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瀚诗空的灿烂星辰 ――――南宋江湖诗派研究

【摘要】江湖诗派是南宋形成的一个较为独特的诗人群体。它兴起时,江西诗派已经衰微多时。江湖诗派继永嘉四灵之后,给寂寞的南宋诗坛增添了活力。它是南宋政治日益腐化,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且文化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的背境下产生的。江湖诗派诗人的产生、发展、壮大,表明了那个时代那个阶层的处境和思想。本文首先对江湖诗派诗人的特点作一个简要的介绍,然后着重探究南宋江湖诗派形成壮大的原因。

【关键词】江湖诗派 概况 出仕 归隐 家国身世 价值规律 迎合大众

江湖诗派概况

中华诗坛,浩若星空,在这恢宏浩瀚的诗坛中,有一枚永远是民族诗坛的灿烂星辰,那就是江湖诗派。

八百年前的烟雨江南,靖康之后南渡的遗民已经老去,南宋诗坛再也不复陆放翁在时那种爱国的呼声与慷慨之气,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也已不在人世,取而代之的是“永嘉四灵”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等诗人。在永嘉四灵之后,一个新兴的雄视南宋中后期文坛的诗派开始显露锋芒。这是一群中下层社会知识分子创立的诗派,是以刘克庄为领袖,以杭州书商陈起为声气联络,以当时的江湖游士为主体的南宋江湖诗派。江湖诗派有诗人一百三十八人,是有宋一代参与人数最多的诗歌流派,就连声威显赫的江西诗派也难望其项背。

江湖派因书商陈起所刊《江湖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等诗歌集而得名。江湖派诗人的生活年代不一,身分复杂,有布衣,也有官宦。但其中以那些因功名不遂而浪迹江湖的下层文人的作品较有影响,如刘过、姜夔、敖陶孙、戴复古、刘克庄、赵汝迕等,都是代表人物。

江湖诗派诗人多以江湖相标榜,作品表现了他们不满朝政,也反映了他们企羡隐逸的情绪。江湖诗派的部分作品对南宋社会有较为深刻的反映。这些诗作或题咏山川、或记述事件,借以抒发作者爱国情怀,发泄对朝廷的不满,指斥权贵的丑行,再现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他们坦白率直地将自己的物质欲求宣之于诗歌,在这些字符的奇妙组合下,五彩明灭,祥云变幻,金钱华居、醇酒美人,一一呈现。他们丝毫没有顾及当时士大夫尖刻的嘲讽,也没有想到竟然招致千年难洗清白的“尘俗”的恶谥。

江湖派诗人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古体诗和七言绝句上。他们大都不满江西诗派在诗中堆砌典故、炫耀学问的倾向,力求平直、流畅。许多人和“永嘉四灵”一样,崇尚晚唐诗风,但又不像“永嘉四灵”那样专守律体,尽力锻造。一些江湖诗人喜欢仿古体乐府,或雄放劲切,或质实古朴;也有一些人专在绝句上下功夫,细致精巧,长于炼意。如叶绍翁的《游园不值》,就脍炙人口。

南宋文人归隐与出仕同样艰难

“江湖”是与“出仕”做官相对的概念,比如说:“身在江湖,心存魏阙”,“人在江湖,身不由已”等等。李商隐的著名诗句:“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也是这个意思。

“进则朝廷庙堂,退而江湖山野”。对于中国古代的文人来说,出路大约只有两个:或是出仕或是归隐。自隋开科取士以来,“学而优则仕”已是读书人的最佳出路。头悬梁,锥刺骨,凿壁偷光,囊莹映雪,发愤苦读的目的,就是“白首为功名”,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能够“治国济家平天下”,光宗耀祖,兼济天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是大约是所有读书人的愿望。但官场不是读书人想进就能进的,特别是重文轻武的南宋时期,参考人数与录取人数的比例达到五百比一。纵有凌云之志,经天纬地之才,却无人识得,或是小人当道,阻塞进贤之路,壮志难酬者是绝大多数,于是便常常感叹于“英俊沉下僚,圣贤多寂寞。”

绝大多数的文人,在应考失利后,求仕无望,只好心灰意冷地回到故乡。不得不断了做官的念头,隐居在深山,做一位真正淡薄功名利禄的隐士。所谓“归隐”,也只是文人的一厢情愿。正如出仕的道路很艰难一样,归隐也不是一件易事。

要想真正地归隐,要有个前提,就是要有寄托情山水的享乐本钱。有了起码的生存资本,才有资格行走在山水之间,徜徉在阡陌之上,仙风道骨般有滋有味地吟诵“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否则,当“草盛豆苗稀”,收成无着,温饱无望,归隐靠什么维持生计呢?对于处于亡国边缘的南宋落弟文人来说,也许更多的是不能隐。因为宋室南渡,南宋的百姓已经失去了接近五分之二的国土,而且因为土地兼并,落弟的文人更多的人是没有土地可以耕种了。失去土地的饱学之士失去了生活来源,所以,归隐对于南宋的文人来说,与出仕一样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  就拿开创职业诗人先河的 姜夔来说,终其一生就是一个布衣清客的身份。他一生漂泊不定、居无定所,在很多地方都有他生活的足迹。他一生都在飘泊羁旅之中度过,是一个没有自己家庭、房舍观念的人,少年依姊、青年游历、壮年依萧、晚年依张、卒时只有词友吴潜等人为他料理后事。可与柳永死后是生前友好之妓凑钱哭葬之事相参看。

 更何况还有一个“不想隐”的问题。按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来衡量,读书就是为了出仕,能够谋得一官半职,才算不虚此生。在古代文人中,视功名为浮云者有之,可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读诗书,就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享受荣华富贵。在历朝历代的政权更替中,主张要有气节操守的是文人,但事后往往最没有气节,最不讲操守的还是文人。中国有句古谚语叫:“老而无耻莫如冯道”。在战乱纷起、天下无道的乱世,文人更容易放弃一切做人的准则和尊严。

江湖诗派的成员大多落魄江湖,正是因此,他们也会有许多干谒权贵之人。江湖诗派打破了南宋诗坛的寂寞,代表了南宋中后期的主要诗风,但是这样的诗派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也和江湖诗派诗人干谒权贵,以此作为求名获利的手段有关。现代学者刘大杰甚至在其《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毫不避讳地说道:“这群江湖名士有一股恶习,便是人品的低落,他们每以诗人干谒公卿,以作求利禄获名利的手段。”还说“诗人到了这种如此地步,真是堕落到了极点”。虽说江湖诗派干谒公卿,求取名利的说法大致无错,但作为一个庞大松散却又在南宋中后期蔚为大观的诗派,江湖诗派的形成是由什么造成的呢?

江湖诗派产生的历史背景——家国身世的飘零

江湖诗派产生的时代,正是“山河破碎风飘絮”,南宋小王朝偏安一隅,苟且求存的时代。开禧二年,韩侂胄北伐失败,次年,韩侂胄首级被送去金都乞和。嘉定元年,南宋与金国再次签订了和议,从此,宋金两国之间进入了相对和平稳定的相持阶段。如果说赵构在临安立足之初,尚有南方各路勤王部队,北方也到处有抗金义军的烽火,但到第二代孝宗时,由于赵构的不抵抗主义,整个南宋已经安于“直把杭州作汴州”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了。很多江湖诗人就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辛弃疾、陆游等尚且志不得展,何况一个个无名的后生?如戴复古这样“负奇尚气,慷慨不羁”,空怀一腔忠心报国的男儿热血,又哪里有用武之地呢?

在南宋中后期,国力日衰,士风日下,整个社会处于亡国边缘的奢靡颓废之中。南宋君王昏聩,奸相乱政,比之北宋君王励精图治,士大夫勤勉自律有天壤之别。通过恩荫入官的“官二代”大多素质低下,许多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造成了士大夫阶层腐败作风的滋长。在陈起始刻《江湖集》的前一年,权相史弥远擅行废立,次年又逼死了已被废黜的济王赵竑。史弥远为了钳制舆论,便从新刊的《江湖集》中找出“东风谬赏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和“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等诗句,诬为讥刺朝政,对作诗者进行迫害,《江湖集》被劈板禁毁,且诏禁士大夫作诗。“江湖诗祸”的发生一方面影响了江湖诗人的创作,使他们畏祸而较少咏及时事;另一方面相当于又政府部门替江湖诗派做了宣传,使江湖诗派名扬一时,提高了他们在诗坛上的声誉。

南宋后期,一些没能入仕的游士流转江湖,以献诗卖文维持生计,成为江湖谒客。当时杭州有一个名叫陈起的书商,喜欢结交文人墨客,其中有低级官员、隐逸之士,也有许多江湖谒客。从1125年(宋理宗庆元年)开始,陈起为上述诗人刻印诗集,总称为《江湖集》。以江湖谒客为主的这些诗人就被称为江湖诗派。由于被收入《江湖集》的诗人身份各异,又没有公认的诗学宗主,所以江湖诗派是一个十分松散的作家群体,他们只是具有大致相似的创作倾向而已。

江湖诗派产生的社会背景——价值规律的介入

有宋一代重文轻武,读书人的地位也是空前提高。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吸取唐朝为藩镇灭亡的教训,立下不杀士大夫的规矩,而由于读书人的待遇又极为优渥,因此除了王安石变法时,有宋一代的冗官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士大夫们钟鸣鼎食,而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恩荫制度直接导致了冗官态势的出现。到了南宋后期,积重难返。南宋科场上的种种痼疾,使得士子们为了争取榜上有名,不得不重拾唐人故伎,多方结交名公贵人,向他们投献诗文,这就是干谒。当年,西湖之畔,杭城内外,士子们袖诗怀文,风尘仆仆,奔走豪门,成为一大景观。这相对于北宋人的高雅情趣,的确低下。然而,北宋人为应付严格的科举,注重学习,书本知识虽丰富,但多不谙世情,生活面狭窄,眼光短促。南宋人为结交名人,求官乞财,必须游走干谒,这就使得他们阅历丰富,世态洞悉,人情练达,经济务实,这倒多少有些符合“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古训了。当然,媚俗、趋利的弊病也在腐蚀士人脊骨,造就一代世风,“白头还对短灯檠”变成了“笑尔随群走干谒”。

南宋商品经济发达,不少地主兼营商业,形成了庶族地主阶层。永嘉学派的叶适广泛探讨经济问题,宣扬功利主义,反对贵义贱利,尤其他主张保富,扶持商贾,对江湖诗人的产生有着很大的影响。其时,卖书的书商们,奔走干谒以诗求利的士子们,都对叶适的高论产生共鸣。“重利轻义”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大相径庭的价值取向。文化精神和经济政策在“轻义”、“重利”上发生的共鸣,一方面使商品经济在南宋长足发展,一方面也使文化领域出现新气象。这种共鸣称为“儒商互补思潮”。在南宋大地上兴起的这股儒商思潮,正是江湖诗派得以产生的社会学基础。

正如贾谊所言:“仓禀实而知礼节”。面对生存危机,“不为五斗折腰”成为过去时。南宋“说话”方兴未艾,这门伎艺从诞生起便是精神商品,听众付出一定酬劳,来换取精神的愉悦和寄托;艺人凭着引人入胜的叙说,收取一定报酬,以维持自己的生活。说话的强烈商业功利色彩给予了江湖诗人诸多启发,于是,公开以诗篇换取金钱的呼唤,在江湖诗集中此起彼伏,其中包括用诗歌干谒争取金钱,如刘过《上袁文昌知平江》云:“书生不愿悬金印,只觅扬州骑鹤钱”; 危稹《上隆兴赵帅》“更得赵侯钱买屋,便哦诗句谢山神”。还有的让书棚将自己的诗集刊印出售以获利,如戴复古“七十老翁头雪白,落在江湖卖书册”。但以诗换钱之路并非易如反掌,作为士人,无所成就而沦落江湖,内心总是苦闷的。他们常常和着血泪吞下干谒无门的悲哀和干谒无成的失望,他们的诗歌真实地记录了这一特殊阶层人们的特殊情感。

很多人在科举无望和经济拮据的双重压力下,放弃举业,自处“江湖之远”。江湖诗人写奔走干谒的游士生活和情感,带着殷切的希望,发语诚恳,言为心声,这正是江湖诗作的真实的地方,是它的生命之所在。这是士大夫兼官僚的上层文人不曾也无法涉及的。若是江湖诗作中没有这种俗气,那就不是活生生的江湖诗人了。更重要的是,身处困境而四顾无援的游士们终于意识到精神产品的价值,手中的诗稿可以换来衣食钱财,用今天的眼光审视,它分明凸显出了艺术市场价值规律的支配。

江湖诗派产生的文化背景——迎合大众的市俗化

在宋代,诗词的创作上,分为两大流派:江西诗派和江湖诗派。江湖诗派的人数比江西诗派更多,成份也相对较复杂。江湖诗派在诗风的倾向性上,跟江西诗派出很不相同,他们不像江西诗派出的堆砌典故、炫耀学问,而是力求通俗易懂,节律圆润,朗朗上口。江湖诗风的形成跟一个特定的人物有关。这个人就是在南宋临安开书铺的陈起。

陈起作为一个书商,他要卖书,要赚钱。他就以开书铺的方式联络召集江湖诗人。他与江湖诗人联系非常密切,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创作。江湖诗人想靠卖诗维持生计时,他就会设定一个课题负责组稿出版。宋代也是市民社会,市场上需要什么样的书,陈起就规定什么样的课题。江湖诗人写出来的小诗结成诗集《江湖小集》。最初,江湖诗人与市场之间的联络就是陈起。市场需要什么,陈起就对诗人提出什么样的要求,诗人也配合书商的要求进行创作。

因此,江湖诗派一开始的形成就与众不同,当时的小市民读者圈,市场需求决定了书价,大部分读者就只买得起小诗集。那么,读者喜欢什么样的小诗呢?

北宋到南宋,诗词的风格,流派经历了很长的一个阶段。北宋初年,有宋初三体:白体,晚唐体和西昆体;后来经过欧阳修,梅尧臣,苏东坡等人在文学上的探索,宋诗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和特定的道路;再后来发展到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他们以自己的创作与唐诗形成了两座高峰。江西诗派为了突出自己存在的价值和与唐诗的不同,创作的时候有意回避,挑战唐代诗人的成就,江西诗派因此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是到了南宋,经过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一脉相承的走向之后,江西诗派有了衰落的趋势。因为重复在某种风格上的心理厌倦,读者期待新鲜的因素。正是在这种种文化背景和人们审美心理因素的影响下,江湖诗派面临着的文学创作的革新。这种革新以复古的形式出现了-----他们选择了晚唐体。

晚唐体由贾岛,姚合,发展到九僧,林逋,魏野,一直发展到永嘉四灵。永嘉四灵是江湖诗人的先驱。江湖诗派认为唐诗最重要的价值体现在五言律诗和七言绝句上。他们认为五言律诗的格律最成熟,最有成就。所以,他们往律诗和绝句上下功夫。比如江湖诗人的先驱赵师秀,绰号叫“五言砖(长)城”,意思大约是,写五言诗,他是一座无人能逾越的长城。清代赵翼说:“自中唐发后,律诗盛行,竞讲声病,故多音节和谐,风调圆美。”永嘉四灵和江湖诗人在诗歌创作上,特别讲求声律,呤咏起来,圆润,朗朗上口。人们对永嘉四灵的评价有八个字“敛情约性,因狭出奇”。收敛性情放在圆润的格律上,要在四十字的篇幅里写出新奇,这考验的是精准的用词。这就要苦呤了,要非常刻苦地推敲吟诵,正所谓“两句三年得,一呤双泪流。” 

 江湖诗人生活在市井小民中间,他们的眼光是向下的,他们常常关注民生疾苦,在叙写咏叹中体现出他们的平民本色。线性思维平易顺畅是江湖诗人诗歌创作的主流。

江湖诗人在诗歌创作上,就是迎合大众文化需求,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

1、题材上叙写女性及恋情

宋人多用词写男女之情,而在诗中很少涉及这一方面的内容。江湖诗派是宋代唯一一个在诗中较多言及爱情的诗歌流派,其原因正在于他们学习“香奁体”,师法了擅长写男女之情的韩偓。

2、风格婉丽缠绵

姚贾和四灵之诗重在以清新刻露之辞写野逸清瘦之趣,诗风趋于寂寞寒苦。许浑则偏好于写江南水乡景色,诗歌显得工切圆熟。而韩偓的香奁诗善于抓住女子刹那间的神态情思作深入细致刻画,或者书写别后悠长无尽的相思之情,自然形成了一种深婉清丽的风格。江湖诗人们学习韩偓,效法的正是这类诗作。如芳庭斯植《春夜》:玉楼台畔柳生烟,况是春风杜宇天。一片月光凉似水,半扶花影上秋千。


江湖诗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产生,是家国身世的飘零让江湖诗人们身不由已;价值规律的嵌入,江湖诗人群体在社会动荡的背景中蜕变;而迎合大众的市俗化,江湖诗人也让高雅的诗歌文化走下神坛,让更多的民众感受到文化的熏陶与浸润,这都来源于江湖诗派的历史功绩。江湖诗人们在岁月的长河中流逝,带走的是国家破败的凋零,带不走的是江湖诗派在中华诗坛中的突出地位。

【参考文献】

1.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1995。

2. 文史知识 1998年11期 冯乾《近二十年来南宋江湖诗派研究综述》

3.《内蒙古师范大学》2006年 《南宋江湖诗派研究》赵海霞

4.张弛 《论中国文人的出仕与归隐》

5.内蒙古工业大学(社会科学版)第19卷第2期《江湖诗派形成初探》

6.张希清 《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J】  7.张瑞君 《南宋江湖诗派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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