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历史，经历了无数次的王朝更替，新王朝的建立会把表面的政治污垢清洗殆尽，政治空气会格外清新，新的统治集团也会更加积极努力，一扫前朝的弊政，社会管理也会趋向稳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发展，统治阶层的臃肿和腐败，人口的膨胀，财富的不均，外部势力的积累，自然灾害的爆发，造成社会环境和统治环境出现新的污染，统治阶层又不得不面对过往相同的困境，历史又将经历一次周而复始的清污行动。
历史的发展，就这样循环着往复不断。而最高统治者也走马观花，不断替换。每个朝代的建立和灭亡必然有他们的开国之君，不管开国之君是通过残酷的战争，无数人的鲜血换来的，还是通过禅让和平方式获取，都自然有他能力的体现，有开国之君也自然有所谓的亡国之君，
纵观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亡国之君，可谓是褒贬不一。有昏聩无能，让人唾弃的亡国之君，
比如商纣王、周幽王，秦二世，宋钦宗，宋徽宗，也有极具争议的亡国之君，诸如清宣统帝溥仪，隋朝的隋炀帝，更有让人同情的亡国之君，诸如汉献帝。
若是说起让人同情的亡国之君，让大众普遍同情的亡国之君，明朝的崇祯帝朱由检可谓是当之无愧的。虽然亡国之君各具特色，但明朝的崇祯皇帝最有特色，从表层看，不具备人们通常认为的一个亡国之君的那些特征。
事实上，大明江山在经历嘉靖（长年求道）、万历（几十年不理朝政）、天启（醉心木匠活儿）这几位奇葩皇帝，以及严嵩严世蕃、魏忠贤阉党等权奸祸乱朝政后，早已国库空虚、朝政腐败、贪污成风、民怨沸腾，到他接过天启撒手的烂摊子后，17年皇帝生涯，没有消沉意志继续作贱下去，反而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地想要做中兴之主，可谓矜矜业业，夜以继日的勤勉克己，没有酒池肉林的荒淫，没有刮骨剥心的残暴，但是他的努力最终只换来了文官离心，武将冤死战死，大国倾倒，自己悬梁的悲惨结局，到死这一刻，他仇恨的不是颠覆大明王朝的外族和农民起义军，而是他朝廷的所有文臣，“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为亡国之臣”这句话是当时崇祯皇帝发自内心的痛恨之声，也是他这个不甘心成为亡国之君的怨愤之声。按照大明惯例，大年初一，皇帝都要到皇极殿接受朝臣信念朝贺，但1644这一年，竟然没有一人跟他朝贺，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所有的爱恨皆有果因。到死那一刻，他都觉得自己没有错，错的都是自己的众臣，到底事实真相如何？到底在他的治国17年期间他和文武大臣发生了什么，才导致了让后人惋惜的局面。
崇祯是泰昌帝朱常洛的第五个儿子。泰昌帝接了万历皇帝的位，但是继位不到一个月就驾崩了。朱常洛的驾崩是一件历史疑案。后来朱常洛把位子传给了他的儿子朱由校（即天启帝）。朱由校是崇祯的长兄，他没有孩子，他是一个木工高手，整天在后宫做各种木工的研究。这位木匠皇帝没事就在后宫专心搞副业，似乎副业都成了主业，而朝中大事提不起兴趣，根本无尽做皇帝。朝政都由魏忠贤把持，阉党也成为明朝历史上最强大的一股势力。魏忠贤也被尊称为九千岁。
作为一个新的统治者，上任后最重要的也是最紧迫的一定是先把最核心的问题解决掉，当前对于崇祯来说，朝廷最大的问题就是阉党的政权垄断，扳倒魏忠贤成为核心的关键。但对于刚接位的崇祯来说，朝廷的事务和大臣都是陌生的，他必须谨慎行事，否则一旦出击失败，后续无力再挽回。
所以你一方面熟悉情况，一方面小心观察，等待机会。在一次视察刑狱中，他看了审讯用的工具100多斤的大咖，他表达了太残忍了，这一质疑让敏感的阉党感觉到一丝丝不安，为了试探皇帝对自己的态度，按照以往皇权交替的制度，重要职务大太监都要请辞，而魏忠贤也借机探探崇祯态度，而崇祯并没有同意，这给了喘喘不安的魏忠贤一丝丝放心，但崇祯也没有表达任何安慰和鼓励，这又给安心之中披上了一层迷雾。只是按照制度让客氏出宫，因为客氏是先皇的乳母，现在先皇已经去世了，所以乳母不应该再居住在宫内了，这让魏忠贤的内应少了一份支持，但这毕竟还属于正常的制度流程，并没有加剧魏忠贤的不安。但接着崇祯开始把御前太监都换成了自己原来王府的人，这一切都进行的非常顺利，魏忠贤也没有采取任何的阻扰，这让崇祯的自信心大增。接着又利用旧案把阉党一个重要太监给办了，这是开始第一次正面攻击阉党成员了，为了更加迷惑魏忠贤，崇祯给他的亲戚赏赐了铁卷丹书，这一失一得让魏忠贤也沉默的接受了。从阉党外部的客氏，到阉党成员，再到阉党核心都一一触碰过后，并无任何危险，崇祯觉得可以开始直入主题了，真正面对阉党的核心魏忠贤了。自天启皇帝起，魏忠贤的地位一直不断攀升，直达后面的九千岁，垄断了整个朝政。各地阿谀奉承之辈为讨好魏忠贤，都通过帮他建生祠以获取更多的信任和照顾。到崇祯时期，各地建生祠的奏章依然源源不断的送入京城，而现在崇祯采取的态度是留中不发，魏忠贤为进一步试探，上奏请示谢绝建生祠，崇祯对这一做法表示认可，认为这是功德的表现，借坡下驴的就把生祠这个事悄而无声的解决了。这不光对魏忠贤是一个打击，也对全国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崇祯皇帝不再认可魏忠贤了，新的国家主人出现了，最高权力也不再属于阉党。这股风迅速传遍全国。但此时崇祯皇帝还没有决定给魏忠贤致命一击，他还需要等待真正的机会，为了麻痹敌人，崇祯的精力都放在组织国丧，为生母建谥号，册封周皇后，祭祀列祖列宗这些大礼上，朝廷政务还是继续由魏忠贤打理，让他觉得皇帝还是一个不喜欢管理政务的人，自己的朝廷地位依然没有变，权力还在自己手上。但这个局面很快就被打破了，或者说崇祯等待的机会终于出现了，御史杨维垣率先发难弹劾阉党核心人物崔呈秀，违反制度没有正常丁忧，这是不尊重孝道之举，解决了崔呈秀之后，兵部也有奏折直接列出了魏忠贤十大罪状，崇祯当众让奏折公布于众，这让魏忠贤十分难堪，但他并没有放弃，还贿赂了崇祯身边的太监希望可以得到挽救，但崇祯直接法办了这个太监，无路可走的魏忠贤只好请辞回老家。崇祯顺势批了，此时的魏忠贤知道不光自己丢失了权力，因为在皇权统治阶层，权力斗争就是生命的斗争，一旦权力的丧失就意味着性命也将不保，心灰意冷的魏忠贤在回老家的路上选择了自缢，终年60岁。死后崇祯对他的仇恨也不需要隐藏了，赤裸裸的表现了出来，尸体被挖出来进行了死后凌迟，还把他的头颅砍下悬挂城门之上。魏忠贤的迅速倒台，让天下看到了一个心中所幻想的明君，也对大明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也让大家看到了16岁的崇祯成熟的政治手腕，崇祯由原来的不安和谨慎，也开始相信自己是有能力改变大明王朝的低迷和种种乱象，自己一定会成为中兴之主，短暂的繁华迷乱了所有人的眼，尤其崇祯的眼，给他自信的同时，也让他产生了自负。这为后续大明的君臣之间的关系恶化埋下的伏笔。
解决了最核心的问题，接下来崇祯可以好好规划，实现自己的中兴抱负了。柳传志曾说过管理三板斧，定战略，搭班子，带队伍。现在摆在崇祯面前的大明问题有几个：行政混乱，吏治腐败，民穷财匮，边患危及。
确定了问题，接下来就是人，团队，之前朝堂一直都是阉党把持，现在崇祯继位之后，一方面清除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另一方面，则借此机会重组内阁。崇祯皇帝竟然动用了前所未有的遴选手段——抓阄。
为什么崇祯帝选择用抓阄来遴选阁臣呢？实际上，大明已历二百余年，在遴选内阁大臣这个问题上，已经有了一套约定俗成的办法——“会推”与“特简”。
所谓“会推”，是由吏部会同九卿、科道推举若干名人选，然后由皇帝挑选；所谓“特简”，是皇帝绕开其他步骤，直接钦点。
而在已经推选出十二名候选人的情况下，崇祯皇帝忽然命令采用抓阄的方式来选拔最终的胜利者，这委实让在场众人吃了一惊。这说明崇祯皇帝初登大宝，尚未准备好承担遴选阁臣的政治责任，因此“敬求之天”，不过也有人认为，崇祯皇帝此举是打破阉党对内阁的控制。但崇祯运气并不好，由上天决定的内阁并没有让他满意，于是内阁的频繁更换就成为了后续十几年的常态。
由此，纷乱不断的崇祯政局拉开了帷幕，在短短十七年间，五十位阁臣如走马灯般在大明的权力顶端轮番登场，出现了崇祯一朝“十七年五十相”的乱象，其中杀了2名首辅，更换了14名兵部尚书，17名刑部尚书，户部尚书8人，兵部尚书17人，工部尚书13人，都察院13人，处罚，罢官，坐牢比比皆是，也逼死了很多朝臣，一个频频用残酷手段践踏朝臣肉体与尊严的皇帝，大臣们自然不会死心塌地的效忠。
我们来看看朝臣是如何和他相处的：
户部给事中韩一良上奏折提到朝廷腐败严重，存在制度腐败，连他自己这样的官员都收到500两的流程打点，希望朝廷可以严惩少数贪腐严重的官员。这让一心想重振王朝，洗刷朝廷污浊的崇祯非常满意，立即进行了褒奖还准备予以提拔，这公开的表扬无形让韩一良成为了很多朝臣的敌对面，有官员当面请韩一良奏明腐败案情，就是让他说出具体人来，这让韩一良为难了，这个时候崇祯不是对他进行保护，反而是让他五日内查明案情，结果怕得罪人的韩一良只好从阉党中交出几个已经有问题的人来，这让崇祯非常不满意，再问道他的500两是谁打点的时候，他也支支吾吾，说不记得了，这让一向谨慎小心，多疑的崇祯非常不满意，崇祯对他进行严厉苛责，认为事情都没有搞清楚就敢随意上奏，这件事件不光韩一良不仅没有得到晋升，还造成了众臣们知道当今皇上是个什么性格，以后谁都不愿意再做这个出头鸟了。
山海关宁远军队因为军饷问题哗变，崇祯问责户部，但内阁成员刘鴻训知道户部已经没有钱了，请求崇祯可以开放帤币，结果这触发了崇祯敏感的神经，生性多疑的他认为刘鴻训居心叵测，不但没有同意，反而后续找了个借口办了他。对于崇祯来说，朝臣如果昏庸无能，他又看不上，如果有能力，比他高明有见解，他又多疑，他很容易相信一个人，更容易轻而易举的去否定一个人。
农民起义爆发，崇祯派洪承畴去镇压，但越镇压越多，考虑进行安抚农民军，杨鹤再次提出开放帤币，这次崇祯好不容易忍痛割爱出10万两白银，但这些钱远远不够，叛乱之火依然不断蔓延，崇祯觉得自己都付出了自己的私人钱财，农民没有感恩戴德还继续造反，他心中顿时不平，也觉得杨鹤办事不力，这口气就发泄在他的身上，把杨鹤进行关押最后死在狱中。从此对农民军从安抚派变成了剿灭派为主。
一个叫作陕嗣宗的御史给他写了一个奏折，评价他时有一段“三不可及”和“五不自知”的言论
“三不可及”说皇帝好在哪儿呢？说古来帝王好学者不少，但像咱们这位皇帝这么好学的没有，这是第一不及——好学。第二，“声色不染，货利不求”，就是不贪，不像别的皇帝一样整天给自己捞钱，这个是不及的。第三个叫刻厉节约，从来不奢靡，所以这是崇祯皇帝好的地方，好学习、不好声色、不贪、节约。
“五不自知”，第一个叫“今陛下批答不辍，顾问日勤”，就是什么事你都要问，什么事你都要有一个自己的意见，谁还敢畅所欲言？所以如果一个皇帝又精力旺盛，又喜欢挑毛病，事事都能够提出自己的意见，那么底下的人肯定是“凛凛于救过不及”。每天忙着补错，都补不过来。
第二个说就是崇祯太怀疑了，他觉得这些人只要一犯错就是发心不对，这个人包藏祸心。这种疑心可能是来自他那种不安全感，因为他是在政治斗争当中生存下来的，在政治斗争当中保持这样的敏感性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需要的是放手 ，他需要的是信任，让臣下的人有容错率，这时候才有可能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
第三个说皇上的官威太大了，叫作“敬大臣之心何在”。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你很有可能对大臣们太过傲慢而不自知。第四个就是“非可旦夕责效”，就是太急于求成，咱们这个王朝都这么多年了，有这么多的积弊在这儿，得一样一样地干。但是你什么都想一下子做好，这不现实。
第五个，皇上聪颖太高、太聪明，就是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聪明程度。
这本身是个非常有建设性，且一针见血的问题，但也许是直击到崇祯的内心，外表好强但内心极度不自信的他并没有听得进去，反而是一气之下把陕嗣宗革职了，一心想超越唐太宗的崇祯，且不知道当初唐太宗是如何使用魏征的吗？这个胸怀和气度就无法超越。
同样的还有刘宗周也上过类似折子，反映现在诏狱越来越多，皇上慈悲之心越来越少，群臣无良策则被轻慢，官员尊严扫地，人人自危但求无过，以钱粮考核官员，造成官员更贪......问题现象种种，但这些对于独断乾坤，刚愎自用的崇祯也听不进去，刘宗周后续官场也几起几落，得不到重用。
针对农民军叛乱，杨嗣昌定了一个策略叫“十面张网”，就是卢象昇、洪承畴，加上从北京调过去的孙传庭的部队，把这些起义军的部队围在中间。张献忠投降了，但这个叫诈降。张献忠带着大量的部队诈降给谁呢？投降给了熊文灿。熊文灿这个人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一听说张献忠要投降，因为这算他的功劳。关键是张献忠手里边有大量的钱财，因为他到处劫掠有很多的财宝，所以张献忠用了大量的金银财宝贿赂熊文灿。但是投降以后，张献忠没有交出一兵一卒。还是自己管着自己的人，而且粮饷还要从熊文灿那儿来。就这样把张献忠养了很长时间。
就在这个时候关外又出了事，叫“内忧外患”。杨嗣昌就提出跟清兵议和，如果当初议和，是完全可以剿灭干净农民军的。但崇祯皇帝从来不愿意承担道德上的压力。如果是皇帝提出来可以议和，那杨嗣昌就可以放开手脚干了。但是杨嗣昌跟清军议和消息一传出来，马上就受到了弹劾，说杨嗣昌通敌叛国，然后崇祯皇帝又动摇了，觉得不能够拿这么大的江山去跟那些外族议和，这是很丢脸的一件事。因此就调兵去抵抗清军，从此让农民军也死灰复燃，张献忠又再次揭竿而起，而大明朝之后再也没有能力剿灭农民军了。
到了后面，外部清兵内部农民军势力越来越大，崇祯想到再次和清军议和时候，他找到了陈新甲，让他保密进行，但不知为何原因消息泄露，朝廷沸腾，为了安抚朝局，崇祯让陈新甲成为了替罪羊，论罪斩首了。
后李自成已经西进潼关，占据西安，控制了西北，并整顿兵马打算直取北京，大有成王建国之势。
崇祯帝急召大学士及首辅大臣陈演等人议事，讨论调吴三桂入京勤王，这意味着放弃了山海关，但能避免京城落陷落。崇祯没有自己决断，而是在朝堂之上与大臣们共议。但大臣们都不表态，不想背负后续放弃山海关追责的灾祸，这件事就这样搁浅了。
到后面北京形式危急，大臣李明睿为崇祯献上南迁之计。这个计策在当时而言确是上策，崇祯心里也是赞同的，但他自己又不说，因为这意味着放弃宗庙陵寝和北方大部分地区，如果以后不可以光复全国偏安一隅的话，想背负千古骂名，所以崇祯一直希望可以由大臣来提出和逼迫自己确定。但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没料想，都是反对的。认为皇上不可以走，皇上一走北京肯定守不住，到时候一旦稳定下来，秋后就会问罪主张南迁之人，可以让太子去南京监国，但崇祯又不同意，因为这等于逼自己殉国。
南迁不成功，吴三桂也没有及时回防北京，最终崇祯错失了最后的机会。
再看看武将方面，首当其冲的就要算袁崇焕了，因为擅杀了毛文龙，触碰了崇祯敏感的神经，更重要的是挑战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后面的皇太极的离间计只是给崇祯找到一个杀袁崇焕的借口而已。如果袁崇焕没有那么早被杀，也许清军不会那么快入关，也许剿灭农民军起义也不会左支右绌，但历史是没有如果的。
孙承宗经营辽东选拔培养了袁崇焕等一批文武将领，营造了著名的关宁防线。因为魏忠贤等人陷害，孙承宗被近辞官回乡。后皇太极入侵京城，崇祯又启用孙承宗，孙承宗把皇太极赶出了山海关。后祖大寿因寡不敌众献城投敌，孙承宗亦遭廷议，被崇祯皇帝批准回乡。崇祯十一年，告老在家的孙承宗不愿投降清军自缢而死，举家悉数殉国。
卢象升少年时爱读兵书，卢象升募兵万人进京勤王。崇祯六年起，在与高迎祥、李自成等部农民起义军的战斗中无一败绩，深得崇祯重用，号称“卢阎王”
就这样一位优秀的将领，因为得罪了朝廷的大臣杨嗣昌，居然被剥夺了兵权，只剩下五千老弱病残对抗清兵，而关宁精锐均被太监高起潜控制。
当清兵围困卢象升时，高起潜面对卢象升的求援理都不理，坐视卢象升战死。
孙传庭在平定陕西、河南农民起义中屡建奇功，他在陕西诛杀了高迎祥，打得李自成几剩下十八人逃走，在他的努力下，陕西全境农民起义基本平定。
因与朝中激进派杨嗣昌等人不和，崇祯皇帝听信谄言，罢了孙传庭的官。后来李自成等卷土重来，拥兵上十万，围攻开封，而杨嗣昌等人根本无力与之一战，崇祯只得重新起用孙传庭。
孙传庭重新出山之后，迅速解了开封之围，进而进驻陕西、驻守潼关。孙传庭本意是他的都是新兵，根本不具备进攻李自成军队的能力，只能守、不能攻。但崇祯皇帝却求胜心切，严令孙传庭出潼关。
孙传庭知道战不过李自成，但圣命难违，他知道，出兵是战死，不出兵就是违抗圣旨也是死，与其被皇帝处死还不如在疆场战死。他兵出潼关，兵败后被李自成夺了潼关，孙传庭战死，明朝再无良将。
崇祯登上皇位，首先就铲除了魏忠贤，针对阉党进行了严重的打击，对于一个勤勉克己的皇帝，是不容忍朝臣结党的，但越是这样，越是容易被利用。之前崇祯皇帝为结党之事十分困扰，问计韩爌，韩爌答道：人臣原不应以党事君，人君也不可以党疑臣，总当详核人品，辨别贤奸，然后举措得当。意思是朝臣不可以结党，君王也可以以党来区分和使用朝臣，应该根据才能和忠奸，任人为用。但这些崇祯并没有听进去，才造成后来的温体仁和周延儒的党争，造成了朝政更加腐化，不以国家安危为第一责任，而是以打击对手为第一目标。他们非常善于利用崇祯皇帝的性格，阉党垮台，东林党上位，被排除的他们显得孤立无援，深受崇祯的同情，于是先是联合对付共同的敌人东林党，然后分别成为首辅和次辅，接着就开始互相攻击打压排挤对方实力。很多武将遭受的不公平都是党争的直接后果，只是过程中利用了崇祯皇帝多疑和猜忌的性格罢了。
崇祯除了刚愎自用，性格多疑之外，还有就是吝啬节俭，也许是从小就不受重视，享受的物质方面也相对比较简单，在国家财政匮乏时候，带头节俭，也废除了很多宫廷费用，但节俭过头就是吝啬。到需要开放帤币时候，他十分舍不得，他希望皇亲贵族和朝廷大臣可以内捐，但国家毕竟是皇上本人的，自己都不愿在危急时候无私贡献，他人又怎会慷慨解囊。朝廷官员被逼捐，想到办法就是卖家产，扮演可怜的时候制造社会舆论，连皇后的父亲都不愿捐助，在周皇后拿出自己私人积蓄5000两白银替父亲交纳时候，还要被父亲挪掉3000两。皇帝真没有钱吗？这些皇亲贵族也么有钱吗？其实不是，当李自成占领北京，从这些地方搜出来的财物达到几千万两白银。如果这些钱早一点用在国家危机中，进行赈灾和军饷，农民也不会走投无路，也不需要裁撤驿站，结果出来一个李自成，如果有足够军饷，大明军队也不会哗变，影响军心，毕竟清军只有十万人左右，而大明军队起码有百万之众。
最后，崇祯带着对江山的不舍、对命运的叹息、对祖先的愧疚、对群臣的愤恨，心力交瘁的朱由检走了，彻底告别了这个让他无比纠结的世界。
他不是昏君，十六岁扳倒魏忠贤；他勤勉，孜孜求治亲力亲为；他有政治气节，宁可殉社稷也不苟活。然而，他生性多疑、刚愎自用，致使群臣离心离德。他夜以继日地操劳，希望力挽狂澜，然而事与愿违，他越作为，错得越多，最终让明朝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