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浩容。哲学博士，前台湾哲学咨商学会监事。著有《别害怕当个流泪的大人》、《写给孩子的哲学思维启蒙书》等著作。预约咨询或洽谈其他合作，请洽公众号："容我说"。
1.
日本有个历史悠长的电视剧叫《世界奇妙物语》，当中有一集，讲的是一位白领，他被外派到一座城市。那座城市里有一栋办公楼，城市里的人都梦想在那栋办公楼工作，而随著工作时间越长、工作表现越佳，就越有机会逐年升级，从办公楼的底层一路往高层去。
这位白领觉得这座城市太诡异了，所有人都把人生寄托在这栋办公楼上。他原本想申请调到其他地方去，结果有天他回到家，发现家里多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献身于他，成为他的妻子。
白领和这个女人结婚、生子，然后一生都在这座城市。他一路往上爬，从一个楼层晋升到另一个楼层。他老去，最后老死在那座城市。而在他死的那天，他收到他又即将晋升到下个楼层的消息。
2.
有些人来到一座城市，他以为就是读几年书，或者打几年工。但可能直到他死去那天，他才意识到，他不是来过日子而已，他是把命卖给了这座城市。
来上海工作，这是第六年了。
当初选择来上海，一个重要因缘是2013年，我在上海华东师大教育学部博士班当交流生，那段日子见证上海，亦是中国高速发展的蓬勃时刻。交流结束，上海的光辉仍留在我心中，成为日后吸引我来上海奋斗，好逼近人生更高的天花板。
当时，除了上海，北京已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
为求慎重，我请教了曾在北京工作的大陆长辈和友人，他们之中，有些人在北京等地工作过，最终同样选择留在上海发展。他们跟我分析北京和上海的利弊，都跟我说像我这样不会混圈子、不懂应酬的人，去上海最好，因为上海是中国最法治的地方。
这几年工作下来，上海给我的观感确实如他们所言。
上海六年，我从未为了谈一个案子，需要为应酬喝一杯酒。我经手的工作，在一杯咖啡，顶多两杯咖啡的交谈中就能定下來。尽管不是每一次的合作都很愉快，至少我在上海工作是有安全感的。
然而，这分安全感随著疫情的发展，逐渐受到挤压跟扭曲。期间种种，让我想起曾读过的书，那些书论述某几个年代。我想起余华、王小波等作家的小说，还想起「超生游击队」等朋友推荐过的小品。想起很多很多。
3.
谈到焦虑，我的博士论文有过一次主题的转向。
论文提要口试阶段，原本的论文计划书要探讨罗洛．梅对「焦虑」的哲学探索，但在之后研究阶段，发现这个部分并不是罗洛．梅思想的核心，他关注的不是焦虑，而是「焦虑的人」。
焦虑只是一种现象，但人为什么会焦虑？这牵涉到人的特质，牵涉到人的本性，牵涉到我们是否对人有一个更完整的认识。
罗洛．梅发现，焦虑是人的本性，只有非人的存在才能免于焦虑。当我们确定这一点，我们才能妥当定位心理治疗的方向。
既然焦虑是人的本性，那么治疗焦虑就不该以「消除焦虑」为目标，因为这个目标是不现实的。
故存在心理治疗在治疗焦虑方面，强调的是帮助一个人学会「在焦虑中生活」。
2020迄今，我感受到疫情带来的焦虑弥漫在社会中，这分焦虑带来的挤压跟扭曲，随疫情变化，时而浓烈，时而稀薄。
焦虑的气氛剥夺求生所需的氧气，焦虑带来的生存压力，不只我在承受，还有很多人在承受著。这分焦虑，以及连带的恐惧、不安、仇恨等等，就像一把把凶器，被不同的人们利用。有的人以此伤害他人，有的人则划伤自己。
然而，焦虑可以成为助人的信号，也可以成为伤人的武器。焦虑可以使人彼此联系，形成共同对抗伤痛的同盟。焦虑也能逼使人们互相撕扯，使彼此变成水火不容的敌人。
4.
疫情带来部落主义，国与国之间互相推诿、指责。如今，大至不同省市，小至小区，甚至楼道、邻里之间也逐渐出现彼此谩骂、指责的态势。这种态势除了让人不安，更让人心寒，乃至于心痛。
应对疫情，靠的应该是科学，是现代医学与公共卫生的防疫成果。由情绪和少数人意志作为防疫的前提，这在我看来是不可靠的。
我想现在这个群体之间互相撕裂的局面，其伤害是否已经超越疫情本身的伤害呢？我不敢说，但我真心希望有关当局要审慎面对当前的境况，回归科学防疫的原则。
近期的疫情，有许多应该由相关专家解释的问题，专家解释了，但他们的声音却不见得被听见。
我想，这时候更需要有渠道让公卫、流行病学等方面的专家出来发声。正确且全面地解释香港、新加坡、越南等地疫情的相关数据。以香港为例，死亡率背后的数字，比如感染奥米克戎过世的往生者，其年龄平均为85岁，并且多没有注射疫苗。40岁以下且完成疫苗注射的死亡率为0。
除此之外，正确与全面地解读新加坡等地通过疫苗等方式的防疫效果。新冠的副作用，影响生育等副作用比率有多低，而轻症与无症状感染者复原后又有多少并未出现副作用。同时这些感染者，他们往往只需要在家休养即可，更能把医疗资源让极少数的重症患者、其他患有更致命疾病的患者，以及急诊患者。（要知道，这些人并不仅仅是老人而已）。
除此之外回归科学与医学成果，将网络上种种谣言加以驳斥的说明，皆有望降低民众的焦虑，同时达到维护民众生命安全，以及心理健康的效果。
因为焦虑让人不相信科学，不相信他者，人们没有一个内在真正可以相信的东西。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一个谁也不信的人，他其实也不相信自己。这是极致的焦虑处境，也是不少人容易情绪失控、失眠、性欲低落的原因。
5.
回到开头，我提到的《世界奇妙物语》播放过的那则故事。
此刻，我又想起另外一则故事。
郑渊洁曾经写过一则故事，故事描述有辆公车堵在路上。有些乘客想要下车，司机告诉乘客，到下一站才能下。乘客们想：「那就再等一下呗！」结果，这一等就是好几年，于是公车上有些乘客结了婚，甚至在车上生了孩子。
我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脑中有个疑惑，「为什么没有人不顾司机的指示，推开车门或打破车窗下车呢？」
我以为郑渊洁也好，那则《世界奇妙物语》的编剧也罢，他们都在表述某种人的生存状态。
有些人长期以来，他们内在提出问题的能力被削弱了，他们习惯于服从。这种变化，好听叫「接受现实」，难听就是「失去自我」。
在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微博或某些网络媒体上，促使某些人提到结婚和生育，就避之唯恐不及的样子。他们都焦虑且恐惧，都不希望失去自由，但在他们眼前的选择却只会带来剥夺自由的后果。
当然，对于有能力追求自身幸福的人，他们能够更好的应对这分焦虑，所以他们不会成天诉说「结婚就是给男人当免费子宫」，或是「结婚就是帮别人养老婆」的论调。
当一个人沉浸在焦虑中，他就没办法对真正的自由进行反思。那些强调「结婚要有某种前提」，比如房子、车子等等的表达，都是在说：「我要贩卖自由了！我希望我的自由卖到一个好价钱！这样我就甘心了！」
这是对自由的放弃，也就是在放弃自己。
反之，为何某些人结婚是喜悦的，并能在婚姻状态中保持幸福的状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一个人无论是否单身，如果他能把握自身的自由，以其真我活著。那么当他和另一个人一起生活，这种生活是个人自由的延伸，而不是退缩。
6.
谈到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或者国家与国民的关系，都是「权力」关系。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当我们谈到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实则我们在谈的是「人民的权力」，更广泛的说就是「人权」。
之所以国家会产生，出现军队、警察等机构，在于人民为了保卫自身的权力，故将部分权力让渡给国家。
这在历史上有一个脉络。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认为国家有保障生命权的义务，故只要国家能够达到保卫人民的生命权，人民就应该拥护其政权。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他认为国家不只应该保障人民的生命权，人民的财产权也该收到国家的保障。
其后，法国哲学家卢梭认为生命、财产与自由权，皆为每个人不可剥夺的人权，国家当保护之。无法保障这三者的å国家是不正义的。卢梭的思想成为后来法国大革命的推力，为现代人权、公民权的基础。
自由，是存在心理治疗的核心观点。一个心理健康的人，他必定在一定程度上活出了自由的状态。而所谓自由，就是活出真实的自我。
当我们遇到一个人，他能让我们感觉和他在一起仍是自由的，也就是和他在一起，双方都还是能继续做真正的自己，这种关系的结合。无论是婚姻、友谊或国家与国民，都符合存在心理治疗的健康观点。
7.
见证近期发生的一切，我恳切希望我们能让防疫回归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通过正确且完整的说明，降低民众对防疫的焦虑与恐惧，缓和当前人民之间的冲突、矛盾和部落主义的壁垒。
人心之毒的危害不亚于病毒，希望我们能通过科学与理性、合作与互助，度过这次难关。
这个难关，需要我们重新反思自由对我们的意义，反思「我是否活得自由？」，以及「我是否活得真实？」两个问题。
如果在这两个问题上，有人不给你反思的机会，而是要你必须这样做，或者那样做。我会建议你，先给自己腾出一点空间好进行反思，好让自己能够听取自己内心的声音。
当我们能够好好听从内心的声音，承认我们的焦虑，而不是著急寻找一个说服自己的答案，我们才能渐渐回归对自我的真实感受，进而去感受他人的真实。进而，真正的关系才能展开。
人们才能重新开始互信，正如重新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我能为自己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