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寻鲁迅意味着什么之前，先思考鲁迅所处的特殊的历史位置。
鲁迅生于1881年，卒于1936年，处在清末民初这一具有发生学意义极为显著的特殊时期，赵园女士认为这样的转型时期是具有“起源”意味的，“结束了什么，又开启了什么”。在如此特殊的时期，历史如何从“周树人”的出场催生出“鲁迅”的世界，鲁迅又是如何在历史中定位自身的。
鲁迅自身的思考提供了妥切的回应，把自己放在发生学意义场中承担“中间物”的使命。“中间物”是鲁迅精神动向最妥切的表达，处在十字路口的交叉点上，中间物既是横向的过渡与承担，也是纵向的觉照与突围。在横向上，反顾过往中被遮蔽的现代性诉求，而在纵向上隐含着个体情感的漫溢。“一切都是中间物”作为鲁迅先生对人生、历史和生命价值的终极思考，具有丰富的内涵，王得后先生认为：“鲁迅的‘中间物’思想，是他最富哲学意蕴的思想，他深入鲁迅的自然观，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历史观和文艺观，可以说‘中间物’思想涵盖了鲁迅对人以及人所创造的一切的看法。”
鲁迅“中间物”思想的来源是严复译书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日本加藤弘之的《物竞论》，依据林贤治《人间鲁迅》的记述，认为鲁迅留学日本期间“读达尔文、海克尔，探究人类发生学；读爱智之士的著作，设法进入其杳杳冥冥的抽象空间，结果还是疑案。”虽然没有具体指出鲁迅是读达尔文原著还是讲解进化论的书，但已经发现了鲁迅对“发生学”的偏爱。大多数学者将“中间物”思想有意无意地作为物种演化论看作流线型序时性的历史意义上的中间物，中间物的定位体现着鲁迅强烈的现实性态度以及深厚的历史意识，既表现出鲁迅先生强烈的战斗精神，也能体悟出鲁迅自觉的自省意识。从“一切都是中间物”出发, 拒绝“普遍、永久、完全”的向往，王乾坤先生从生命哲学的高度将“中间物”的概念置于中西两种文化之间进行诠解，试图摆脱汪晖对“历史中间物”以历时性轴线描述的具有持续“否定——肯定”生成意味的限制，然而“生命--时间”的思考并未能摆脱这层拘囿，反而禁锢性地认为鲁迅拒绝了终极意味的无限追求，而坚守大地之上的现实性。这样的当下之是肯定了鲁迅行动的积极性，却忽视了行动的越界意味，造成了郜元宝先生所质疑的行动的“无心”与“无信”，忽略了对“无限”的坚实向往，存在于固守自身局限的茫然一隅。
鲁迅对“中间物”的概括存在着在发生学意义上对“越界”精神的极富抽象意蕴的生存领悟，中间物的过渡性表示了鲁迅对固有文化多方面的逾越要求,也将自身纳入从有限个体走向不断离弃的无限的追寻境遇中——虽然这个过程是永无止境的，但永无止境的过程正是生命力向上发展历程的轨迹——鲁迅更多的是从人类的精神需求讨论的，并不仅是就于宽泛的历史思考或者价值论断的理论阐释。历史描述和逻辑诡辩都是对生命体验本身的轻忽，历史对于鲁迅而言，不作为简单的时间流迁或者价值上可以充分估衡取舍的材料，而是从历史漫漶的灰土尘烟中去体察事实存在的曾经存活的生命力量，并从遥远的“没有年代”的历史甬道中洞观鲜活真实的现实人生。
鲁迅将“进化观”作为人类跨越自身的类比，进化思想在鲁迅的笔下颇有某些修辞学意味，“进化”意味着涅磐重生的越界力量的真实存在。罗兰巴特认为：“每一个过渡性的转换都具有它的诗意，这种展示都是伪装在功能性的表象之下”，也就意味着“过渡”意义的转化并非在线形的历史回溯中简单的价值转向和生活瞩望，而是富有诗性的意识碰撞和精神对抗。在意义与信仰走失的晦黯的虚无体验中，期待与失望、生存的盲动与信仰的走失构成了精神上的失衡与不稳定的倾向，越界意味的演变几乎是必然的，如同古希腊人所持的思想：“万物终将消逝，唯有演变永存。”越界施展的不是武断的颠覆，而是在摆脱萧规曹随陈陈相因的柩衣，对思想撞击汇合所延伸的问题和未来的可能发生的境况作积极的开拓与支援。在新旧文化交汇特殊时期，鲁迅的文辞中难以摆脱古人思维强大的接榫意志，然而自身感到并不惬意，以为是背负着古老的灵魂，有悖于发生学的真谛。他说：
大半也因为懒惰罢，往往自己宽解，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
作为进化的链子上的“中间物”是普遍意味的，鲁迅提及到的“中间物”是在“转变”中的不成熟的状态，认为一切事物总是在萌生——成长——成熟——灭亡的自然规律中，鲁迅提及到的“中间物”处在“转变”中的不成熟的状态，认为一切事物总是在萌生——成长——成熟——灭亡的路途，而认识到自己的不成熟是最为重要的环节。鲁迅自己正处在具有新的人文意识的发生时期，而促成发生时期的新生的思潮鲁迅均予以肯定。中间物是对自身局限的跨越,必然承受外部处境的迫压,并积极投身于改善这处境的行动中,然而有时认清自身并修改自身是相当为难的,如周作人在《妇女运动与常识》中说：“中国却是怎样？大家都做着人，却几乎都不知道自己是人，或者自以为是‘万物之灵’的人，却忘却了自己仍是一个生物。”在细致审视的隙缝中，鲁迅中间物的思想包含着脱离时代语境中一个沉重的主题，同时也是“中间物”具有“发生”意味的特殊语境，即人的“物”本性。鲁迅首先对人的动“物”兽性本质的认知和对生命戕害的内心体悟有强烈的愤懑。起初，鲁迅还充满激情地提倡在“沙聚之邦”建立理想的“人国”，然而后来他则藉助狂人的口，展示了人的本质乃是兽。正是这种大胆的宣判，让所有高贵的灵魂发现，人是完全可能随时堕落，随时失去生命应有的温热。充满生命力量的肉体事实却是干枯的灰暗的身影，人类充满嗜血的大欲有着广泛的普遍性存在，人与兽之间的界限完全是可以逾越的，人类文明的进步史是一种假想的虚妄，“重独立而爱自繇,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在这似人非人的世界”，“人即是兽本身”的表达，布告了人称为“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被赋予的神性假说成为并不彻底的虚妄，人类世界的混乱不堪，使其心理价值已荡然不在。“在这样的社会里，决不会发生真的自己解放运动的：我相信必须个人对于自己有了一定了解，才能立定主意去追求正当的人的生活，希腊哲人达勒思(Thales)的格言道,‘知道你自己’(Gnothiseauton),可以说是最好的教训。我所主张的常识,便即是使人们‘知道你自己’的的工具。
认识到自身的“物”性，才能承担作为“中间”具有“发生”意味的牺牲精神与追求信仰的重建意义。故有的死灵魂的说教对于人的精神支持日显乏力，于是鲁迅对新生的思想和人的精神的提振给与积极扶持，对自己不成熟的思想的果子给与宽解。鲁迅在攻伐破坏的同时，对人性的衰败，兽性的裸露的发现，总是竭力讽刺，刀剑四起，甚而怀疑一切作为兽本性的人性的合理性。同时，在发生学意义上生成的“孩子”进行保护。
鲁迅在“中间物”的越界过程中完成自己的思考，其承担意识显示的极为充分,在生命的延庚中，兽性的阐发只会走向毁灭，必须离开普遍堕落的势态，价值僭妄得“中间物”思想在另一个层面蕴含着推翻宿命论的色彩，在冷峻的关照中处理人生苦难，而那些在历史空间中积极修改自身的生命成为了人性之光可以清晰照见的尘埃，盲动者难以飞升便只能沉湮在历史的脚板。
于是，毫无存在意识的编年体的历史走向延展为富有生命活力的路，鲁迅对历史中的“刍狗”一般被动、消极、沉醉的生命寄予复杂的情感。人的奴性的历史记忆是鲁迅难以忘却的，他说：“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自然赋与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
历史的时空架构被鲁迅拆散并以高度抽象的形式平铺为无限延伸的失衡的斜面。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促使人们的“有为”向着某种精神的“完全”作内在的努力，在伴有生存苦感痛和精神失衡的体验中，这样的渴仰成为积极性的内化的力量，不断从无知与虚妄中挣脱，踏了铁蒺藜似的黑暗走向较光明的处所，并在越界的行动中不断领悟世界的面貌，形成真切感悟中的独立意识而努力摆脱人生困境的盲动，向着高远的浩渺无涯的“无限”之境潜行，“什么都阻止他不得”，生命自身的反思力量和发展谋求必然要卸除各种人为的阻抑而搭建合理的现代平台，“中间物”所延展得向上的攀升力量碾碎了因果律的或然性，而以时代行走的合力去分析人的走向。
鲁迅显然是将“中间物”作为普遍意义提炼出的，关涉人的精神框架，像背负黑暗闸门一般，承担着某种特定历史环境中任务，他说：“人是进化的长索子上的一个环，木刻和其他的艺术也一样，它在这长路上尽着环子的任务，助成奋斗，向上，美化的诸种行动。至于木刻，人生，宇宙的最后究竟怎样呢，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答复。也许永久，也许灭亡。但我们不能因为‘也许灭亡’就不做，正如我们知道人的本身一定要死，却还要吃饭也。”(《19350629致唐英伟》)“中间物”在时空中承担着不住越界的道义，用以越离固化旧有的足迹。“盖今所成就，无一不绳前时之遗迹，则文明必日有其迁流，又或抗往代之大潮，则文明亦不能无偏至。”并认为“根史实而见于西方者不得已，横取而施之中国则非也。”“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亦以矫往事而生偏至，缘督校量，其颇灼然，犹孑与躄焉耳。特其见于欧洲也，为不得已，且亦不可去，去孑与躄，斯失孑与躄之德，而留者为空无。不安受宝重之者奈何？顾横被之不相系之中国而膜拜之，又宁见其有当也？明者微睇，察逾众凡，大士哲人，乃蚤识其弊而生愤叹，此十九世纪末叶思潮之所以变矣。”偏至意味着“越界”，意味着察逾众凡，别趋一途，生命的路在不断跨域中破除旧有固化思想的束缚和有限经验的框定，拆除了一切奴役的罪责，将生命体验本身从被动扭转为主动。
然而，作为自己的宽解借口，鲁迅无疑将自身行动作为“中间物”的链环。事实上，对于鲁迅而言，个人立场、个人性的中间物意味有时显得更浓郁，并成为鲁迅反复思考的命题。“中间物”对于鲁迅自身而言，具有丰富的“中间”色彩，呈现出难以凝睇的精神世界的多重面向，不可避免地融进了自身的悲剧情绪，鲁迅深感自身的局限，以为“自己并非振臂一呼的英雄”，存念于精神界战士的诞生，一种鲜明的精英意识力图救赎人生存的哀伤，弥合悲苦的裂缝。他竟尔说：“到如今，我还没有深知道所谓悔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鲁迅作为个体在历史特殊瞬间的反应以及对人的命运的关切，“忧时昂进”的呐喊情绪与孤独隐匿的彷徨感受促成其个人状态不断调整的思路，显现出越出各种界限的象征态的自我表达。