恤。

清朝对州县官缉捕责任有很严格的规定，盗劫案发生后，必须立即勘验、限期详报，如在规定时间内不能破案，可以延期三次，即共有四个期限，到第三个期限和第四个期限仍未破案，州县官就要受到处分，即所谓的“三参”“四参”期限。督抚、布政使往往会主动帮助州县官规避，在三参、四参期限到以前将其调走。

首任南海时，杜凤治在接到一宗抢劫并洋枪伤人案时感叹：“抢案送出，结习如是，即夫子莅此亦恐无术止之！”他认为就算让孔子来南海也无法制止劫案，任何官员都不可能做到吏部则例的规定。按察使周恒祺在刘坤一制定此章程时就认为行不通，认为“如照章办，南海应月月换人”。

“借盗销案”就是劝诱（如免于拷打、给予食物烟酒等）、逼迫被捕定案的盗犯承认未破之劫案是他们做的。这些盗犯已认供，多一宗少一宗对他们来说都没差别，如果不瘐死，也必然是不分首从就地正法。把没有做的劫案加到他们头上，各级官员、幕客、书吏都不会有心理负担。只要文书做得周密，日后也不易查清，因为死无对证。这样，“借盗销案”就成了最常用的办法。

各级上司对杜凤治的“借盗销案”不仅允许，有时还予以指点或帮助。光绪二年九月，杜凤治向按察使周恒祺面呈“前任南海时已到三参各案手折”，并说明再任后“到三参者不下二十余起”，担心日后有机会升官会因此被部吏驳诘勒索，请求周“嘱托师爷将各案汇入现办各盗案消弥”，周恒祺当即爽快答应。 [199] 因为案未销完，次年六月，杜凤治再次向周恒祺呈借盗销案手折，周恒祺提醒杜“不要全数弥缝，被上看出，近乎有意，不妨多少参差”，而且可引用“平日官声甚好”的条文，即使记过多次也不至于参撤，还指点杜如何安排获犯、记过、记功，以更妥帖地销案。 两个月后，广州知府冯端本对杜凤治说：“借盗销案一事，臬台已面谕饬谳局照办，如有可以借销之案为之斡旋，我亦与谳局各委员言之。”因为有周、冯的授意，谳局委员以及府署、臬署师爷都会予以配合。

在清朝，南海、番禺是广东省首府广州府的附郭县，一般也可称为广东省首县，省城分属南海、番禺两县管辖，南海管省城西部，番禺管东部。晚清省城人口已过百万，南海所辖的西关是省城人口最密集之处，也是全省商业的中心。此外，佛山镇也在南海县地面，人口有数十万。佛山虽设立了同知衙门，但按照清朝制度，作为地方正印官的南海知县，较佛山同知有更大的行政责任。

按照清朝的制度，知县只是“微员”，即使是首县南海知县，本身的官职也不过六品（杜凤治加捐同知，并加衔至四品，一般知县为七品），在整个官僚架构中处于偏下的位置，但在官场中的地位非其他州县官可比。

但凡在省城举行的重大政务活动，如学政院试、文武乡试、阅兵会操、例行的祭祀、临时的祈禳等，首县知县除按规定或惯例参堂、站班外，要负责筹备、供应、操办等事宜，有时还得充当沟通的角色。

首县知县收入虽然高于其他州县，但除了公务支出特别多之外，为满足上司及他们的幕客、亲信等的各种索求，额外支出也要比其他州县官多得多，一不小心就会严重亏累，所以，杜凤治两任南海知县，做一段时间就要求卸任，宁可调到收入少得多的州县任职。

省城粮食供应是极为重要的民生事务，从日记看不出首县知县为维持粮食供应有何常规的办法，但会经常予以关注，在米价上涨得厉害时出告示谕令米商减价、不得囤积。同治十年冬，米价上涨，杜凤治亲自着便衣到米埠调查存米及米价情况，谕令米商“目下先行减平，倘再敢违谕增价，定干查封”。杜凤治也知道强令米商减价不是办法，所谓囤积、增价查封云云，不过是说官话。一些米商有很硬的后台，有的米栈还是大绅开设的，不是说封就可以封的，而且，如果真的实行，“米更无有来者，民食更窘矣”。

杜凤治初任南海时，因有广东商人在出口茶叶内掺假及掺铁沙，外国领事过问，瑞麟就把以往禁止这种行为的告示稿发交杜凤治转送与英国领事许士看。许士将告示做了很大修改送回。杜立即把洋人所改告示呈送瑞麟，瑞麟表示许士所改“尚无违碍字样，尽可用之”。瑞麟、杜凤治都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损害了中国主权。

富文还干预了另一宗刑事案件。旗昌洋行的雇工梁亚暖据说是“屡犯抢劫积匪”，被官兵骗出洋行外拘捕。赵罗伯根据富文的话，指责官兵不应在洋行中捕人，要求释放梁亚暖，并要求主持其事的邓参将道歉。杜凤治认为美国领事馆来文是富文的手笔，加添了许多领事没说过的话，“狂言纵恣，直无伦理，竟同申饬，阅之令人大怒”。因为并非在洋行内拘捕，交涉一个多月，瑞麟没有让步。于此案可见，即使是江洋大盗，进了美国人的企业或居所，虽然并非外交机构，中国官府如果拘捕了疑犯也会惹来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