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白雀听经”，身后“舌灿莲花”——湖州法华寺道迹神尼传奇的历史文献记述
@铁山青士（笑独行）[述记]
近期因搜罗湖州城北白雀山法华寺相关资讯而得见道迹神尼（道迹禅师）的传奇，颇受其疯狂和执着的履践精神之触动。鉴于道迹神尼乃是湖州土生土长的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不从详了解她的传奇即难以理解和体会有着白雀寺之俗称的法华寺，作为清末民初湖州四大丛林之首的魅力和好处所在（对于湖州法华寺而言，应该是比妙善公主的传说还更重要），遂对与道迹神尼传奇直接相关的佛教和地方历史文献记述文字作了一番发烧爱好性质的考察研究，同时对几个关键的文言记述文本加以力所能及的梳理和浅尝辄止的读解。
经查，道迹神尼的传奇因《法华经持验纪》之记述而广为善信所知，而首尾完整的记述则首推《法华经显应录》。
清周克复纂《法华经持验纪》卷上记述“梁吴兴尼道迹”本事云：“号总持，得法于菩提达摩，遁居湖州弁岭峰，昼夜诵《法华经》。诵满万部，不出山者，凡二十年。后归寂，塔全身于结庐之所。大同元年（即公元535年），塔内忽有青莲华一朵，道俗（道人与俗人合称）异之，启视，见华从舌根生。州郡录奏，敕建法华寺。”
相比之下，宋宗晓纂《法华经显应录》卷下记述“湖州[道]迹禅师”传奇本事更为详细生动：首先是交代道迹“不知何许人，得法于菩提达摩（即达摩祖师）”，同时作为对道迹“遁居湖州弁岭峰”缘起的交代，指出“考之《传灯[录]》，达摩不契梁[武]帝，遂往少林[寺]面壁九年”；其次是特别揭示了道迹在“菩提达摩”那里被认定为“未阶于得髓”（即只是“得肉”）这一事实，高度肯定了她没有因此放弃“履践之志”的行为，也就是“即遁居湖州弁岭之顶峰，昼夜诵《法华经》”，直到“满十万部，几二十年不下山”。
而《法华经显应录》对道迹神尼身后事的描述也更为丰富具体：“后归寂，塔全身于结庐之所。至大同元年，塔内忽有青莲华一朵，道俗异之，因启看，见尼肉身不坏，其华从舌根生。又于中获《莲经》（即《法华经》，全称《妙法莲华经》）一部。州郡录实表奏，敕置法华寺。是寺大宋改额观音院，则以法华名山。尼之塔至今犹存，淳熙中住持僧净然重立祖堂以奉香火，题石记云。”
《法华经显应录》记述的“湖州[道]迹禅师”传奇本事都说明了什么呢？
首先，道迹神尼的故事是确有其人其事的传奇，而不只是民间传说；
其次，道迹虽然身世不明，却基本上可以断定是正宗的吴兴人（另有相关资讯可佐证道迹为南朝齐梁间人，圆寂于南梁初年）；
第三，道迹是达摩祖师的弟子（据说作为女弟子还是唯一的），其修佛曾经在达摩祖师那里遭受了被认定为“未阶于得髓”（即只是“得肉”）的打击；
第四，道迹的得道实际上是疯狂和执着——昼夜不息、近二十年闭关——混合作用的结果；
第五，道迹圆寂后以灵塔形式葬全身于“结庐之所”（这“结庐之所”按常理不应该在山顶上，但与诵经之地相对应、同在“弁岭之顶峰”或“弁岭峰”范围内却是无可置疑的，如今法华寺所在的法华山或白雀山南麓位置似已有所偏离）；
第六，法华寺是在道迹灵塔生出一朵青莲花（包括“道俗”发现道迹肉身不坏、青莲花系从舌根生出）的南梁“大同元年”敕建的，也就是说，法华寺始建于公元535年（清光绪《乌程县志》称敕置于南梁普通二年，也就是521年，不知所据为何；而作为法华寺最大特色之一的“真身殿”自然也是535年之后筑就的，有相关资讯称，信众因认道迹为观音大士应化身而筑“真身殿”于其灵塔之上；由于白雀山以道迹为开山祖师，又由于拥有一座庇护道迹灵塔的“真身殿”，法华寺从一开始就被特许僧尼共侍同修，并规定“真身殿”只归比丘尼“供养”）；
第六，法华寺所在的弁山余脉石斗山早在宋代即已因法华寺而改名为法华山；
第七，法华寺内的道迹灵塔到南宋中期的淳熙年间仍然保存完好。
其间，“大宋改额观音院”这一记述当有误。经查，观音禅院系由法华寺高僧释大光建于中唐大历年间，最初并不属于法华寺，五代时才并入已由吴越国改额为惠觉寺的法华寺。中间据说法华寺还曾在唐代后期“会昌法难”中遭毁，唐末重建（因相关资讯称“昭宗乾宁中，相国李绅重建”，故遭毁与重建均存疑，因为与湖州法华寺高僧释大光有旧的诗人宰相李绅早在会昌六年就去世了，而乾宁中的唐昭宗已苦于遭藩镇抢夺和挟持，宰相王溥根本不可能顾及重修佛教寺院）。北宋中期，法华寺再蒙赐额惠觉寺。这就是说，法华寺改额为观音院这种事情显然是不存在发生条件的。
当然，对于道迹神尼传奇故事的构建来说，完全依靠《法华经显应录》和《法华经持验纪》的记述还是有所欠缺的。何以见得？因为其中找不到如今法华寺标榜的“白雀听经”传说的蛛丝马迹。也就是说，于今观之，道迹神尼传奇的广泛流传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白雀听经”等传说元素的附丽和推助（而当今法华寺的教法复兴和香火接续似乎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讲好自己的故事对于一个组织或机构品牌文化的构建和打造是多么重要）。
那么，“白雀听经”的传说在与湖州法华寺和道迹神尼有关的佛教或地方历史文献中是否有记载呢？经不懈努力和多方查找，在下最后终于在清雍正《浙江通志》卷二百二十九“寺观”（湖州府乌程县“法华寺”）中找到了一段极为简略的记述：“《乌程县志》：或云，道迹每持经，时有白雀旋绕，作听法状，[故]又称白雀寺。”虽然只有三四句话，但却不容置疑地证明：至少在清代前期以前，法华寺就已经有了白雀寺之俗称，而“白雀听经”的传说也在湖州善信中广为流传了。
与此同时，《浙江通志》还记述了法华寺从宋代到清代前期的沿革：“宋治平间，改赐惠觉。元季毁。明万历间，僧如松重建，仍名法华，嘉兴宋旭绘《名山十一景》于殿壁，凡五月而成。国朝康熙间，僧戒青募金重修大殿，向苦担汲（向以汲井担水为苦也），戒青寻五峰泉源，笕引（以长竹管相接引也，笕音茧）入厨，名五灵泉。”其中，鉴于明代中后期僧如松的重建对于法华寺而言具有从灰烬中再生的重大意义，《浙江通志》还特别以夹注方式编录了晚明怪才屠隆所撰《重建法华寺碑记》（附后）。
《重建法华寺碑记》乃屠隆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壬寅），“偶客吴兴”且“暂游”法华寺时，为僧如松所撰，屠隆时年五十九岁，三年后他就去世了。由该碑记可知，僧如松的重建曾得到明嘉万间陆光祖、潘季驯等“名流钜公”的鼎力相助。作为晚明传奇作家，屠隆写戏主张“针线连络，血脉贯通”，“不用隐僻学问、艰深字眼”，该碑记的行文表述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这种主张，堪称深美闳约。
只是白璧微瑕，许是僧如松的传达就有讹误，屠隆在行文中将唐代两位法华寺高僧——释抱玉与释大光混同了。对此，有学者指出，都是南宋宗鉴所纂纪传体佛史《释门正统》惹的祸！明明是相差五六十岁、可能是师徒关系的两位高僧，也有历史文献可稽，为什么就偏偏误成了一个人呢？结果自然是贻害无穷，致使后来不少佛教和地方历史文献以讹传讹……估计僧如松也中招了，而屠隆也就跟着躺枪了。
【附录】
明屠隆撰《重建法华寺碑记》原文全文（铁山青士点校）
有尼总持，居吴兴弁山，幽栖兰若几二十年，虔诵法华满十万部，灭救灵骨，藏之宝龛，舌长青莲，经留黄壤。自梁至唐，总持再来，是为抱玉，一经未毕，五色放光，显化肃宗之朝，敕赐大光之号。吴兴法华，郁为名蓝矣！历岁久远，朱宫碧瓦，散作寒烟，金地宝阶，鞠（通鞫，穷尽也，音拘）为茂草，断碣残碑，漫不可读，荒冈遗塔，岿然仅存，法音不遐，灵气不歇。沙门如松，慨然以兴复为己任，而宰官陆太宰光祖、潘司寇季驯辈，咸以名流钜公、净业檀信，相与助成之。松公戒德既醇，心灵绝巧，身历百苦，力劝万缘，凡所经营，悉有妙法。于是殿堂鼎建，僧寮一新，拱秀发祥；当其旺地，含灵纳气，缭以周垣。光相璀璨，金碧两廊；苍翠蔚然，松杉十里，俾总持之教久晦而重明，西来之传几绝而复续。松公之勤亦至矣，功亦伟矣！[万历]壬寅（1602年）偶客吴兴，暂游兹寺，松公以碑见属，不辞而为之记。
铁山青士附注：该文本见载清嵇曾筠等监修《[雍正]浙江通志》卷二百二十九“寺观”，在湖州府乌程县“法华寺”记述中，正文经在下校订梳理。
（202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