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的阴云渐散，关乎民生的行业早已陆续复工，学校还尚未完全复课。
7岁的柯恩雅，每天随她的父母一起上班。父母在湖北宜昌五峰渔洋关镇一家菜市场做卤菜。父母摊位的案板下，食品包装箱支着一块木板当成桌子，桌上摆着笔记本电脑和学习用品。在逼仄的空间里，柯恩雅每天蜷着身子上网课。妈妈边照顾生意，边检查她的网课作业。
几张记录柯恩雅上网课的照片，被传到网上后，迅速发酵扩散。巨大的流量和关注度让柯恩雅成了菜市场的“小红人”，她的妈妈不得不发微博回应。
突然想起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她叫张燕博，也可能是叫张艳博，湖北人，也可能是浙江人。为了确认，我给一个小学同学发了微信。同学回复说，“早就对不上号是哪个人了。班里就你记性最好，如果连你都记不清了，别人怎么可能记得。”算了，这不重要。
三年级时，张燕博转到了我们班。小学时，同学流动相对频繁，转学是很平常的事，每年都有同学转来，也有同学转走。张燕博的到来，成了我们班唯一的非京籍小朋友，唯二的农村户口，唯一的非独生子女，她有一个弟弟。
非京籍，意味着张燕博只能在我们小学借读。“借读生”的身份也成了同学们日后回忆起她几乎唯一清晰记得的标签。
张燕博的父母在距离学校不远的太平庄菜市场卖菜。说是菜市场，其实就是太平庄胡同南北两侧一些摆摊儿的。张燕博家的摊位在胡同南侧，有个铁皮柜子，蔬菜摆在柜子面上售卖。
和我们小学门口的马路相垂直的有几条胡同，太平庄胡同、苏公家庙、杨家井。中关村西区落成后，所有这些胡同随之消失。我的小学现今仍在，学校门口的马路也没有更名。在以前太平庄胡同的位置往北一点有了一条新街——通惠寺街。这是一个新的名字，只有“新人”才熟悉的名字。
张燕博身材瘦高，个子中等偏上，学习成绩中等偏下。在不用穿校服的日子，张燕博也经常穿着校服或破旧的运动衣，很少穿新衣服。她的衣服总是不太干净，鼻子下也常带着干凅的鼻涕印，头发泛黄、有些柴，像鸟窝。在小学生尚未对体面形成认识时，女生普遍比男生更爱干净。张燕博是个明显的例外，更像是一个“野孩子”。
除了衣着上和其他小朋友有些格格不入，张燕博在性格上也不是活络的孩子，很少能跟大家玩儿到一起去。由于和谁的话都不多，她几乎不可能成为小朋友间谈论的对象，这也使得在多年后的同学聚会上，她只是以“那个家里卖菜的借读生”被简单的回忆一句带过。
每个学期的学费是班主任收，借读生要单独交一笔借读费，借读费直接交到学校。每次收学费时，班主任都会当着全班小朋友的面和张燕博确认是否交过解读费了。
我不知道每次被确认身份时张燕博是什么感觉。二年级有次一个同学到老师那告我的状，我在课堂上针锋相对予以回击。班主任看我委屈的快哭了，选择了信任我，说了句，“XX的家长都是知识分子，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怎么会随便说谎呢？”这句话说完，我脸上当时热辣辣的。我不知道班主任嘴里的“知识分子”到底是个什么定义，但我有一种被和其他小朋友划开阶层的感觉。我想张燕博每次被当众提醒身份时，会不会也是这种尴尬难堪呢？
每年运动会，张燕博都能在中长距离跑步项目上擦边拿个名次。每次比赛，在同学们的加油呐喊中，她都神情坚毅地拼尽全力。这也许是她在这个集体中感到最有尊严的时刻。
张燕博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处于中下，我记得有班主任曾“督促”过她，“虽然以后不在北京上学和考试，但长大总不能也像父母一样还卖菜吧。”可能我记错了，希望是我记错了。可是想到历任班主任对我这种成绩拔尖的调皮鬼都不遗余力不留情面的不时“羞辱”，也许她们对张燕博说过的话更重。
张燕博家的菜摊距离学校也就百余米的距离，距离我太姥姥家也不远。太姥姥家旁边有一个游戏厅，5毛钱一个币。在三年级开始“学坏”后，我经常光顾这家游戏厅。无论去太姥姥家，还是游戏厅，都要经过张燕博家的菜摊。她有时候在菜摊上写作业，有时在菜摊后面和弟弟玩耍。看到我时，她都会主动的喊我打招呼。
五年级的春天，年级组织去昌平的九龙游乐园春游。这是小学几年里外出最远的一次春游，也是小学阶段最后一次春游。前四年分别去了香山植物园、紫竹院、玉渊潭和陶然亭。九龙游乐园对于我们来说，又远又贵。
张燕博说她不去了，班主任号召我们给她捐钱，说六年级她就要回老家读书了，这是小学最后一次春游了，别把她给落下了。当时家长一个月的收入基本都是3、500块钱，不知道张燕博家长能挣多少，但两个人干一份风餐露宿的工作，养两个孩子，几十块钱的春游钱都出不了，收入应该不会太好。于是全班同学把张燕博的春游钱给凑上了。她会感觉到“集体”的温暖吗？多年以后她还会记得这次春游吗？
六年级，张燕博就转走了，没有户口，只能回老家继续上学。从此，再也没有同学有过她的音讯。
柯恩雅小朋友在菜市场案板下上网课的照片之所以能在网络迅速广泛传播，很大程度是源于这样带有“冲击力”的画面，让很多终日视野只停留在一二三线城市朋友圈的网友看到了另一种生活。环境的不同，对于一些人习以为常的生活在另外一些人看起来就显得不那么“正常”。谋生的方式有很多种，总有人会在夹缝中求生，他们的孩子的成长环境，也不可能有太多的选择。
网络的传播，让人们更容易被“有冲击力”的画面吸引，也会容易产生对广袤中国不熟悉的群体错觉。那种茅屋陋室桌残椅缺不避风雨的教室，是最容易被记住的，因为画面“有冲击力”。而最近十年，这种极端恶劣的教学环境，在大幅的减少，校舍的条件改善的速度非常快。我去过很多山村的小学，当我把所拍的照片给朋友们看时，他们都非常吃惊，表示条件远比想象的好，经常会听到“可比咱们上学那会条件都好”。拜托，二三十年过去了，小时候的冰棍还两毛钱一根呢。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翻了多少倍了？
捐一所学校，用不了太多的钱，改善校舍的硬件条件是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很容易操作。但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质量，在可以预见很长的未来里，都是非常薄弱的。你很难想象在有些地方的孩子连钟表都不太会认就混到初中了，在很多偏远地区体罚和暴力是最常规的教育手段。
无论是现在和柯恩雅和曾经的张燕博，在某种程度上，她们还是幸福的，至少她们在童年在父母身边成长。童年阶段，父母的陪伴，尤其是母亲，对儿童的心智健全发育至关重要。
有个名词叫“留守儿童综合征”，其主要表现为：学习成绩下降、厌学、逃学甚至辍学现象时有发生、性格孤僻、脆弱、道德真空等。长期得不到父母关爱、与家人缺少交流以及家庭贫困共同促使留守儿童心理逐步异样。
中国留守儿童的数量庞大，其中双亲均不在身边的比例非常高。欠下的债，迟早要还。留守儿童长大后，会到城市里打工。大量的“问题青年”会来“讨债”，付出代价的人或许就是你和我。
因为照片的曝光，柯恩雅已经受到来自网络上的“关怀”，她妈妈已经在网上晒出了“热心网友”赠送的照明灯具。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未来可以关注留守儿童的问题。毕竟，不只有站在浪尖上的才是后浪。
（写作时间2020.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